罗志恒：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十个问题与思考

罗志恒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罗志恒表示，房地产完全恢复到过去高增速的时代恐怕有难度，主要是人口总量下行、购房人群占比下降。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可能主要源自：城镇化率上升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涌入、人均住房面积提高、更新改造拆建等。

文｜腾讯财经 祝玉婷

本期策划为《经济大家说》第035期

本期嘉宾｜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提到财政政策的研究，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的观点常常能被人提及。他将中国当前财政形势总结为“紧平衡下的负重前行”，并撰写多篇相关报告，参加部委经济形势座谈会，深度分析地方财政债务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思路。

据此，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栏目邀请罗志恒围绕房地产调整优化政策、货币政策未来走向、促消费政策、如何理解财政“紧平衡”与“负重前行”、未来财政发力空间等角度进行详细分析。

罗志恒认为房地产几乎是当前财政经济和城投风险的症结所在，不仅拖累了投资、消费和相关就业，同时房地产市场下行导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加剧房地产行业风险，因此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整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进一步分析近期的政策，罗志恒坦言政策效果将会出现结构性分化，每个城市之间必定存在差异化。随着人口总量的下行、购房人群占比的下降，房地产要想完全恢复到过去高增速的时代恐怕有难度。

在他看来，未来我国经济在货币政策方面在降息的同时，一定要平衡好与银行金融风险的关系。

至于财政的发力空间，他建议，部分有财力的发达城市可以发消费券，同时搞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企业层面应该继续延续税收优惠政策，但减税降费更要注重效率效果，不能搞那种冲击财力可持续性、但企业没有获得感的事情，要尽快稳定宏观税负，否则减税降费等于负债增加；财政既要化解自身风险，比如地方债务风险，又要化解经济社会风险，比如地方烂尾楼、地方中小银行风险。

明年正是分税制改革30周年的时间节点。对话中，罗志恒透露，他近期正与多位深度研究分税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共同发起深度策划探讨。他针对多年来市场和社会上的误解给予纠正：“分税制引发了地方财政困难，引发了土地财政制”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

包括未来的土地财政走向，罗志恒也驳斥了市场常见的两个误解：一个是把国有资本收益率做大；一个是通过产业引导基金孵化高科技产业来带动税收。他认为这两点都是“很美好的幻想”，贸然实施会导致“一地鸡毛”。

以下为对话全文：

01

谈房产政策：完全恢复到过去高增速的时代恐怕有难度

腾讯财经：近期，认房不认贷、首付比例下调、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等等一系列房地产刺激政策密集出台，您如何看待政策效果？未来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

罗志恒：房地产几乎是当前财政经济和城投风险的症结，拖累了投资、消费和相关就业，同时房地产市场下行导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下降，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陆续出现了一些城投风险的新闻报道。所以房地产政策做出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目前出台的政策看，主要是侧重恢复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需求端的活力，更好地实现房地产行业自身的循环。稳地产政策的方向发生调整，从此前供给端保交楼、房企纾困的“输血”转向提振市场需求、加快销售回款的“造血”，需求端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

到底会如何？我预计政策效果会出现结构性分化，很难说每个城市的效果一样，一定是差异化的。

其一，一二线城市销售将好于三四线城市，这种趋势可能在未来都将持续。认房不认贷、下调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下限，主要影响一二线核心城市，三四线城市此前基本不受约束。相应地，这部分被抑制的购房需求，也将在一二线核心城市中释放，甚至可能还会分流走周边城市的部分需求。

其二，新房和大户型二手房销售将好于老破小，这主要是购房人群的年龄结构决定的，过去三年的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居民对小区环境的偏好。从积压需求的结构来看，改善性需求的数量要高于刚性需求。此外，改善性需求要通过“卖一买一”的方式才能享受首套房政策，这将增加刚需二手房的供给。改善性需求释放会提振新房和大户型二手房的销售和价格，小户型二手房则同时面临刚性需求释放和供给增加，成交量将明显上升，但房价可能不会有太大波动。

