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50年，带动GDP翻了上百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终于退场了

2007年，当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推出了第一代iPhone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1美元，比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要低，甚至比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也便宜得多。

一时间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天堂，为沃尔玛、亚马逊和美国零售店提供了大量廉价的T恤、电视和玩具等商品。

然而，到了去年iPhone14发布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涨到了8美元。

这意味着用中国一小时的工资，可以在墨西哥雇佣4.5小时的工人。事实上，在整个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智利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高。

“中国制造”不再是廉价品的代名词，在全球范围内，从某种程度上来度量，它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昂贵的。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呢？

答案在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人口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

在当年“人多就是力量”的方针下，中国的人口从5.4亿增加到了9.6亿。这就是所谓的“婴儿潮”。

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看到这一现象。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时，25-34岁的人群是最多的。

这些人群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年轻、贫穷且易受控制的一代，即刚刚毕业，渴望工作，并且对低薪和恶劣的条件有很高的容忍度。

这对于那些想要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的制造商来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劳动力市场。

因此，在2000年代初期，中国凭借这个巨大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

人口红利

中国的婴儿潮一代大都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为了参与工业化进程，不得不背井离乡，搬到东部沿海的城市。

从1990年到2010年，每年都有1000万新移民加入这场大迁徙。

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说，这样庞大的劳动力迁徙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但实际上，中国正面临着和其他国家一样的人口结构转变——即社会年龄结构的转变。

在农业社会中，没有现代化的机器和医疗设施，人们只能靠自己种地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是一种财富，因为他们可以帮忙干活。但是，由于疾病和饥荒等原因，很多孩子也无法存活。

因此，农业社会的特点是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基本的机器开始出现，比如拖拉机、收割机或洒水器。这些机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一个农民的工作量产出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这样就释放了一部分人口，他们可以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制造抗生素等医药产品。

这些行业又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但是，由于文化和习惯等原因，生育率仍然保持在高水平。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乡村，进入了城市。在城市里，孩子不再是帮手，而是负担。他们需要花钱上学、看病、买衣服等等。因此，人们开始减少生育，并选择更小的家庭规模。

这样就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如果我们把人口分为三个年龄段——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即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成年人口比例高于儿童和老年人口的时期，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负担。在这个时期，如果能有效利用这些劳动力，就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中国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已显现，并且到2023年已经持续了整整50年，创造积累了大量国民经济基础。

GDP从1970年的926.03亿美元一跃增长到2021年的17.73万亿美元，增长了上百倍。

然而世间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后续紧接而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让出生率大幅降低，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的萎缩。

从经济上讲，孩子们很没用，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价值。

但是今天，那些孩子不再是孩子了——他们已经成年，而且即将退休。他们的缺席就意味着劳动力的缺乏。

你还记得上面讲的2000年时有数百万25-34岁的年轻人吗？他们现在平均53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曾经带来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现在却变成了人口负担。

中国也开始面临着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工业化可以不断吸收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而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直到有一天，剩余劳动力被用完了，工业化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农业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工人总数在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每年都在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依赖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公司会怎么做呢？

大致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留在中国

这适用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公司。他们需要适应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和变化。

第二种选择：离开中国

这适用于那些不需要熟练劳动力的公司。他们可以寻找其他更便宜的劳动力来源，比如墨西哥等国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并且靠近美国等消费市场。

例如，只有21%的耐克鞋类产品仍在中国制造。

第三种选择：多元化经营

这适用于那些需要熟练劳动力，并且对规模和灵活性有要求他们不会完全离开中国，因为中国仍然拥有庞大和优秀的劳动力队伍，并且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但是他们也会在越南或印度等国家开设一些工厂，以分散风险，提高效率，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

例如，苹果公司在中国拥有大量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但也在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生产部分产品。

同样，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在减少，但其消费市场仍然很大且尚未开发，吸引着星巴克、沃尔玛和麦当劳等跨国公司的投资，但其劳动力成本却在上升，导致其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优势。

中国的经济发展曾经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它们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利润。公司对其持续增长充满信心，然后利用这些利润重新投资该国。但随着人口开始减少，外国投资也开始减少。

这让中国陷入了一个困境：劳动力成本太高，在低端没有竞争力，但又没有足够的技能来占据高端。

要摆脱这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公认的办法是通过教育来提高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更高的技能等于更高的工资，那些更高的工资则可以花在汽车、手机和假期上——这些消费巧妙地取代了投资的损失，从而继续带动经济活力。

实际上中国并不缺乏教育。

2000年至2015年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两倍。然而高考的成绩与其说是分数，不如说是身份。课后辅导军备竞赛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

并且，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错配问题。

一方面，只有少数人能够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而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完成高中学业。虽然我们有很多学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但70%的人甚至没有受过高中教育。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中间的东西：机械师、机器工人或技术员所需的技能。

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往往难以找到符合他们期望的白领工作，而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则不愿意从事他们认为是“体力劳动”的工作。

这种劳动力错配导致了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达到了近20%。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不仅需要投资于职业学校，还需要改变社会对它们的负面看法。同时，中国还需要鼓励生育率的提高，通过降低儿童看护和住房的成本，让更多的夫妇愿意生育和抚养孩子。

然而这些都不是容易实现的目标。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从中等收入陷阱中脱身，所以当前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