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对于26岁的姚文元而言，是人生转折的一年

引言

2005年12月23号，74岁的姚文元病逝，随着他的离去，意味着四人小集团全部烟消云散了。可是，他们留给这片土地的伤痕，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磨平。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7年，这一年的姚文元只有26岁，这一年，对于仕途不得意的他而言，是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

正文

1957年之前的姚文元，在单位里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而且他就是一个独行侠一般的存在。周一到周六虽说是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但他几乎不和同事往来，每天都是独来独往，工作之余也没什么业余爱好，就是读书。

同事们对他的印象除了是个“独行侠”之外，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太懒了，甚至于有些邋里邋遢的。

“（他）懒得出名，那件蓝色的干部服已经油光可鉴了，他不洗也不刷，照穿不误......臭袜子、脏衣服这些，也是放着不洗，等到周天带回家，让保姆来洗......头发也是到了不得不剃的时候，才会去理发店......午睡时，鞋子也不脱，身子斜躺在床上，脚伸出床外”
——来源：《大沉浮》.中国发展出版社.

这就是姚文元年轻时候的写照，有着文人身上那种不羁的形象。得益于他父亲姚蓬子的持家有方，在五十年代能请得起保姆的家庭，也属于小康之家了。

在同事们的眼中，这个不怎么说话的年轻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窝在宿舍里看书、写稿子，他宿舍里常年放着一个书架，里面的书籍要么是他买来的，要么就是从家里带过来的，塞得满满当当的。

到了1955年，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是一篇批判胡风的文章，胡风在当时，是资历颇深的文坛大佬。24岁的姚文元写下的这篇文章，得到了张春桥的赏识，那时候，张在上海的《解放日报》担任社长和总编辑。

姚文元也因这篇文章初次尝到了甜头，有了一些小名气，从这时候开始，他逐渐清晰了未来的发展目标。那就是凭借着手中的笔杆子，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不得不说，他的这个目标定位得很清晰，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形容他的发迹，虽说不是很恰当，但也稍许有些贴切。

时间来到1957年，这一年，姚文元才算是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了，他在字里行间挥洒着墨水，这一年，凭借着一篇篇尖锐的批判性文章，这个小人物也声名鹊起，看到了那一片繁华的长安花。

从1956年的年底开始，组织上提出了“双百方针”，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文艺创作、学术理论。

具体的说来，就是在文艺的创作上，不同风格流派、不同题材、不同表现手法的文艺作品都要同时存在，自由发挥；在学术理论方面，倡导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不同学派都能自由的表达和讨论。

到了1957年，随着“双百方针”的实行，很快就让当时我国思想理论领域、文艺领域活跃了起来，很多不同风格、不同种类的文章和作品纷纷冒了出来。

姚文元抓住了这股东风，他写了不少文章，大多都是带尖锐批判性的文章。他的那些文章大多都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当时，上海是一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城市，因此，伟人特别关注上海文艺界、思想界知识分子发表的文章。

客观的说，姚文元的笔杆子实力确实优秀，他的文章文笔活络生动，不流于形式；最主要的是，这个笔杆子比其他文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时刻关注着伟人的思想动向，时常找来伟人的文章进行研读。

由此，当伟人读到姚文元的文章后，对“姚文元”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并对他发表的那些文章给予了赞许。

1957年的3月10号，这一天于姚文元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或许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吧。这天的下午，伟人在北京接见从上海来的文化教育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来北京是为了参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姚文元也在代表团里，他当时的身份还只是一个青年作家。

在接见上海代表团的时候，伟人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这次北京之行，开阔了姚文元的眼界，回到上海后，他开始特别关注留意当时的时事问题，特别是有关北京的各种消息，都被他整理收集起来。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打从北京回来后，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人民日报》。

他研读《人民日报》也是有着很强的规划和目的，首先是看头版头条的社论，随后就是翻阅其他重要的文章，从字里行间进行揣摩。除此之外，他一有时间就往张春桥那边跑，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星期连着去了好几次。

张春桥也很欣赏他的文笔，明面上虽没有表示，其实从行动中就能看出来，他是想把姚文元纳入自己的阵营。因此，姚文元跑到他自己来了解伟人的思想动向，以及一些重要的谈话内容，张春桥也是不反感的。

每一次，姚文元跑过来都揣着个笔记本，一边听一边记。

不得不说，1957年的姚文元，虽说还只有26岁，但是于城府方面而言，超越了大多的同龄人。或许，也是从26岁开始，这个笔杆子对于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心里已经拨开云雾，变得十分的清晰明了。

1957年的5月25日，姚文元从报纸上读到了的这么一句话：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

当时，《人民日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这段内容。

这么一小段内容，在平常人眼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出来，不过，在姚文元眼里，这里面有着大学问。他不断的反复琢磨这么一小段内容，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

联想起当时文艺思想界百家齐鸣的现状，姚文元恍然大悟，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是要开始反右了，想起自己前一段时间发表的一些文章，姚文元这才冒了冷汗。他立马开始行动起来，他要立刻转变方向，他要立刻打出反右的第一枪，他要掩盖过去自己的言论。

姚文元立马拿起笔，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文章，名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这篇文章笔锋尖锐，被刊发于《文汇报》；随后经《人民日报》转载后，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转载了他的这篇文章。

姚文元也没就此停笔，他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以差不多三、四天出一篇文章的频率，连着写了五十多篇反右的文章。靠着这五十多篇批判诸多文坛大佬的文章，姚文元在1957年正式崛起，声名鹊起的他，一跃成为上海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

这，就是姚文元的1957年，26岁的他从这一刻开始，也就跑偏了路，在脱离轨道的路上一骑绝尘而去。

最终害了别人，也苦了自己，给一个时代留下了现在都难以磨灭的伤痕。

本文参考资料：

1、《大沉浮》.中国发展出版社.

2、《南方人物周刊》.

3、人民网.

4、《特别辩护》.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马克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