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电影中关于生命与人性的关怀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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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小刚的电影中，他经常关注那些生活在历史大背景下的一般人，通过对他们的刻画，表现出对生命和人性的关怀和探究。

冯小刚的电影展现了多种人性，包括在灾难中的真实反应、对美好的追求以及对人性弱点的揭示。他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刻画出人性的复杂性，深刻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多重层面。

他的电影结局也总是暖和和充满希望的，给观众以安慰，这也体现了中国人以“中和”为美的习惯性等待。

在冯小刚的电影作品中，他一直关注着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变化。在喜剧贺岁电影方面，《大腕》反映了广告植入的泛滥，《手机》则是对审美疲乏的再现，《非诚勿扰》更是深入探究“难得有情郎”的真爱之思。

这些变化反映了当代社会中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精神和心理状态的不安甚至病态化进展。

而在非喜剧类电影方面，《集结号》则以人物内心创伤作为关注和表达的重点。主人公九连连长谷子地除了双耳失聪的生理创伤外，还有集结号吹响与否的困惑，以及九连战友全体牺牲的结果引发的巨大心理创伤。

部队编制改革和九连战友的牺牲，都是谷子地无法解开并令其癫狂的心理症结。他将自己生存的意义完全寄予在了维护九连及兄弟们尊严和价值之上，为了找到牺牲战友尸首并安葬，他始终坚守在煤场，不懈地挖掘。

作为九连在那场战争的唯一幸存者，他感受到的不是幸运而是巨大的痛苦，这甚至给他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理损害。

冯小刚的电影作品还深入探究了人性的美好和弱点，以及人性救赎的关怀，反映了对生命的思索和对人生意义的思索。

《唐山大地震》中女儿方登是一个心理创伤描述较为显著的角色。母亲当年两难的选择，使女儿天真活泼的个性遭受毁灭性打击。

地震后，女儿变得沉郁、寡欢，她将自己对母亲的忿恨、对母爱的渴求都连同过去一起深埋在内心，不善言谈，也拒绝表露。这场23秒的地震给母女二人造成了32年甚至一生难以忘怀的损害和痛苦。

儿子方达也在地震中遭受了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巨大打击。他感谢母亲对他的挽救，并因此成长为“母权主义”的忠实拥护者。

母亲是他不能触碰的高敏底线，即便是自己深爱的妻子都不可对母亲有任何违逆。他始终凝视着母亲的痛苦和消沉，无能为力之下，他挑选将自己包含痛苦的内心掩藏在乐观向上的表象背后。

母亲李元妮为了谋求内心在面对丈夫和女儿时的一点平和，始终对新生活、对物质条件保持警觉，不断拒绝肉体上的改善和享受，固守老旧的房子和简陋的生活。

这种对物质条件的拒绝和对过去的固守，实际上是李元妮内心创伤的表现。她的心理创伤始于那场灾难，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逐步深化，最终成为她无法摆脱的阴影。

在喜剧电影中，冯小刚通过真实再现平凡人的社会遭遇和生活状态，引发观众对社会处境的思索。而在非喜剧电影中，他探究灾难过后平凡生命个体的人生价值，这成为了他作品的重要主题表达。

这种挖掘平凡人生价值的角度，为他的喜剧类电影展现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冯小刚的作品也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文情怀。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他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呈现出一群一般人在战争和灾难面前的生命态度和价值观。这部电影向观众展现了一般人在面对生死选择时的真实感受和情感，表达了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珍视。

除此之外，冯小刚在他的作品中也经常通过幽默的方式，让观众深入思索社会现实和人生意义。在《私人订制》中，他通过一个卖假货小商贩的生活经历，讲述了一个一般人在追求财富和利益的过程中，最终意识到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

这部电影让观众在观赏笑声的同时，也反思了当代社会中金钱和物质的追逐，以及家庭、友情和爱情的真正意义。

影片《芳华》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放在历史背景下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通过叙述女兵舞蹈队的故事，展现了文革时期一般人的青春岁月和生命轨迹。

影片不仅着重展现了女兵们在军营中的日常生活和成长经历，同时也深刻反映了那个特别年代下人们对爱情、家庭和生命的价值观念。

影片中的个体，既有爱情悲欢离合，也有被命运所改变的人生轨迹，更有在特别历史背景下面临困难选择的挣扎。

这些个体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引发观众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思索。

冯小刚电影中，除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刻思索和表达，还展现了社会和历史的反映和思索。比如在《非诚勿扰》中，通过一场相亲的方式，反映了现代中国年轻人在婚姻观、爱情观方面的变迁和转变。

人性一直是电影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电影对于人性的探讨有时会从善良美好的一面入手，而有时则会深入探讨人性中的丑陋面。在冯小刚的几部电影中，他通过极端的环境和人物命运的转折，深入挖掘了人性中的光与影。

