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效率问题的破局之道

9月23日，“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举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在会上表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我们国家的根基。制造业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发展成效，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及世界工厂。

辛勇飞还谈到，当下我国制造业短期稳步回升，但持续恢复向好仍存在不少压力，交织叠加一些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要寻找突破性的做法，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模式，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发展路径。他认为，未来的破解之道应在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微观各个环节和全局性的转变，并且在宏观层面更长久地解决效率提升等根本性问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勇飞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主持人张燕冬：辛所，基于您长期从事制造业的研究，请分析在较为复杂严峻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当下正面临怎样的难题？

辛勇飞：今天的会议主题是谈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我们国家的根基。制造业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发展成效，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及世界工厂。近几年来，随着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制造业也遇到了较大压力。从更长周期来看，这种压力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我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进行分享。

从短期情况来看，制造业目前面临以下问题，一是短期稳增长问题。这几年制造业增速总体处于较低位的态势，工业稳增长是政策主基调。今年以来，制造业稳步回升，但持续恢复向好仍存在不少压力。二是转型升级的问题，既有传统产业转型的问题，也有部分高科技领域向上突破的难题。另外，在国际地缘环境复杂的局势之下，也对制造业短期的稳增长带来了更大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制造业还面临着在GDP当中比重下降的问题。近日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也经常提及，保持制造业的比重基本稳定。但从中长期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和特点较为突出：

一是过早下降。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近十年来，我国人均GDP在6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了，而发达国家一般是人均GDP在1.2万美元的水平时，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我们在远远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这是我国的一个特点。

二是过快下降。在这10年中，我国制造业的下降比例每年约为0.6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在经历制造业比重下降这一过程当中，下降比例每年约为0.3个百分点，我们的下降幅度大概多于发达国家的一倍。

所以从中长期我来看，我认为上述问题是我国制造业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制造业的根本问题还包括我国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仍需我们不断努力。

主持人张燕冬：短期来说，就是稳增长但仍存压力，中长期来说，就是要稳住比重。整体而言，我国制造业的比重问题压力还是较大的。那么关于效率问题，有何破解之法？

辛勇飞：当下我国制造业虽正在恢复向好，但仍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交织叠加一些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必须要寻找突破性的做法，才能够摆脱现在的局面。其中一种突破性做法就是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模式，然后改变原有制造业按部就班的发展路径。原有的模式在当下很难去沿着我们原本设想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因为大的国际环境和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已经不允许我们走传统的路径。那么现在必须找到新的突破方法，其中一个大的时代变量就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未来的破解之道应在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微观各个环节和全局性的转变，然后实现产业层面的传统转型，诞生新兴产业以及在宏观层面更长久地解决效率提升等根本性问题。

主持人张燕冬：其实现在美国的制造业，尤其在一些高端制造业方面回流较快，将来可能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中国自己的外贸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调研时发现东莞的外贸的特点也有所变化了。在政策层面上，辛老师您有哪些建议和思考？

辛勇飞：这是一轮新的全球性产业链重构，放在整个人类经济史上都算是一个大事。过去也发生过一些类似的全球性变革。从变革的动因来看，历史上的变革大概有三类。第一类变革比如大航海时代。这个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性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一个更大市场的出现。第二类变革是新的工业革命驱动的，如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全球产业体系的形成。第三类变革是一些新的制度规则所带来的全球性产业体系的重构。

从政策角度来看，现在这一轮重构我认为有两个维度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维度就是这一轮产业链重构有着技术变革的驱动，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金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里面数字化和绿色化这两种变量极为关键，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就是其内部存在着规则的重塑和变化。但像今天张老师谈到的，这里面的规则变化背后是存在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非经济性的或非理性的一些因素。所以我觉得从政策设计角度应该从这两方面去着手。

应对第一个维度变革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鼓励性、激励性政策和促进性的政策，来推动产业界去把握数字化和绿色化的两个时代变量，把握机遇、对冲压力。因对第二个维度变革的影响，我们需要在全球规则的形成当中，积极参与这种规则的制定，在这个过程中既保护我们企业的全球利益，同时也通过这种新规则进行构建，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市场参与者。我认为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是从政策角度来应对这样一次新的全球产业链变局的一个重要途径。

(编辑：hongg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