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

有位在美国留学和生活多年归来的年轻人告诉我，有一次他去美国同学家吃饭，同学妈妈在饭桌上一个劲儿地介绍她预备这顿饭菜是多么用心。实际上只有一道主菜、一道汤、一道沙拉和烤面包。让他最不好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道别时同学父母很有礼貌地和他拥抱并诚恳地表示欢迎他再来。但当他走到院门口回首时，他们已在身后关上了屋门。听起来这“老美”似乎很“凉薄”。比较一下我们招待客人通常面对一大桌子美味佳肴一边念叨“没啥好吃的”、一边不断夹菜的“热情”,和任你怎么回首挥手东道主就是不肯回屋的“客气”,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文化?

在民族内部而言，显然存在着个体性的性格差异。对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民族来说，可能还会有地域性的差异、历史性的差异等。但是，就民族的整体而言，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之中，有没有一种“民族性格”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整体之中呢?

有这样两则幽默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假设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根针掉到地上，如果是意大利人，可能一耸肩一摊手就离开了；法国人多半会顺手抄起一把笤帚，胡乱扫扫也作罢了；德国人则会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分成一个个小方格，然后逐一检查直至找到这根针。那么，中国人呢?是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摸索到的啊!而犹太人，则是找了一块磁铁在地上拖了几圈就轻而易举地把针找到了。另一个笑话说，一幢大楼失火后，犹太人背出了钱袋子，法国人救出了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寻找老母亲。这两个故事实际上讲的都是民族性格的差异，虽有戏说成分，但听起来似乎也有点儿意思。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说过，所有的“邂逅”都是相互的，所有的阐释都是彼此相关的和互文的。“民族性格”正是在不同民族相互“邂逅”与“互文”中的彼此认知与自我省视。比如当我们说到“德国人的严谨与认真”时，潜意识中很有可能在比照我们自己性格中太多的“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的模糊与笼统。

前些日子听一位朋友讲述她在家做面包的经历。她买了很久的面包机，试了几次都没有做成功。后来下决心按照食谱要求，严格遵循面粉、水、黄油和酵母的精准用量配比终于得以成功。是啊!我们中式菜谱最常见的字眼是“油适量”“盐少许”等，基本上是靠感性直觉来判断的。但是，当我和这位成功烤制出面包的朋友谈及西餐的科学精准时，她却非常认真地说：“精准是精准啊，但这还有什么创造的乐趣了?"想想这句话还真是在理儿!你看，同样的白菜馅儿饺子，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还真是不一样；同样的白菜炖豆腐，你自个儿来做，每次放入佐料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味道也是不一样的。这样说来，似乎我们的模糊笼统反倒给了人们一定的创造空间?

言归正传，“民族性格”之有无应该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形成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其民族总体性格特征。所谓“总体”,是指对该民族整体性的、历史性的典型性格特征的概括。因此，任何现实的具体的个人，与这一“总体”的比照难免有似是而非之感，但这一“总体”总是潜意识地影响和规定着个体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而对外部来说，这一“总体”往往是一个民族整体精神风貌的体现。

究其实质，所谓“民族性格”也就是民族文化在人身上的体现。而民族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整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其思维方式、大众心理、审美情趣、价值判断、生活态度等所构成的民族文化整体，同样需要从生产方式来理解。而生产方式又与地理环境、气候状况和历史传统等密不可分。因而有人依据生产方式把文化划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等。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各种文化总是处于发展变化和交流融汇的过程中。

比如我们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和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早在北魏时代就开始激荡融合；东部和东南沿海的东夷文化、闽越文化、潮汕文化等则带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而两千多年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朝代变迁中的文化交融几乎从未间断。比如福建省的福州市，早在六朝末期就有许多北方贵族逃亡至此，唐宋时期又有许多汉人南迁，其中不乏书香门第、达官贵族。尤其是作为中国唯一的都市“里坊制度活化石”的三坊七巷，自晋代以来便是许多北方“钟鸣鼎食之家”南来聚居之地，千百年中原士大夫文化的积淀和面朝大海放眼世界的开阔胸襟，使这里走出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林觉民、林纾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民族先驱，也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民族文化对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而且，这也让我们由此进一步理解，对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来说，所谓“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如何独特与复杂，但这也正是其时代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是其内在“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转型的艰巨性之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化时要谈一谈民族性格问题的缘由，并由此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讨论中国文化发展对于中华民族进步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