其三，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不大，其主要作用是两个：一是降低居民还贷压力，增强消费能力，进而提振消费，但具体能有多少转化为消费，是否能恢复到疫情前，可能还要打个问号，因为居民的风险偏好还没完全恢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还在；二是削弱居民提前还贷动机，减少违规使用消费贷和经营贷的行为，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资产的安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息差缩窄，要提前防范化解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

腾讯财经：您认为房地产领域是否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或者说还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真正恢复房地产市场？

罗志恒：完全恢复到过去高增速的时代恐怕有难度，主要是人口总量下行、购房人群占比下降。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可能主要源自：城镇化率上升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涌入、人均住房面积提高、更新改造拆建等。

从各地的情况看，可能还是要集中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需求端还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举措；第二个，是供给端也要给力，否则老百姓对新房仍心存余悸，保交楼的工作要继续做；第三个是要化解房地产的融资压力和债务到期风险，避免大面积破产倒闭引发系统性结果。

第一个，我们将需求端虽然做了优化，但还是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一线城市的普通住宅认定标准过严，增加了不必要的购房门槛和成本，标准未能与时俱进。以北京为例，现行的普通住宅认定标准制定于2014年，五环内普宅总价的上限是468万元。然而随着近十年来房价上涨，许多原本是普宅的房子如今都被动变成了“豪宅”，在二手房交易时将增加购房者的首付金额或税费成本。

目前三四线城市居民担心房价下跌，观望情绪拖累地产销售。不同于一二线城市仍有政策储备，三四线城市的稳地产政策基本上已经“应出尽出”，但房地产市场仍较低迷。在楼市低迷、房价存在下跌风险时，有购房需求的居民也会保持观望，进一步加剧楼市低迷，形成负向循环。

第二个是供给端要进一步发力。部分烂尾楼盘难以“保交楼”，市场化资金不愿也不敢介入。部分楼盘或剩余货值不高、或销售前景不佳、或债务纠纷复杂，难以吸引市场化资金介入，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救助。截至2023年二季度，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的使用量为0，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的2000亿元额度中仅使用了5亿元。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新房限价制约了房企销售回款能力，扭曲了楼市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一线城市怕房价涨，于是新房价格限制低于二手房；低能级城市怕房价跌，新房价格又高于二手房。当前部分城市的新房限价政策，干扰了房企的正常销售回款，加剧其资金链紧张状况。在政府限价干预下，部分低能级城市的新房价格高于周边二手房价，主管部门担心房价指标下行，通过约谈等方式避免降价，导致库存去化艰难；部分高能级城市的新房价格又低于周边二手房价，压缩房企利润空间，并诱发居民投机套利行为，有必要提高对房价的容忍度，发挥出市场调节能力。

第三个是房地产行业风险上升，加剧房企的外部融资难度。当前房企的融资难问题不在于政策约束，而是市场参与意愿不足。例如，“金融十六条”明确提出按照“后进先出”原则，问题项目剩余货值的销售回款要优先偿还新增配套融资和专项借款；商业银行若按要求提供此类配套融资，相关机构和人员“尽职免责”。但商业银行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面对房地产行业持续上升的风险收益比，缺乏参与的动力。

未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要将房企防风险、城中村改造、构建人地挂钩的制度、平衡市场轨和保障轨、改善宜居性等放到更重要位置，推动房地产新发展模式。

房子最终是为人服务的，人流向了哪里，哪里就要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人的需求是往高质量走的，人均面积、住宅宜居性也要加强。

腾讯财经：您认为下半年居民购房意愿会提升吗？房价是否会上涨？不同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

罗志恒：房价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不去评判它了。至于居民的信心会不会恢复，会不会贷款买房？我觉得区域分化会是特别明显的特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一定是区域分化和结构重新调整的格局。对于一线城市，一旦做出调整限制需求端的举措，房地产的销售情况将会有明显提振；对于十七八线的小城市，恢复的情况相对会比较弱。

腾讯财经：您认为近期会有降准的可能性吗？具体什么时候？

罗志恒：从经济基本面的需要来说有降准的必要，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去做如此具体的判断。

