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转移，如何影响中国出口？

2022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速放缓，今年5月更是同比下降了7.5%。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回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数据，2022年下半年严重收缩，降幅超过70%，今年1季度更是下跌了80%，即使按照商务部数据，2022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下滑了7%，今年1-5月同比下跌5.6%。此外，中国贸易结构正悄然发生改变：美国、欧洲等常年占据主要出口目的地的份额正下降，而东盟、俄罗斯以及非洲的占比在快速上升。

结合近来社会各界对产业链外迁的担忧加剧，笔者在FT中文网刊发文章《产业链转移，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对后疫情时期的出口结构变化、产业链外迁成因进行了梳理，展望未来，应抓紧产业链升级的时间窗口，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同时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请参阅全文。

文|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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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前两年，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有效弥补海外生产的不足，中国出口大增，对外贸易份额也快速提升。但2022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速放缓，今年5月更是同比下降了7.5%。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回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数据，2022年下半年严重收缩，降幅超过70%，今年1季度更是下跌了80%，即使按照商务部数据，2022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下滑了7%，今年1-5月同比下跌5.6%。此外，中国贸易结构正悄然发生改变：美国、欧洲等常年占据主要出口目的地的份额正下降，而东盟、俄罗斯以及非洲的占比在快速上升。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欧美国家贸易投资正在加速走向“去中国化”。例如，美国联合盟友加大对华贸易、科技脱钩力度；美国与印度在半导体、高技术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以强化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荷兰限制部分光刻机型号对中国出口等等。这些发展是否会加剧中国产业链外迁？在美国主导的产业回迁、“友岸外包”的长期趋势下，中国政策该如何应对？

一、后疫情时期中国出口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产业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弹性，有效弥补海外生产能力的不足，中国出口一度表现超预期。这是由于疫情后中国“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取向和美欧实施现代货币理论（MMT）刺激需求的政策取向形成互补，弥补美欧经济体由于生产受阻造成的供需不匹配，中国对外贸易份额得以快速提升。根据wto数据，2020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大幅提升至14.7%，扭转中美贸易战以来的下滑趋势，并超过2015年的高点（13.7%）。2021年中国出口不断创历史新高，全年实现29.6%的同比增长的同时，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更是突破15%。2022年海外疫情结束后，尽管海外产业链的稳步恢复对中国形成替代，但2022年中国出口份额仍保持在14.4%的高位。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以来中国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份额迅速下滑。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美国自华商品进口的占比从2017年21.9%快速下降到2022年的17.1%，下降部分由东盟、加拿大和欧盟商品占比提升填补。尽管2022年中国仍是美国进口的第一来源地，但进入2023年后下降态势加速：2023年一季度，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大幅下滑到13.6%，不仅大幅落后于欧盟的18.8%，也落后于墨西哥（15.1%）和加拿大（13.8%），成为美国进口的第四来源地。

另一方面，东盟、俄罗斯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2010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出口份额快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越美国与欧盟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目的地，从2010年的8.8%到2015年的12.2%，再到2022年的15.8%。尤其在今年1-5月，中国对东盟出口份额进一步上升至16.2%，同期对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出口份额下降至15.4%、14.3%与4.8%。

东盟与中国双方产业结构存在天然的协同性和互补性，东盟不仅承接着中国国内产业链转移，美国贸易遏制促使大量中国货物“绕道”越南出口美国，推动东盟转口贸易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对俄罗斯、非洲出口份额也分别从2022年的2.1%、4.6%，提升至今年1-5月的3.1%、5.3%。

二、产业链外迁是中国出口趋势的关键变量

短期来看，欧美经济陷入“滞涨”，是中国出口下行的主要原因。但随着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全球产业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逆全球化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加快供应链“去中国化”，将影响着中国出口的长期走势。

