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女人想要写小说，得有一间能上锁的属于自己的房间

一个世纪前，伍尔夫在她那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写下了这个振聋发聩的句子：「千百年来，妇女一直坐在屋内，时至今日，这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现如今，当我们重温这句话，细读她的作品，依然能体会到她所传递的女性觉醒呼声，也仍旧被她强大的文字力量所鼓舞。

作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文学先锋」，伍尔夫终其一生都在挑战社会的性别偏见，鼓励女性发掘自我价值，不贪恋温暖的泥沼，最终「成为自己」。正如她在《达洛维夫人》中多次援引的莎士比亚诗句：「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

「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钱呢，要年入500镑，房间呢，还要能上锁。」

在上世纪20年代，伍尔夫的这句话，无异于一块石子投进了湖心，惊得涟漪四起。

一个世纪过去，伍尔夫的作品仍像照向巨浪的灯塔，与当下的争鸣如齿轮般契合。她的多部小说都入选了世界英语小说百强，入选数量甚至与莎士比亚同居榜首。

伍尔夫曾描述一种女性理想：

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

须知大多数情况下，「去闲着」「去街角闲逛」「去做梦」并非易事——

我们绝大部分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是需要担起各种角色与责任、并为之奔波努力的普通人；
而理想化的「自由」，很多时候是一种需要女性自主营造的内心感受，是戴着镣铐舞蹈，是在琐屑的日常中，依然不放弃自我成长、自我滋养的内在强韧。

对今人而言，伍尔夫的价值更在于一种提示、提醒——女性自己，有能力为自我构筑更深邃、智性的内在世界。

如今，伍尔夫其人其事，仍不断因传奇色彩，被后人反复记起。

01 崩溃与自救

1882年，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诞生了一位女婴。这就是日后在文坛享誉盛名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伍尔夫出生于一个再婚家庭，她的父母都曾有过婚姻。母亲改嫁后，生下四个孩子，伍尔夫排行第三。

她的母亲漂亮、优雅，感情丰沛，是当时不少画家的御用模特。她的父亲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常与哈代、丁尼生等文人名士往来。

伍尔夫遗传了母亲的外貌和父亲的聪明才智。置身于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她从小见惯了文人墨客出入的身影，也喜欢从父亲丰富的藏书中选书来读。

伍尔夫热爱阅读与写作的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不过，她的父亲重男轻女。随着孩子们陆续长大，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却只有两个儿子获准进入学堂。伍尔夫和姐姐只能待在家里，接受父母两人的家庭教育。

13岁那年，母亲因流感离世后，伍尔夫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更为不幸的是，小小年纪的她还长期遭受着来自同父异母哥哥的侵犯。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伍尔夫曾对此有过记载：乔治常蹑手蹑脚走进她的卧室……扑到她身上，嘴里喊着“亲爱的”。

这一切，伍尔夫从来不敢说出去，只让它成为自己的一个秘密。她常躲在家中后院的小屋内阅读艾略特的作品，用文字抚平那些不可言说的创伤。

长久的阅读，使得伍尔夫在书卷中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平静。

而家中，永远是父亲发脾气时的责骂声。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的情绪便逐渐失控，人变得暴怒无常。

等到1904年，这位唯一的大家长也辞世后，伍尔夫再次旧疾复发，产生抑郁、自杀倾向。她甚至在后来的某一天，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前后9年，父母相继离世，加上来自同父异母哥哥的性侵，伍尔夫在精神崩溃和自杀尝试之间反复折返。

为了逃离眼前的无助困境，小伍尔夫拿起纸和笔，在文字给予的梦幻世界里畅意游荡。

书写能让她忘记一切，也能消解自己的某种苦痛。

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伍尔夫走上了职业写作之路。最初是为一家报社撰稿，此后开始创作小说、评论、传记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

伍尔夫也在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

但她的每一部传世之作，却都是伴随着疾病的折磨，一笔一画书写下来的。

02 病痛与书写

父亲去世后，家里人为帮助伍尔夫治疗精神疾病，一起搬出了老房子。

伍尔夫住到了布鲁斯伯里戈登广场。这里通透、明亮，空间宽阔。她将房子布置好后，租给了几位朋友居住。

1905年，伍尔夫和她的姐姐在戈登广场举办了一次聚会，后来一批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便定期聚集于此，谈论艺术和参与各种活动。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就形成于这个时候。

活跃其中的，包括伍尔夫的一位租户，这是一个同样喜欢写作，但“一贫如洗的犹太人”，名叫伦纳德，住在租金最便宜的顶楼。这个人也在后来，成为了伍尔夫的丈夫。

就是那次聚会，伦纳德深陷她的美貌。他曾用细腻的文字描写自己眼中的伍尔夫：

“她美丽绝伦，颧骨与轮廓带着一种素朴的才情智识之美，有着如同雕刻的眼睑、鼻子与双唇，其间镶嵌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她习惯于将双手伸向火边取暖，它们被照得如此透明，您尽可以想象鲜活的皮肤下那长长的易脆的骨头。”
为了追求伍尔夫，伦纳德写过一封求婚信。他在信中承认自己自私、贪婪、残酷、好色、爱说谎。