我觉得可以，有这个必要，也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

02

谈货币政策：仍有进一步降息空间 出口可能是增长拖累

腾讯财经：近期，随着多个利好政策的连续性发布，多位业内人士认为8月份CPI数据同比涨幅将由负转正，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对于“信心”的建立，下半年要怎么做才能有效提振？

罗志恒：今年是疫情恢复的第一年，是需求集中释放和“疤痕效应”同时并存的，这就出现了经济的结构性恢复。总体看，中国经济在持续恢复的过程中，但这种恢复确实不是一帆风顺的。

其一，说是结构性恢复，就意味着有的行业恢复得较快，有的群体收入恢复较快，失业率下降也较快，比如说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等；但如房地产上下游链条相关、出口链条相关的行业和群体受到一些影响，恢复较慢。

因此，当前我们在看中国经济的时候，要把宏观和微观结合。因为只看宏观，就看不到这些企业和部分群体的困境；只看微观，又片面地只感受到火热的部门，就会过度乐观。

其二，我对下半年基本面的判断，取决于三股力量的综合结果：第一是房地产恢复的情况，第二是出口或外需下行的程度，第三是政策发力来对冲的力度有多大。

首先，我认为房地产恢复仍会是缓慢的一个过程，三季度还是政策的酝酿、出台、消化再传递到消费者的过程，四季度在销售和投资方面可能会有所企稳、降幅会有所缩窄；

出口方面，我认为这块可能会是拖累的力量，因为全球经济在往下走，包括韩国、越南等地的出口现在已经是两位数的负增长，相对而言中国的出口在全球是相对好的，但往后看可能还会是我们拖累的力量，要及时做好稳外贸的工作。

政策发力的对冲力度有多大？比如货币政策方面接下来进一步降息的空间，财政政策方面像专项债的发行进度、动用专项债结存限额空间，从而推动基建企稳回升，保持较高增速。

03

谈促消费：有财力的城市可以发现金 全国范围发有难度

腾讯财经：上半年多位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给居民发钱，才能切实促消费，您认为该不该发？钱从哪儿来？怎么发？

罗志恒：从社会心理层面看，在我们长期的认知里，直接通过“发钱”的方式促消费，它没有对应到一个资产，因此可能会有点难以让所有人都接受。

回到经济学本身，发钱给老百姓消费，老百姓买了某个产品，生产产品的企业收入增加了，这个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也增加了，这么看是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的。

问题是，它的成本是什么呢？也就是“钱从哪里来”的现实问题。

我的判断是有财力的城市是可以发的，但在全国范围内去发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有的区域财政压力较大，收支矛盾比较突出，不具备这个能力去发这个钱。

第二，发给谁？是普发还是发给最有需要的人？比如发1000元或2000元，这对富人群体而言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但对穷人来说就很需要。这引发另一个问题，怎样的群体算“穷人”？用什么机制筛选出需要发钱的群体？

第三，税收结构。我们现在是生产型的税制，如果中西部地区发了消费券、发了现金给老百姓。老百姓买了产品，由于中西部地区生产能力不足，产品往往是从东部地区净购买的，这就导致税又交给了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就不会有积极性。

因此，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要知道，发钱、发消费券只能产生一定的短期作用，而根本上要通过国民收入制度的改革，通过高质量产品的供应，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完善，来提高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的意愿。

第二，建立起一套机制，把中低收入人群给筛选出来，建立直接补贴机制。

04

谈财政形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 存在四方面负重

腾讯财经：近期，您有观点总结，当前地方财政形势是“紧平衡下的负重前行”，从数据或政策上，我们如何理解“紧平衡”？当前需要解决哪些“负重”问题？

罗志恒：“紧平衡”的意思就是收支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些年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增速是比较低的。

今年财政收入、一般公共性收入恢复性增长，上半年为13.3%，1-7月份也有两位数的增长。但如果拿近两年的半年平均增速来看，这个数字仅0.9%，对比2021年的上半年和2021年的1-7月份增速是比较低的。

