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最近，我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大伟关于中国法学教育中廉价法学文凭问题的论述，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根据周大伟教授的观点，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属于粗放型的，而粗放型的法学教育模式，只能给社会带来粗放型的法律人才。
在论证这个观点时，周大伟教授列举了几组中外法学教育的数据进行对比：2023年，仅仅一个清华大学就有约3000名博士生毕业，比整个欧美发达国家一年毕业的博士生总和还多。具体到法学教育，我国法学教育博士生现有8500人，每年毕业的法学博士生近2000人。每年招收的博士生2500多人，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这两所学校招收的法学博士生，都分别超过了美国所有法学院当年招生的研究型博士之和。除此之外，在全国约300万党校文凭持有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党校法学研究生和博士生文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能有如此众多法学专业毕业的人才，本该是一件好事，但周大伟教授却对这种迅速增长的法学文凭持有现象提出了担忧——法学院盲目扩招，降低门槛卖文凭“有可能是一条给社会发展进步带来负面影响的路径”。
周大伟教授在法学上的造诣可谓学贯中西，他的担忧是有历史教训的。100多年前的美国，也曾有过各类法学院像野兔子一样野蛮生长的时代，因滥发法律文凭，导致整个法学教育质量急剧下滑。那么，周大伟教授担忧的问题，是否会在中国的法学教育发展过程中重演呢？从网络热议的各种观点来看，不仅有赞同与反对的，也有第三方观点。
我国大学法学教育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密不可分，经历了从最初的稀缺，到现在的接近饱和过程。正常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越高，对于法学人才的需求就会越多。然而，法学这门学科进门容易，若要修成正果却又很难。周大伟教授提出的法学文凭泛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由于改革开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最初社会亟需大量法律专业人才，加上大学开设法律专业的门槛比较低，很多学校为了建成综合性大学，便纷纷开设法学专业。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经过大浪淘沙式的洗牌，大学法学教育很快出现了以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为主体的“五院四系”版块和普通院校版块，这大概也就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法律职业“鄙视链”形成的原因。当然，这两个版块中的院校也在不断重组和替换。
随着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急速增长，很快产生了法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法学毕业生的就业途径无非是通过考公进入体制内，另外就是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后当律师。但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条条蛇都咬人。“考公”难，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律考”更难。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一面是每年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进入社会，一面又存在社会法律服务功能不足的问题。周大伟教授提出的警惕法学文凭泛滥问题，虽然对法学教育具有战略指导意义，但现实情况是，即使低门槛的法学毕业生，目前仍然是社会亟需的法律人才。据我的了解和观察，全国许多乡镇、甚至县级政府机构中，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许多都没有正规法学专业毕业文凭。
追求高质量的法学教育是我们的目标，但现阶段我们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使用好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最近有两件发生在高法学专业学历者身上的事引发社会热议，一个是8月4日，被宁波市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六百万元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沈德咏。公开资料显示，一级大法官沈德咏拥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和法学硕士学位。另一件，是发生在长沙市的一名自称“法律专业研究生”的女子，醉酒后呕吐在出租车上，下车时却拒绝清理和赔偿，惹得前来处理问题的警察都忍不住怼了她一句“研究生就这素质吗？”这两个事例说明，我们的法学教育，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培养高学历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更要培养出具有法律学业和法律良知的高学历法学专业人才，为法治社会、文明建设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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