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放弃木工工作当了兵，3年后木器厂老板说我是榆木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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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是个贫苦县。

我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的身体也因劳动过度，变得一天不如一天。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高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在县城的木器厂，我工作特别吃苦，通过几年的努力，不仅学会了木工技术，还懂得了一些五金修理知识。

后来，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月收入千把块。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

厂领导对我很器重，同事们都说我有出息，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不过，那时我想的却不是这个。

我的理想在军营，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是我梦寐以求的。雷锋、董存瑞等英雄，是我的偶像。

1991年12月征兵开始后，我瞒着家人参加了兵检，结果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

新兵连的生活虽然紧张，条件艰苦，但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各项工作都抢着干。

在这里，我就不多重复那3个月的新训生活了，但正是这近百天的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

通过新兵连生活的实践，让我明白在和平时期，想要建功立业，除了在本职岗位上要敬业奉献外，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话说，我和其他战友一样，想学热门的汽车驾驶技术。毕竟雷锋同志就是这个兵种的。

当领导知道我有木工手艺后，就安排我负责单位的木工活。

我记得很清楚，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把一些年久失修的连队课桌进行修复。

这件事我做得很认真。经过我处理，修复了课桌100多件，那些修复不了的，就做成了方凳，有210多件。

事后，连队领导对我大加赞扬！

当时，我们部的院里有个施工队。包工头看到我有全面的木工技术，又肯吃苦，就主动找我谈：“小伙子，你退伍后，到我们施工队来吧！一个月给你1千块钱。”

我笑着摇了摇头。

包工头以为我嫌钱少，又说：“加500元怎么样？”

我说：“我的理想在部队，如果为了挣钱，我就不了当兵了。”

包工头听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说：“不错。是个好兵！”

为了更好的服务部队，我看了大量有关木工的书籍，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做出来的东西，不但坚实耐用，而且新颖好看。

因此，大家戏称我为“军中鲁班”。

不过，我也曾想过改行的问题。

1995年初，我本想请组织照顾一下，安排我干其他工作。但是，我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总觉得不能辜负组织对自己的培养。

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干木工活。

1997年12月的一天，我生病了，高烧达39度，精神恍惚，寝食不安。此时，领导对我讲：“你一定要好好养病，一切工作等病好了以后再说。首先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记得那时正值新兵训练工作要开始之际。新兵连急需修理一批小凳、床板之类的木工活。

这种情况下，我休养身体实在不安心。毕竟，大队木工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知道，若是不能按时修理好这些营具，将会给新兵训练带来很大的不便。

病情虽然无法抗拒，但人是要有一种与之对抗的精神！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张海迪、保尔等典型。

比起他们，我的病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瞒着医生，不顾战友们的劝阻，一头扎进了操作间，连续工作了三四天。就凭着一股子拼劲儿，我硬是在新训开始时，将这些营具全部修理好了。

果然，我的身体由于没能很好地配合医生，病情加重了。最后，又被安排在医院里好生养着了。

说起来，我干的活，不光是木工，营房维修我也会。这活儿可不简单，要兼备钳工、焊工、水暖工等方面的技术。

往后，我注意从基础学起，一门一门地攻克。白天时间不够，就挤着晚上的时间学。

为了不影响其他战友休息，我就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照明进行学习。

这里有个小插曲。

有一回，我“挑电筒夜读”，差点被突击检查的机关干部给抓住。那时候，部队在抓“夜读不健康书籍”的行动。

1994年12月，我第一次休探亲假。正巧赶上了我们县城举办的钳工基础技术速成班。

我为此放弃了假期休息，自费参加了学习。

父母不是很理解，说几年了不回家，回来一次也不好好休息，尽瞎折腾！

我理解父母的心情。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不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而是泡在学习班里。

我向他们作了解释。最终，成功说服了父母，参加了学习。

通过半个月的刻苦学习，我的体重从原来的62公斤，减少到了52公斤。由此可见，我是下了功夫的。

除了钳工外，水暖工也是我利用各种休息时间，自费去学习钻研的。

我们大队改造车库时，为了节约经费，我主动包揽了车库铁大门、铁水箱的加工任务。与其他同志一起加班加点干，2个月的时间，为部队节约了经费有数万元。

在我的思想认识中，一个人生活在集体，就应该想着大家，帮助别人。

有一回，教导队正组织二毛纺织技校学生军训。当我得知他们的厕所被堵了以后，主动去帮他们清掏。

用竹竿一点点去弄，若是遇到拐弯处，就只好用手了。

代价也挺大的，中午吃饭时，还感觉阵阵的恶心。

对此，有些人说我是图表现，想立功。有个关系很好的战友，劝我：“现在都90年代了，搞市场经济，学雷锋做好事不大吃香了，往后说得过去就行了。”

他的话我并不认可。

话说，我在部队干了几年，也到了说对象的年龄了。1994年底，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女方长得文静、秀气，我觉得不错。

当她问我在部队干什么时，我如实地说了句：干木工活。

女方一听，脸色就变了，头摇得“拨浪鼓”似的拜拜了。

与我一起入伍的老乡，有的直接提干，有的去了军校，有的退伍在地方当了小老板。

而我，还是一个兵。

有位退伍的战友来信和我说：“凭你的技术，回地方干，能挣不少了。在部队每个月才那么点钱。”他劝我早点回去，并许诺给我联系单位。

参军前，我原来工作过的木器厂厂长，知道我还是个小兵，让我赶紧退伍，来他工厂当车间主任。

他们的好意我都婉言拒绝了。

那个厂长说我是榆木脑袋。

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我的工作就在军营。只要部队需要，我就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有个别人讥讽我：“安排工作，你不干；数票子，你不拿；偏要干个杂兵，真是个傻家伙！”

我始终觉得：“要说‘傻’，雷锋是我的偶像。一个共产党员，甘愿做一辈子那样的‘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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