再看土地出让收入，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在去年负20%增长的情况下，今年还是接近负20%的增长。部分城市可用财力的扩张程度是放缓的，甚至是收缩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大家对城投平台的债务问题很关心。

二是负重，负哪些重？

第一，“三保”，“三保”必须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

第二，我们有“科技强国”的任务，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总需求，供给端提高质量和水平，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循环，这也是财政需要去投入的科技支出。而科技的支出前期是只有投入的，同时还有所得税的优惠，要等到很后期才能有真正的产出，这是战略性的投入。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精准脱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要接续乡村振兴，这也需要政府有大量的投入。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的投入也在持续增加。

05

谈财政发力空间：三方面化解风险 统筹资源偿还债务

腾讯财经：当前促消费、稳增长，财政政策如何精准发力？各地财政“紧平衡”的状态，财政还有发力的空间和能力吗？

罗志恒：具体的发力空间，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上扩大总需求，包括部分发达城市发放消费券，搞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拉动投资、促进投资的恢复。

第二，从微观上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比如减税降费，有针对性地对个体工商户、制造业企业，还有一部分高科技企业，继续延续税收的优惠政策。

第三，精准发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又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财政本身运行的风险，一个是财政去化解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

财政化解本身的风险，在积极统筹资源去偿还一部分的债务，积极与商业化金融机构进行谈判，市场化和法治化展期，拉长周期，压降成本，让当前的日子过下去，让债务风险不要直接地影响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增收、节支的方式，发行一些再融资的债券，盘活存量限额债的空间，来化解债务的问题。

财政还能化解经济社会的风险，一些地方出现烂尾楼，地方政府成立房地产纾困基金；一些地方银行暴露了风险，财政先垫付一部分资金去避免变成社会的风险，地方财政还可以通过专项债来补充银行资本金。

06

谈化债方案：短期一定是以时间换空间，避免新风险

腾讯财经：当前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需要注意处置的力度和节奏。中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解地方债风险方案，您对此有何建议？

罗志恒：一定要有“系统”的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已经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政策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现在处置地方债务风险，要防范处置风险所引发的再度风险，避免处置操之过急所引发的债务现金流断裂，引发金融风险传递到社会上，这是坚决需要去防范的，要系统思维。

我们要注意几对关系的处理：

一、 增量和存量的关系，首先要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二、 处理好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关系，通过甄别让隐性债务显性化，让风险充分暴露，再化解。

三、 要处理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关系。如果不救就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如果救，地方政府可能会躺平，会出现道德风险。

怎么处理呢？我想中央总体上要坚持“不救助”，“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要压实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去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总责任，这非常重要。由省级政府来激励市和县来解决债务问题，由省级政务来督促市、县去盘活财政资金偿还债务。

但是我们也要做好救助的前提和预案，什么极端情况下是需要去救的？

一、 当地方政府已经穷尽所有能力都不足以化解债务风险的时候；

二、 救助与问责一定是同步进行的；

三、 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关系要处理好；

四、 处理好分子和分母的关系，分子是债务，分母是GDP，就是负债率指标。如果同样的债务能拉动更大的经济增长，其实债务规模扩大的同时，风险是下降的。

再看具体方案，短期一定是以时间换空间，中长期再通过建制度让市场化出清、破产重整、建立机制...当务之急要避免新的风险，所以短期内最核心的就是保证它再融资的能力，压降成本，拉长周期。

第一步要做审计，甄别出债务的性质。比如有的城投平台已经转型为普通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它进入到非金融、机械设备、智能制造等行业，这些企业已经不是城投了，它的债务是经营型债务。

还有一些是因为地方政府有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职责，但财力又不足以支撑，所以通过城投平台融资，这部分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政府债务。