《唐山大地震》中，主角方登因为亲身经历了巨大的灾难，深刻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和宝贵，而这种珍视生命的态度也体现在她对待自己孕育的生命的态度上，她不惜放弃一切，保护自己腹中的孩子。这种对生命的珍视和爱惜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体现了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

然而，除了善良美好的一面，人性中还存在着贪欲、吝啬、狡猾、狠毒等丑陋的面孔。在冯小刚的电影中，人性的探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故事来展现人性的多面性。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导描述了一个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故事。李雪莲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女人，她为了让村里的男人娶她，被迫与多个男人结婚，最后被村里的人指责为“杀夫嫌疑人”。

为了洗脱这个污名，她不断地寻求帮助和正义，但是却遭遇了种种阻碍和打击。在这个过程中，她展现了人性中的坚强、执着和正义感。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导演冯小刚用银幕展现了人性的另一面，即在极致生存困境下的人性拷问。影片中，面对极度的饥饿和无望，人们的社会规则和道德底线被无限度降低，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如啃树皮、吃猫甚至吃人。

而主人公花枝也在逃荒路上经历了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刚开始，她拒绝了出卖自己身体的交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态度逐步改变，最终挑选了出卖自己的身体只为换取生存所需的粮食。

电影中的另一个角色——东家的女儿星星也是人性转变的一个缩影。她曾经是一个坚持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逃荒初期还与猫分享自己有限的食物。但后来，为了换一口活下去的饭，她主动卖掉了自己。

这样的挑选，虽然在灾民看来占了大廉价，但也揭示了在生存问题上，人性中的动物本能会被无限放大。

电影中的这些人物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性在极端情况下的变化和挣扎。他们不得不在生死存亡之间做出困难的挑选，这也让观众们深刻地反思人性和人类社会。

然而，在这些极端环境下，冯小刚的电影也强调了人性中的善良和同情心。在《一九四二》中，星星为了救助弥留之际的小男孩而冒险偷取药品，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在《唐山大地震》中，方登和方秀梅在大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但他们仍旧坚持救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人性中的善良和同情心。

虽然人性中存在着丑陋的一面，但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善良、勇气和坚强也会显现出来，这值得我们珍视和尊重。

在爱的救赎之外，自我救赎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自我救赎是一种自我治愈的过程，需要自己进行忏悔，发自内心的情愿为过去付出代价以换得原谅与宽恕。

《唐山大地震》中，母亲李元妮通过大量的笔墨来刻画她的自我救赎。她每天都活在对女儿的内疚之中，穿着素雅，放弃儿子提供的一切优渥的生活，元妮的一句话“我要每天穿得花红柳绿的就更对不起你姐了”体现了她通过让自己“受罪”来完成自我的救赎。

母亲李元妮将自己对丈夫和女儿的内疚转化成对自己生活和物质条件的苛责，要求自己用苦行僧般的肉体折磨来减少内心的煎熬和折磨，获得自我的救赎。

《集结号》中，谷子地多年来一直将战友的牺牲归结于自己没有听见集结号，全团47名战士的牺牲，使得他多年来一直活在忏悔中。

在每场战争中，谷子地都疯狂地奋战，在战争结束后固执地返回当年的战争现场，坚持不懈地挖掘战友的遗体，并且始终不放弃对当年真相的探寻。

在得知当年集结号并没有被吹响时，而战士们的英勇牺牲也被误认为失踪后，他住在在矿山上一个破旧的厂房之中，在汶河煤堆中没日没夜地去找寻战士们的尸体，甘愿将自己放逐到自虐般的生活中。

最后牺牲的战友被追认了烈士称号，获得了认可，谷子地才真正完成了自我救赎。

冯小刚的二度创作总是在原著基调中注入一抹“冯氏温情”，让电影的结局充满希望和暖和。虽然中国当代小说一般受到西方文学“悲剧高于喜剧”的影响，但电影作为大众化的艺术，应该尊重民族化的审美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之美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团圆美满的结局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让电影观众习惯性等待结局和谐、美好、圆满。

冯小刚在非喜剧类电影中，通过充满希望的温情，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着重表现人性良善和社会和谐，直击观众内心深处的和气，点燃人民对人间真情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同时，经过冯导的改编，电影能够在获得观众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传达电影的“教育”。

在电影中，建立超出血缘关系的“家”让新的生命连续并充满希望；对英勇奋斗和牺牲的九连战士给予肯定和认可；在唐山大地震中，母女之间的亲情得到了重新认识和挽救；

即使物是人非，小萍和刘峰也依偎在一起，共同度过人生时光。这些温情充满希望的故事，让观众在被“真善美”所感动的同时，反观当下社会的冷漠和美德的渐失，从而更加珍惜和追求暖和和希望。

冯小刚的电影以其充满希望的温情具有强大的力量，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