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想让读者戴着VR眼镜，回到梁启超当时的视角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一个25岁的广东年轻人，在报业刚刚崭露头角，踌躇满志投身改革事业意欲振兴中华，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却突然降临。同路人被捕、被杀、散落天涯，他则被命运抛掷到了横滨，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这是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的处境，继《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之后，许知远推出“梁启超传”的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在这本书中试图回答上面的问题。在上海书展期间举行的分享会上，他表示自己希望写一部充满各种细节，而这些细节又与个体命运有很大关系的传记，让当下的读者能够代入梁启超的时代情绪之中。

“我特别希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沉浸式的写作，（对读者来说）也是沉浸式的阅读，像戴着VR眼镜似的。回到（梁启超）当时的视角会怎么看？”

许知远在书中引用了历史学家G. M. 扬的一句话：“历史真正的主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他说下决心写梁启超传是在2013年秋，他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看到一本关于梁启超的书。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文史哲专业训练的写作者，他当时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雄心”，期待自己的写作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可。但在写到梁启超传的第二卷时，他觉得这些期待已经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给我带来的内心的冒险，它不仅是内心的冒险，也是现实的冒险”。

上海形塑了梁启超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联合上书光绪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这一史称“公车上书”的事件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公车上书后，梁启超留在北京与汪大燮等人参与维新派报刊《万国公报》的创办，这份报纸的报名与由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刊物同名，向北京的士大夫阶层传递新思想。许知远注意到，《马关条约》带来的创伤之变、忧患情结和强烈激情在梁启超的心中很快消散了，他的心态开始反复摇摆，他开始觉得自己“一事不可为”。

但上海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印刷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给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崭新的机会。也是在这里，梁启超遇到了他未来的合作者汪康年和黄遵宪，他们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政论型报纸《时务报》。许知远认为，梁启超正是在《时务报》找到了自己第一个爆发的舞台。“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迅速进行信息整合的人，”他有一种直觉般的天分，能够把各种信息用新的形态展现出来，这让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盛名，成为舆论领袖。

与当时的北京相比，上海是一座更加开放自由的城市，来自海外的信息、知识在这里汇聚，而租界的存在也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松弛，这种状态能让人摆脱常规，释放想象力，接受更多元的思想。收录在《青年变革者》中的一张照片令许知远印象深刻，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在影楼合影，谭嗣同是维新派年轻人中最爱“摆pose”的那个，他非常有意识地在照片中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而在那张照片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貌。“那就是在1897年，上海的年轻人的模样，他们受过更多的启迪，是思想上更自由大胆的一群年轻人。”

许知远提醒读者注意上海这座城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员与思想流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1898年后，特别是在1903年之后，“上海-横滨走廊”出现——大量清朝留学生从上海出发，在横滨登岸后前往东京留学，这种崭新的人员流动也构成了思想的流动。谭启超于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的报纸《清议报》正是在运回上海后再发往全国各地。一个全新的信息和知识网络从上海开始形成。

在《梁启超》中，许知远记录了梁启超的全球之旅：日本、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美国……“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旅行者，”他说，梁启超拜会了散落在全球的华人社区，与不同国家的重要人物面谈，他在华尔街见过“金融大王”J. P. 摩根，在白宫见过罗斯福总统，在澳洲结识新兴华人精英群体。

在许知远看来，梁启超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心灵”。他诞生于“同治中兴”的尾声（1873年），去世于北洋时代的尾声（1929年），一生中见证和参与了许多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梁启超之于中国社会类似于福泽谕吉之于日本社会，发挥了新旧世界过渡的桥梁作用。“这座桥梁不仅带来了知识，也带来了很多现代学科的建构，以及对整个时代同代人的勾勒、网络的缔造。”

据许知远介绍，在写作《梁启超》时最重要的一手史料之一是全球各地的报纸。他特别开心的经历，就是用各种准确或不准确的梁启超拼音去数据库检索，发现各种对这位“杰出的中国流亡者”和“光绪皇帝的助手”的报道。报道提供了许多有趣的时代细节甚至是文化误读。许知远曾在一份墨尔本当地的重要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在介绍梁启超的举人身份时称他拥有“硕士学位”（master's degree），将他“时务学堂总教习”的头衔翻译为“一座杰出湖南大学的校长”。

梁启超在西雅图的一场演讲则被一位当时的日本留学生记录了下来。除了梁的演讲内容之外，他还写下了他的一些现场观察，比如他无意间抬头看到了包厢内一个非常端庄的东方女子含着笑意观看演讲。打听了一番，了解到那是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当时正在美国留学。

如果说历史学家做的是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具体经历的考证，那么许知远更想做的，是对历史材料的重组。“我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充满想象力的，而且具有高度文学性。发现新的材料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但你要能够把材料置放于一个恰当的时空里，使不同的材料产生有机关联。这需要一种想象力和才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