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3岁的左宗棠力排众议，坚决收复新疆，如今看来意义非凡

前言

“雄师亲驻玉门关，不斩楼兰暂不还。”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壮举，他在列强虎视鹰瞬，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力排各种阻力和困难，“引边荒艰巨为已任”，毅然西征，收复了沦陷达 13 年之久的新疆，保住了六分之一的国土，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之所以做到运筹帷幄、势如破竹，全赖其出色的用兵策略

审时度势，灵活用兵

1864 年，正当新疆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时，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为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

次年初，浩汗国大军阿古柏带兵而人，各个击封建领主，控制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宣布建立哲得沙尔汗国，这是一个外国侵略者在我国西北边睡建立的殖民政权。沙俄趁机派兵强占伊犁，作为夺取整个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派人拉拢阿古柏，企图向新疆渗透。

收复新疆并非易事，不但要粉碎阿古柏的人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同俄、英的扩张野心作斗争。何况当时狼烟四起，清朝处于四面受敌的边疆危机之中。

清朝兵力有限，财政捉襟见肘，对新疆显得鞭长莫及。有的大臣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李鸿章更带头鼓吹“新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放弃新疆的奥论甚嚣尘上。

在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左宗棠力排众议，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就时下而言、海防尚无战事，西北却是强兵压境，故有缓急之分，应先解决新疆问题。他以垂弱之年挺身而出，于 1875 年受命“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率军西征。

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140 多个营，约7万兵力，先后投入第一线使用的有 80多个营约4 万兵力，战争从1876 年夏季开始到 1877 年底结束，粉碎了阿古柏殖民政权，收复了天山南北。

1881年清朝又以备战作后盾，通过外交谈判从沙俄手中索回伊犁的大部分地区。收复新疆的胜利，在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记录。决定胜负的根本原因虽在于战争正义与否和人小向背如何，但与将士用命和指挥正确成成相关。

左宗棠反对那种依仗兵多将广，将兵力猜集一处、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他根据敌我态势进行战役布势，兵分多路，每路独挡一面，互相呼应，癌切协同分进合击。

乌鲁木齐收复后，刘锦棠建议调徐占彪部南下，左宗棠不同意过分集中兵力，回信答复:“惟屡胜之后尤宜慎益加慎，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

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与之争，谓亦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

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左宗棠主张兵分三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徐占彪部由巴里坤出发，该两部在辟展会师后，刘锦棠部出乌鲁木齐南攻达坂城，然后三部再会师于托克逊。

这样部署，既防止了叛军向东北方向逃跑，又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其同杨昌在论及左宗棠成功的原因时说，“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使诸回各自自顾，莫相应授，而后出奇兵以挠之，蹈艰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

先阿后俄，先北后南

出兵新疆必遇两大敌人，即阿古柏集团和沙俄扩张势力，先打哪一个，或两个一起打，有个时间安排问题。

起初，清朝急于收回伊犁，而左宗棠却主张缓复伊犁，先攻被阿古柏窃的天山南北，提出自己的见解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获猾，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他这样分析，是因为阿古柏虽然猖孩一时，但实力远比沙俄弱小。先打弱敌，符合他一贯主张的“伐大树”，“先披其枝叶，后倾其根本”的作战方法。

当时，沙俄也是打着“代收代守”的招牌占领伊犁的。先消灭阿古柏集团，就撕掉了沙俄的遮差布，使清朝取得外交主动权，有可能不用武力收回伊犁。

不然，先打伊犁，清军孤军西进，必遭两面夹击，且无后方作战，无后勤保证，断无取胜把握。

先消灭阿古柏集团，也就断了俄、英两国在新疆问题上的勾结，便于清军各个击破入侵之敌。因此，先阿后俄的打法，解决了清军的战略打击对象问题。

阿古柏的军队分布在天山南北，南路是阿古柏直接统领的军队，北路是收降的白彦虎等叛国队伍，先打哪一个，或两个一起打，也有个时间安排问题。

前任新疆统帅廉主张分两个拳头一起打，清朝曾表示同意左宗棠受命后，提议“先剿北路与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

“其理由一是“新疆贼，北路轻而南路重”:，二是南北地势，北可以控南，南不能制北。故历代用兵西北，无一不是由北路而人，何况清军在北路已控制了巴里坤、古城、塔城、科布等要地，便于进军。

左宗棠还进一步分析了先北后南的好处:第一，作战方向直指乌鲁木齐，可以首先突破敌军薄弱环节做到先声夺人，振奋士气;第二，围城攻击，可以吸引南路阿古柏军队来授，造成野战歼敌机会，减轻清军南下作战的任务，第三，占领北路后，取得给养基地，可以解除南下大军的后顾之优，并由乌鲁木齐、哈密继续进军，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敌人之势。