还有极个别地方政府存在一些不合理、扭曲的政绩观，搞了很多无效投资，我们需要问责。

第二步是要化债，这里分为财政化债、金融化债。

财政化债方面有六种可能的方式：通过财政资金去偿还，通过压降支出腾出财力偿还，通过转让股权偿还，以及通过重组、减计来偿还等等；

金融化债方式包括：政府协调让城投平台与商业银行谈判，展期、降低利率等；

可以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有能力的商业金融机构购买一部分地方行的城投债，解决提前拆贷问题，避免财政风险转移到金融风险；

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发放中长期的贷款，进行置换解决相应问题。

第三步，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预案和救助的前提，救助和问责并行。“财政”，“财”只是表象，“政”是根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地方政府债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源于地方政府承载了太多的职责和支出责任。

背后又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前者意味着政府承担了太多的职责，一旦有风险情况，民众就呼唤政府来解决；后者则应该要把有一些事权的支出责任上移到中央政府，降低地方政府负担，省与市县之间一些事权和支出责任要上移到省级政府，降低市县的支出责任和财政负担。

07

谈偿债痛苦：正常的经营活动 并不必然引发经济衰退

腾讯财经：今年，地方债务出现了到期高峰，地方政府要腾出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偿债和利息。有观点认为“偿债过程很痛苦，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罗志恒：首先偿债必定对应着当年的借债，借债时“你好我好大家好”，偿债时出现痛苦，是因为金融是不同资金的融通，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融通。

之所以感受到痛苦，有可能是借债和偿债的经济周期不一样，可能借债的时候经济周期往上，偿债的时候经济周期往下，就会感到痛苦。

至于偿债是不是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我认为并不必然。

从经济周期、行业发展周期看，如果企业自身经营又很好，风险控制能力又很强，杠杆总体可控，那么“偿债”不过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经营活动，到期了偿还，后面经营过程中再借。

所以，是否引发经济衰退，还是取决于大的经济周期、行业发展阶段、企业自身经营状况。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会有什么经济衰退的问题。对比以前的日本，当时日本是资产端，股票和房地产大幅暴跌，跌幅达到了80%。中国现在在还债，并不是资产暴跌导致债务刚性约束我还债，而是存量房贷利率可能相对较高，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所以就去还债了，跟日本当年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有本质不同的。

08

谈资产负债表影响机制：一个部门出现问题，会影响到其他部门

腾讯财经：您提到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今年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包括地方债的偿还，或者地方债未能偿还导致违约，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机制是怎么样的？

罗志恒：首先要知道几个关联性很强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

这几个部门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千丝万缕、互相连接，比如房地产，连接着房企，居民按揭贷款、开发贷连接着金融部门、居民、政府...所以，这几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之间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部门出现问题，会影响到其他部门。

比如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损伤，购房能力就不足，影响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情况，它的资产负债表受损害，就没有钱拿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会有影响。同时，房企经营状况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当然，我认为地方政府还债对其他部门的影响，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间接的，假设前提条件是地方政府还不上债，首先影响的肯定是金融部门，它发行的金融产品就可能会影响到居民，所以这几者之间是有一个传导机制。当然，目前地方政府不存在还不上债的情况。

09

谈分税制改革：“分税制引发地方财政困难”完全是无稽之谈

腾讯财经：明年将迎来分税制30周年，分税制与土地财政紧密相联，又间接地和房地产高度相关。在分税制改革方向上，您有哪些观点？

罗志恒：我想谈两方面的看法：

第一，社会上对分税制有一些误读，分税制导致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的困难，这是很荒谬的提法，非常不专业；

第二，分税制未来改革要走向何方。

首先，市场上都在谈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分税制改革确实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大幅上升。1994年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是55%，上一年是22%，中央财政的能力大幅上升，使得这些年一直是中央的收入占比基本在50%，中央的支出大概在15%；相对而言地方政府的收入是50%，支出在85%左右，所以大家会觉得，存在一些缺口，但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表面和肤浅的看法。

1994年-2000年，是分税制改革+税收返还；2002年后是分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这么看，地方政府一部分是本地收入，一部分是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这两个加起来，地方政府的可用财力是完全能够弥补支出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分税制引发了地方财政困难，引发了土地财政制，完全是无稽之谈。

