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局局长被枪毙，13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何在？

郑筱萸，作为首任国家药品监督治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治理局局长，肩上，本应挑着13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然而，这名共和国的原最高药监官眼中，不是重如泰山的责任，而是多了“寻租”本钱——近十年时间，他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649万余元。面对责任，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2007年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

这一天，从郑筱萸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算起，走过了9年；他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退休，不到3年。

事实上，中国药监界的腐败之风，早已引起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及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郑筱萸离职前后，一场反腐风暴在中国药监系统迅疾掀起——

2002年，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因受贿折合约400万元被判死缓，成为中国首位落马的省级药监局长；

2005年7月，郑筱萸退休仅半月余，曾担任其秘书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被捕；

2006年1月，同样曾担任郑筱萸秘书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该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

2006年11月，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被捕；

2006年12月，因涉嫌受贿，郑筱萸及其妻儿被正式立案调查……

“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2007年1月24日，听取了监察部就郑案调查的情况汇报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求。

随着调查深入，郑筱萸涉嫌受贿数百万、药监工作严峻失职渎职的“权力黑幕”被层层撕开。此后，他受到行政开除处分，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逮捕……

庄重的法庭上，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法院还认定，郑筱萸在全国范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犯有玩忽职守罪。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郑筱萸的权力，却成了他与家人共同获利的“摇钱树”。

药商投之以桃，郑筱萸报之以李。

2002年2月，全国药品监督治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郑筱萸房间来了个不速之客——李某某。他想替下属企业申办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希望郑局长“帮帮忙”。

郑筱萸当即安排其秘书，带李某某去找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就这样，李某某企业的注册材料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出奇地快。1999年到2003年，该集团下属公司申报的24种药品的注册，靠着郑筱萸这棵“大树”，一路绿灯。

郑海榕有一张招商银行(26.790,-0.16,-0.59%)信用卡，2000年至2006年，每月都会收到广东某公司打来的1万元钱，共计70余万元。而他却没在这个企业工作过一天。这位负责人还以为郑筱萸家“报销”

装修费为名，送给郑海榕25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广东这家公司负责人证实，1999年，公司需进口化学药品原料“盐酸纳洛酮”，找郑筱萸帮忙后顺利进口；2000年，公司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成为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通过郑筱萸向相关部门打招呼，最终获批；2003年，公司药品物流配送中心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也在郑筱萸的帮忙下顺利通过……

2001年至2005年逢年过节，海南某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某都会到北京给郑筱萸“上供”，少则5000元，多则上万。郑筱萸前后笑纳了11万余元。该公司申报药品注册时，郑筱萸亲自给注册司和审评中心打电话催办。

企业送钱，真的都是朋友之谊？

这一点，药商们很清楚。某药商就承认：“之所以聘请刘耐雪为顾问，给郑海榕款物，主要因为他们是郑筱萸的亲属。公司希望在业务上得到郑的关照和帮助。”

这一点，郑筱萸也十分清楚：“送钱的人都是药企的老板，都是发生在1998年我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以后……都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

1998年——改写新中国药品监督治理历史的一年。这年3月，相伴机构改革，原国家医药治理局、卫生部药政司、国家中医药治理局合并组成副部级机构——国家药品监督治理局，原医药治理局局长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

国家设立这一新机构的初衷，是按国外成功经验将药品收归一个行政部门统一监管，更好地保证13亿民众的用药安全。不幸的是，新机构首任“掌门”郑筱萸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

郑筱萸的目中无“责”，在2001年到2003年一项被他称为“浩大工程”的专项工作中暴露无遗。这一名为“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国家以及地方多种批准文号，监管难度也较大。修订后将于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治理法》明确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取消地方标准。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国标”；不符合的就必须剔除。

无疑，对于新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加强监管的好机会。然而，“掌门”郑筱萸一错再错，让这项工作背离初衷，反而给造假者又提供了一次机会，给用药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2001年4月10日，郑筱萸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187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

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87号文件出台9个月后，郑筱萸又大笔一挥，签发了582号文件，从实质上降低了药品审核标准。

在审核降低标准，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觉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这些药品的资料被工作人员放进红色夹子，称为“红夹”药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有关文件规定，这些药品应该以假药论处或撤销批准文号。然而，郑筱萸没有经过局里集体讨论决定，擅自同意注册司的请示，让审批底线被再次突破。

失范的监管，让群众用药风险陡增。2006年“齐二药”假药案和“欣弗事件”相继爆发，前者系原料造假，后者因药厂擅改生产工艺而发。未及半年，又爆出“佰易”事件，广东佰易公司违规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部分产品导致患者出现丙肝抗体阳性……

一审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网站的热点话题。公众纷纷留言表示支持：对于药监系统出现的问题，郑筱萸难辞其咎。这个结果，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最好证明。

郑筱萸案的发生，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前车之鉴，警醒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严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