因此，先北后南的打法，解决了清军的基本打击方向问题。

粮运兼筹，精兵足饷

自古用兵西北，因补给不济而功亏一篑者不乏其例。清朝历来重兵轻粮、新疆沦陷后曾急令各路人马出关平乱，可是调遗多年，各路人马仍无动静。

如成禄一军在高台屯驻八年，就是不出玉门关;康、金顺两军鱼已出关，却未打仗。左宗棠察其原因，知道此次用兵新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这次是在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反侵略战争连遭失败，割地赔款一再发生，国内刚结束长达 14 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清朝国力大衰的情况下进行的。

已出关的清军经常几个月领不到粮饷，靠自己背着生红要行军士兵因粮饷不济而哗变，对带兵 20 余年的左宗案来说，已见不鲜。万一战败，朝廷会拿他作替罪羊。

但他不顾个人荣辱，毅然统兵西征。由于出关清军处境困难，左宗棠提出，要以武力收复新城，必须解决兵、饷、粮、运四大难题。

其中，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而“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盖全系于此。过去他在关内用兵，人多地富，既可取粮于敌，又可随地征粮，粮运问题均不突出。

但从甘肃去新疆，沿途千里尽是荒漠贫瘠、水草缺乏之地，如果不能采运较充足的粮食供前线使用，其西征计划将会全部落空。

为鼓励转运人员，他一反清朝奖励军功只看杀敌多少的规定，宣布对转运人员“当与前敌一体论。

他还亲自抓粮运，派人在上海设采办转运局、在汉口设后路粮台、在西安设总粮台和军需局、在河西走廊沿途设转运局，绵延千里一线穿，宛如“常山之蛇”，节节呼应。

在他的精心筹划、合理调度下，出关清军能够保持三个月以上的口粮，保证了行军和作战的需要。可见，左宗安针对新疆用兵的特殊情况，把粮运摆到首要位置，定下“粮运兼筹”之策，是十分正确的，解决了清军出关最关键的问题。

为做到兵精饷足，他在出关前对部队严格挑选，汰弱留强、将金顺部47 个营裁并为 20 个，其他部也作了精简。

对留下的兵勇，每月基本按时发饷，不管发多少，都直接发到兵勇手里，防止层层克扣，拖欠饷银待新偏运到或老兵归家、退伍时，尽量付清。通过“兵精足饷”的措施，解决了兵员庞杂与粮饷不足的矛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出关清军筹办军粮的地区，主要是河西、口外、新疆前线附近及俄边，左宗棠以政治家的跟光提出，要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

他反对不顾百姓死活、竭洋而渔的做法，认为“夺民全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单靠征购解决粮饷毕竟有限，他运用古人成边之法，在采办之外，指示驻哈密的张曜部屯田，该器清军虽荒2万多亩，每年收军粮数万石，既节省了官费，又解除了转运之劳。

在兴办军屯的同时他强调搞好民屯，并嘱咐张曜:凡民间借种子、耕牛、农具，皆不可各借，“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屯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种子及自家食用之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 边疆经济发展了，对于成边粮饷“乃不竭之源”。

剿抚兼施，恩威并用

出兵新疆是正义之师，具有民族解放战争性质，驱逐侵略者统一祖国，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左宗棠利用这一政治优势，规定解决新问题“非剿抚兼施不可”。

“他一面严整清军纪律，禁止掠奸以争取民心;一面宽待网古柏部属，缩小打击面。他说:“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大军进通环攻，逾以剿抚兼施之意，释胁从而急渠魁，解散必众。实施这些策略，“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长治久安亦基于此。

左宗棠治军严格，但对待下属从不以势压人。除了驭将之法，他注重用将之长，认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

刘锦的“老湘军”是出关清军的主力，他本人作战勇敢，但容易骄傲，左宗棠把新疆的指挥权交与他，同时也提醒他力戒骄傲，慎重用兵。

他也能体恤民力，转运军粮关内以车运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并采取“节节转运”的方法，以免长途运输人力、畜力疲乏。

有鉴于此，左宗棠进军新疆才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才得到当地民众的配合。

如清军追击白彦虎等叛国分子到达阿克苏时，该城维族人民关闭城门，拒绝叛军入内，而开门迎接清军。

当清军收复阿克苏的消息传到哈拉齐时，那里的民众则举行武装起义，打败敌军并主动与清军会合。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奏请朝廷在新疆建省，并着手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

对左宗棠收复和开发新疆的历史功勋，杨昌溶曾赋七绝一首费扬: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在当时脸炙人口，而且长期传诵，说明凡是为祖国统一做过较大贡献的人，后世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