土地财政的产生，公有和国有的土地是我们的基础前提条件，房改货币化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没有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土地财政也不会出现。

第三，最根本的因素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支出责任不断扩张，这背后又是什么？是我们的考核，过去是单一的GDP考核，现在是多元目标考核，这才是我们问题的根本和症结。

总结一下，分税制并没有导致土地财政问题，也并没有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的困难，因为大部分时候加上转移支付，是可以弥补支出的，土地财政产生是源于我们公有制土地，源于房改，源于地方政府的职责扩大。这背后取决于政绩、考核机制，这才是真问题。

分税制改革下一步走向何方？第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层面，第二个是省与市县的层面，叫做省以下的财政体制改革，第三个是收入改革，第四个是事权和支出责任之间的改革。

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

随着近年的经济发展，人均GDP突破了1.2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期待从过去逐步的低水平转到高水平，再转到共同富裕，我们需要的是区域协调发展，这需要更高层级的政府才能解决。

另外，现在每个省的财政体制都不一样，我们要在各个省实现什么？统一规范加上因地制宜，现在是因地制宜有余，统一规范不足。什么样的税种归到市县，什么样的税种归到省本级，省与市县税收的分成比例是什么样的？这个恐怕要做出大的调整。

10

谈土地财政走向：冒然通过产业引导基金孵化高科技产业来带动税收，会导致“一地鸡毛”

腾讯财经：未来土地财政的走向如何？

罗志恒：土地财政取决于房地产市场，随着人口的拐点到来，总量已经开始减少，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结构性问题凸显，也就是区域分化问题，一线城市不足，十七八线城市过剩；还有高品质不足，低品质过剩，这意味着土地出让增速大概率就下行了。

所以，土地出让要尽快进行相应的转型，稳定宏观支付，探索新的税种收入。

第二，要提高支出的效率，通过绩效管理解决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从而让财政运行得更加顺畅。

讲土地财政，怎么讲到支出了？因为这需要系统地看待问题：一方面是通过分税的方式，收入怎么弥补；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支出是否有效率，如果支出效率能有所提高，有些不必要的支出就砍掉了。

所以，第一稳定宏观税赋，以后不能再推动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了，要推动减税降费从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狭义宏观税赋和广义宏观税赋都已经是处于近年来的低点了。

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定的宏观税务水平，就难以应对方方面面的风险和挑战。有的专家认为减税降费是好的，但我认为减税降费、扩大支出、控制赤字和债务这三者不能同时成立。

如果支出不削减，减税降费就等于赤字和债务增加，等于就是子孙后代未来的税收。

当然，宏观税务水平也不是越低越好，高了可能使得市场的力量窒息，低了会使政府办不成事，要办事就必然得举债。

第二，要探索数据财政。我认为要探讨三个层次：一个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普通正常的所得税、增值税；一个是数字资产税；一个是政府掌握的大量数据，哪些涉及国家机密必须彻底保密，哪些公众有知情权、可无条件公开，还有哪些可以通过加工整理部分投入市场，并形成政府的一部分收入。

另外，很多专家提到“股权财政”的概念，市场上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把国有资本的收益率做大。300万亿的国有资产提一个百分点就能有三万亿的收入，能够弥补土地出让收入的下行。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幻想，国有资产收益率要提高一个百分点的难度极大；

第二种理解是，政府的引导基金孵化出高科技产业，退出后产业能贡献税收，而且这中间有很大的差价。我想说这依然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但事实是区域差异太大，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产业基础，每个城市的治理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合肥、深圳、苏州、广州可以干的事情，中西部地区别的城市未必可以。

如果我们冒然通过产业引导基金孵化高科技产业来带动税收，我认为这恐怕会导致“一地鸡毛”的现象出现，导致财政资金的浪费。

因此，我呼吁专家们考虑问题一定要讲专业，不是自己专长的领域不要去碰，不要跨界乱讲，提出各种政策建议的时候一定要有系统集成的观点，而不是只看到了减税降费、支出不削减就等同于赤字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