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通史》的一些摘抄（8）

1、即使是不纯粹的选举，也总比纯粹的世袭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和罗马相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为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选举。
2、古代的选举，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的是世官。
3、在封建政体的初期，上级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较优良，但到后来，就渐渐的腐化了。由于上级的腐化和下级的进步，主持国政者，为求政治整饬起见，不得不逐渐引用下级分子，乡间的贤能渐有升用于朝廷的机会。
4、汉代的用人，是比较没有什么阶级之见的。唐柳芳论氏族，所谓“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见《唐书柳冲传》）。
5、世族是地方上有势力之家，不好得罪他，至于寒门，则是自安于卑贱的，得罪了他，亦不要紧。这是以本地人公开批评本地的人物，势必如此而后已的。
6、九品中正，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坏的制度。然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才罢。前后历三百四五十年。

7、当时的进士，虽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则所取的人并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时所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仍须应吏部释褐试，或被人荐举，方得入官；授官亦不过丞尉；见《日知录》中《中式额数》《出身授官》两条)。可见科举初兴，不过沿前代之法而渐变，并非有什么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间了。所以所试的不过是诗赋和帖经、墨义。
8、科举所试之物，虽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则确是进步而可纪念的。、、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
9、科举名额有定，而应试者多。如清末，江南乡试，连副贡取不满二百人，而应试者数逾二万。限于一定的题目，在几篇文字内，有学问者亦无所见其长。于是有将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动试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颇有。（整理者注：百中取一，确实竞争激烈，还不一定选到好材）
10、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惇），利禄才是目的。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
11、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

12、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别无所谓学问的。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搀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许学习“当代法令”；“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和此趋势相反的。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然汉朝却始终如此。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13、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

（第七章，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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