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粟裕委屈得直掉泪，张爱萍说：别这么没出息，找他当面谈

老覃在前些天写了《细品将军们在庐山对彭德怀的批评，大将军立马横刀的风采跃然纸上》一文，文中提到，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爱萍、杨勇、李志民、王震等开国上将被要求在小组讨论会上讨论彭德怀的“错误”。

但是，张爱萍等人都觉得彭德怀元帅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实在找不出什么“错误”，想来想去，就抓住了彭德怀元帅性情粗豪，讲话直爽，爱批评人这一特点，说彭德怀有“军阀主义”作风，喜欢骂人，“领导方式简单、生硬”等等，七嘴八舌地展开了讨论。

张爱萍名贬实褒地说：“我过去总觉得彭德怀为人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一度认可他骂人、训人的作风，认为这是他不拘小节的表现，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张爱萍说这句话，前面的一大半是真心话，后面的“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属于言不由衷。

关于张爱萍上将，老覃之前写过《1936年，毛主席召见张爱萍，张爱萍暗叫不好：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全面抗战爆发，毛主席给张爱萍亲授任务，张爱萍一口拒绝：干不了》等文章，他是一个敢爱敢恨，头顶天、脚踏地，敢担当的将军，毛主席说他“敢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

他是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人，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14军1师工作。1930年底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9月毕业，被分到了红三军团第4师12团任政委。

当时红三军团的总指挥就是彭德怀。

老覃还写过《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将领，初闻噩耗，彭老总痛不欲生》《被电视剧严重弱化了的红军战将，他是彭德怀革命的引路人，叫邓萍》等文章，讲的是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的事迹。

邓萍牺牲于红三军团二打遵义的战斗中，当时，他倒在了张爱萍的怀里。

现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一座雕刻着两个红军指战员相拥在一起花岗岩雕像，其所表现的，就是当年张爱萍怀抱着邓萍的情景。

雕像基座上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也是张爱萍的笔迹。

张爱萍在邓萍牺牲的当晚，写了一首挽诗，诗的最后两句是：“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张爱萍晚年写《一个真正是人》一文，文中提到邓萍牺牲的当晚，他向彭德怀打电话汇报，彭德怀怒骂道：“猪养的狗养的，你们这些不怕死的统统都死了算了……”

张爱萍被骂得耳朵轰轰响，但是，他听出了彭总的骂声里饱含着揪心、关爱、悲痛、愤怒。

他知道，彭总骂得越凶、越狠，就越是悲痛。

如果不是对部属、战士爱得这么深沉，是骂不出这样的话的。

果然，事后，彭德怀又打来电话，对他说：“革命的路还长，你们都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啊！”

1988年，张爱萍在纪念彭德怀95周年诞辰大会上这样评论彭德怀——“彭老总是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彭德怀喜欢骂人，张爱萍是这样解释的：“人家总是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

他说，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彭老总是爱骂人不假，但也有不骂人的时候。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我军伤亡巨大，八万中央红军，过江的只有三万多人。

部队渡过湘江之后，彭老总原本传下有命令，要求全军各部天亮以后到军团部集合。

他当时是接到了电报的，但连日作战实在太过疲劳，竟然捏着电报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他暗叫一声：“糟糕，这回少不了挨一顿狠批。”

当他率领部队赶到了军团部，彭老总知道了他迟到的缘由，不但没有怪罪，反而眼圈红了，低低地喊了一句：“跟上。”

每当想起彭老总当时看自己的眼神，张爱萍就觉得无比愧疚，他晚年对人说：“我不能原谅自己，这一生中，我不知有多少次想起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还有一件事，张爱萍的印象也很深刻。

第二次打下遵义后，吴奇伟指挥国民党军两个师进行反扑。

张爱萍率领11团死守老鸦山左翼，伤亡很大，眼看顶不住了，亲自冲上山顶，向负责防守山顶的黄克诚求援，请求黄克诚派出一支小分队在侧翼打一下。

黄克诚以兵力不足为由，坚持不肯发兵。

张爱萍只好憋了一腔怒火返回阵地坚持硬顶。

敌人后来转移了主攻方向，攻下了黄克诚的阵地。

彭德怀急得不行，火速调来彭雪枫的两个团，重新夺回了阵地。

战后，红三军团在鸭溪开会。

张爱萍当场向黄克诚发飙，说黄克诚见死不救。

彭德怀勃然大怒，下令将黄克诚撤职查办。

黄克诚没有做任何辩解，默然接受彭老总的处分。

倒是张宗逊出面说出了事情原委。

原来，张宗逊在张爱萍前来求援之前，就从黄克诚那么要了一支部队驰援其他阵地去了。

黄克诚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援助张爱萍了。

张爱萍因此对黄克诚前嫌尽释，和好如初。

张爱萍说：“彭老总的作风正派，红三军团的将领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有话直说，坚持真理，作风也就正派。”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了传记作品《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文中披露了一件这样的小事：粟裕大将担任总参期间，曾向张爱萍倾诉他在工作上所受的委屈，说到动情处，都掉了眼泪。

特别在这里解释一下，关于粟裕所倾诉的委屈，老覃早年写过《粟裕在莫斯科“失言”遭苏联总参谋长批评？网友：粟总忠心为国》一文，文中说了，粟裕任总参谋长之前，国防部长是彭德怀，副总参谋长是黄克诚，他们俩联手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相得益彰，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粟裕于1954年10月当上了总参谋长，黄克诚则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如此一来，黄克诚仍在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那么，一份文件，或者一道命令、一个指示，究竟是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呢，还是以国防部的名义或以总参的名义发布，粟裕感到无所适从。

1957年11月7日，他在随同国防部长彭德怀前往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活动时，私下里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询问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情况。粟裕这么做，无疑违反了外事纪律，因此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

话说回来，张爱萍听到了粟裕的倾诉，觉得很不以为然，对他说：“别这么没出息，心里头的疙瘩不解就不会自动开，干脆，你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彭老总谈一谈嘛！”

粟裕却只是低头流泪。

张爱萍向儿子讲述了这件事后，语重心长地说：“彭老总并不是完人，他也有很多缺点，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在我的心里，我始终尊敬他，并视他为影响了我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