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的藩镇割据——宪宗朝⑶ 出兵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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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六月，昭义节度使李长荣死于潞州任所。朝廷遣中使持诏书至军中，欲选诸将中为军士所附者即授之为节度留后。

兵马使卢从史，其职位居于昭义第四，秘密与监军相结交，毛遂自荐。朝廷中使取怀中诏书授卢从史。

卢从史与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子)，卢龙节度使刘济秘密联络，明面上献策朝廷，实际想进图河北、山东。乃擅自引兵东出屯军临洺，意欲与河北诸镇合从。

朝廷令其还镇，卢从史迁延不奉诏。不久宪宗平定浙西李琦之乱，王土真、刘济等人大惧，卢从史始息其合从之约，自临洺还军回潞州。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死则代领其军务）。

宪宗欲乘王士真之死，另换他人代任其职，以革除河北诸镇世袭相继的弊端，在王承宗上表请求袭职时，坚决不应允，并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有赞成王承宗袭位者：

宰相裴垍说：“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李师道为李纳次子，李师古的异母弟，元和元年继李师古袭位为平卢节帅)，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

翰林学士李绛也认为：

“河北不尊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相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
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也有反对王承宗袭位者，主张出兵进讨：

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迎合宪宗急于削藩的心理，以夺宰相裴珀之权，向宪宗请求，愿意率兵讨伐王承宗。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因父丧卸职，谋图及早复职，通过吐突承璀转呈表章，请求调本镇军队讨伐王承宗。

于是，宪宗恢复卢从史昭义节度使之职，并加授左金吾大将军。这说明宪宗是倾向于对王承宗用兵的。

七月，为了稳妥起见，宪宗再次征求群臣意见，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任命王承宗为成德留后，但必须割其所辖德、棣二州，另立一镇，以削弱王承宗的实力。还要王承宗向朝廷缴纳赋税，所属官员的任命也收归朝廷。

李绛主张暂不要分割其辖地，怕王承宗及其将士以此为借口反叛。同时，河北其他诸镇见朝廷分割成德镇，担心他日也要轮到自己头上，互相串连，共拒朝命，事情就不好处置了。

至于缴税和任官权的问题，可在派使吊唁王士真的时候，让使臣劝王承宗自动上表，请求朝廷允许成德纳税和交还任官权，认为这样处理，朝廷比较主动。

宪宗认为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目前都在患疾，如果一旦死去，都像成德镇这样允许其子继承，天下何时可平！不如乘此交替之机，出兵讨伐。

李绛劝谏说：“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

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陷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

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这段话分析了西川、镇海二镇与成德镇的不同之处，很有道理。宪宗因被前两次削藩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

实际上李绛等人并不是反对用武力削藩，而是因为河北诸镇的情况比较特殊，必须等待机会，创造条件，逐步削平。反对不分析情况的盲目蛮干。

宪宗想乘河朔三镇节帅患病之机，废止“河朔故事”，而李绛等则明确指出河北的情况与其他地区的藩镇有本质不同。

对淮西的态度，正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淮西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产生的强藩，来瑱、李忠臣、李希烈等先后任节帅，游离于中央。李希烈时竟公然称帝。

贞元二年，其部将陈仙奇杀死李希烈，虽名为归顺，实则并不受朝廷的有效节制。不久，陈仙奇又为其部将吴少诚所杀。

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李绛上奏宪宗，主张用兵讨伐，他说：“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并再次请求宪宗，放弃对成德镇的讨伐，“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

李绛对淮西和魏博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在贞元以后形成的朝廷对藩镇的政策。

当然，在朝廷看来，“河朔故事”的存在是它永远的耻辱，是对它的政治权威的一种持续的挑战。所以李绛在上奏中也说“河北专有土地，父子相承，每思此事，常所恨叹”。但政治理想毕竟不同于政治现实。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李绛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