也许是足够坦诚，伦纳德最终打动了伍尔夫。1912年，他们牵手步入婚姻殿堂。

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上，伦纳德都成为伍尔夫的得力助手。犯病时，他会给予她悉心的关照。同时，他也是伍尔夫作品的第一读者，会及时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

1919年，伍尔夫和丈夫在拍卖会上买下“蒙克之屋”。那里有花园、池塘、果园，房子朴素而矮。

伍尔夫挑中了花园尽头的工具房，她常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写作。

正是在那个地方，她完成了诸如《奥兰多》《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她形成了一种很规律的生活模式，上午写作，下午散步，晚上阅读。她的精神疾病也稍稍有所好转。

1928年，伍尔夫就“女性与小说”话题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后来，那次演讲的内容，以《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成书。

伍尔夫在其中有着振聋发聩的言说，她指出，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钱，需要年入500镑。房间，需要能上锁。

这恰如伍尔夫信奉的人生哲学——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是幸福之源，而聪明女性的独立方式，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

经济和空间上的富足，成为伍尔夫创作的必要条件。写作，也成为她对抗顽疾的一种唯一有效的自我救赎方式。

然而，她的病痛激励着她的写作，却也如同魔鬼，慢慢张开爪牙将她吞噬。

伍尔夫在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家中，拍摄于1939年

03 绝望与辞别

在生前的最后阶段，伍尔夫犯病越发严重了。长期卧床的她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也拒绝接受医生的问诊。

1941年3月28日，上午十一点半，天气有一些寒冷，伦纳德正在花园里忙碌。趁此时，59岁的伍尔夫携带手杖偷偷溜出门，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乌斯河畔。

她努力捡拾地上的石头，一点点塞满衣服口袋。随后跳入河中，将自己沉底。

河面很快恢复了平静，那条她走过无数遍的河堤之上，只孤零零躺着一支手杖。

而此时家中起居室的壁炉台上，有一封她写给丈夫的绝笔信：
“我一定是又要发疯了。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挺过一段饱受煎熬的日子。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恢复了。我开始出现幻听，无法集中精神，因此我要去做看来算是最恰当的事……我知道我正在破坏你的生活——没有我，你本可以做自己的事。很快你就能这样了……”

伍尔夫提到的“最恰当的事”，自然是指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十天前，她曾有过一场预谋自杀，结果以失败告终。

而十天后的这场沉河之举，最终宣告了她的谢世与解脱。

在这之前，伍尔夫长期遭受着精神疾病的困扰。她的丈夫伦纳德曾指出，犯病严重时，伍尔夫常常会语无伦次，甚至出现幻听幻觉。有一次，她竟告知丈夫，自己听到了窗外花园里的鸟儿在说希腊语。

但不得不承认，伍尔夫错乱的思维同时也助益着她的写作，它常使得她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从而抵达不同于他人的幻想空间。
这一点，在伍尔夫的外甥昆汀·贝尔那里得到了佐证，他曾写道：“她的想象力装有加速器，而且没有刹车；它迅速向前飞去，与现实分道扬镳。”

如今回看伍尔夫的一生，这个天才作家在她相对短暂的59年人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穿梭和沉浸在错乱的精神世界。而越是被病痛光顾，越激发着她创作的欲望和决心。

许是预料到自己无法康复，也不想继续遭受病痛的折磨。1941年，伍尔夫在创作完人生中的最后一部小说后，无牵无挂地走了。

她一步步迈向乌斯河畔，给自己的生命画下句号。而她的作品却犹如无价瑰宝，一代又一代流传。

04 自由与呐喊

直到如今，作为女性主义文学先锋的代表，伍尔夫常常被提起。

卡夫卡评价伍尔夫时，说：“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的东西。”

保罗·奥斯特在读到她的作品时，忍不住感叹：它刺痛我，使我流泪，不停颤抖。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我想要尽可能地读得慢些，再慢些。

中国作家萧乾对她如此评价：在意识流派的作家中，我最喜爱伍尔夫夫人的作品，她是诗人多于小说家。......我看到的是一位把文字当作画笔使用的作家。

生于19世纪的伍尔夫很早就意识到，女性在历史上属于从属地位，这间接影响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鼓励妇女们拿起笔，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

在这本书里，伍尔夫鼓励女性走出厨房，去阅读，去写作，去工作，去探索世界，去周游各地，去思考过去和未来。

伍尔夫的讲述方式很打动人，她的话语诙谐诚恳，振聋发聩，启发听众和读者进行独立思考，直到得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