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企业布局东南亚。2017年之前，中国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环保监管趋严，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2017年后，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为避免美国高额关税和分散产业链风险，外迁进一步加速。其中，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除拥有东盟成员享受的低关税外，还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为外商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等优势，推动东盟转口贸易快速上升。相应的是，中国在美国进口箱包（HS4202）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58.8%下降到2022年的25.5%，同期东盟份额从7.2%上升到27%。中国服装业出口份额从2011年的36.7%下降至2021年的32.1%，同期孟加拉国从4.6%上升至6.4%，越南从3.1%上升至5.7%。

疫情后，安全和韧性开始逐步取代效率和成本，加快了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分工进程。新冠疫情期间，受益于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优势、基础设施良好，中国产业链优势凸显，在海外产业链受阻的背景下高效衔接海外过剩需求，推升中国出口份额。但海外疫情结束后，各国愈发意识到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性，跨国企业重点考虑以全球化多点布局来应对产业链过于集中的风险，外资企业的策略加速由“All in中国”转为“中国+N”。

以三星和苹果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加速将其手机业务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带动带动富士康、和硕、立讯精密等供应商和配套工厂迁移。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美印联合声明》，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太空等高科技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旨在强化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进程，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不仅加剧了外迁产业与中国的“脱钩”风险，也直接影响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和稳定性。

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正在加速，并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贸易、科技“去风险化”。2021年1月，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强调政府在联邦合同签约中优先选择国内供应商。2022年8月，拜登政府连续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以加快关键芯片、人工智能等产业链的本土化进程。今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讲话，承认美国工业和持续创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击，旨在以国家力量介入产业政策振兴制造业。此外，美国拉拢中国台湾地区、荷兰等，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据彭博社报道，2023年5月中国台湾地区向美国的芯片出口额同比增长9%，已连续26个月增长，相比较而言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同比下降14%，已连续7个月负增长。6月30日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范畴。

美国加速推进“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打造“去中国产业链同盟”。2022 年 4 月，美国众议院推出《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为鼓励产业回迁，向从中国迁往拉美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免税待遇；2022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韩国访问时提出，集中力量复苏经济并恢复产业链，在盟友和伙伴国之间实行“友岸外包”战略。

其中，墨西哥是近岸外包的最大受益者，从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类型来看，今年一季度运输设备（汽车）占比仍居榜首，其次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两者在美国进口份额中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医疗机械（15.6%）、航空航天（15%）、家具（6.3%）等行业都呈现高速增长。近期特斯拉也在动员中国供应商出海，去墨西哥复制“上海工厂”。

三、警惕出口下滑与产业链外迁双向循环

大国博弈下，全球贸易“脱钩”与“去中国化”趋势不可避免。短期之内，中资企业投资布局东南亚以及“转口贸易”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出口仍构成支撑，但背后的产业链外迁风险不可小觑。如笔者在《东盟贸易增长背后的产业链风险不容忽视》中提到，产业链外迁通常意味着企业搬离、就业流失、税收下降，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下降和农民工失业风险需要积极应对。

此外，中国产业链仍存在关键技术设备、部分基础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等问题，有可能随时被中断。若中国不加深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长期有可能陷入产业空心化，进而导致经济活力下滑，收入增长停滞，失去国际竞争力。

为应对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一方面尽量延缓中美脱钩进程，抓紧产业链升级的时间窗口，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具体措施上可以：一是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出，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二是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作用，加快形成中亚南亚西亚开放通道，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三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强调在具备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下一步应增加政策透明度、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减少对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

另一方面，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体量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财政将是重要抓手。例如，针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降低社保和公积金费率，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同时带动其消费性支出；建议发行3万亿左右的特别国债，主要用于新基建投资和统筹发放消费券，尽快将需求拉回正常轨道；当前地方债务风险高企，中央财政加杠杆，缓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带动地方政府全力稳增长。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大幅降息（如50BP）仍有必要。考虑到中国实际利率偏高且宏观杠杆率高企，降息有助于降低全社会利息支出成本、改善各部门资产负债表。房地产方面，加大松绑力度，取消不合理的限购、限售、限价等措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尽快推动市场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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