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晖照亮世界——马克思的最后十年

【编者按】梅林的《马克思传》是世界上第一部详细叙述马克思生平的专著，该著作一经出版，便风靡全球，这不仅因为梅林是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还因为他掌握了大量有关马克思的文献档案，甚至连马克思的女儿劳拉都认为梅林是最适合写她父亲传记的人。《马克思传》中央编译出版社译本于2022年出版，是中国第一次从该书原文德文翻译过来的版本，译者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长期从事马恩著作编译的专家，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今天是马克思逝世140周年，我们从书中选取了马克思暮年直至去世前的工作与生活内容，共同景仰伟人的光辉品格与伟大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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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53年底，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曾经退回自己的书房，同样，1873年底，在国际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又退回了书房。但这一次却是永久的，直到生命的结束。

有人曾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称为“慢性死亡”，但这过分夸张了。公社失败以后的斗争确实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健康。1873年秋天，他得了很严重的头痛病，面临着中风的巨大危险。这种大脑受到慢性压抑的状况使他不能工作和写作。如果长久持续下去，后果会十分严重。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朋友、他完全信赖的曼彻斯特医生龚佩尔特治疗了几周之后，他终于康复了。遵照龚佩尔特医生的建议，马克思决定在1874年去卡尔斯巴德，以后的两年也是如此。1877年，他为了改换疗养环境，又去了诺因阿尔。但到了1878年，他就去不成了。因为两次暗杀德皇的事件，以及随后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使他无法再进入大陆。尽管如此，在卡尔斯巴德的三次疗养仍然对他发生了”神奇的”功效。他几乎完全摆脱了多年的肝病。现在只剩下慢性胃病和神经紧张，后一种病的症状是头痛，尤其是持续的失眠。但是，在夏天去海滨浴场或避暑地疗养以后，这些病也都或多或少消失了。它们直到新年之后才重新发作。完全恢复健康当然是可能的，只要马克思允许自己完全休息。在充满劳作和牺牲的生活后，年近60的马克思有充分的权利休息。但是他完全不考虑休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要科学著作，他满怀热情地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范围此时已经大大扩展了。恩格斯对此说道：“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使《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的撰写具有前人从未企及的完善性。马克思除了能以所有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自由阅读以外，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这些只占他一天工作时间的一半。虽然马克思退出了公开的鼓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几乎与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都通信。他们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总是尽可能亲自向他请教。他越来越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最受欢迎的、每求必应的顾问。

正如李卜克内西极其动人地描绘了50年代的马克思那样，拉法格也同样动人地描绘了70年代的马克思。他认为，他的岳父的身体应该是十分强健的，这样才能支持那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费精力的脑力劳动。他写道：“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强健有力的。他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宽、胸厚、四肢很匀称，只是躯干与两腿比较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现象。”拉法格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年轻时多做体操，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他经常做的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能一边谈话，一边连续走几个小时，甚至攀登小山，而丝毫不感到疲倦。但是他通常也只是为了在书房整理自己的思想才表现出这种能力。在他的书房从门到窗之间的地毯上，留有一条由于来回踱走动而踏出的痕迹，就像草地上的一条小路一样。

虽然马克思睡得很晚，但他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就起床，喝过黑咖啡和读过报纸以后，就到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半夜甚至更晚。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或傍晚（当天气好的时候）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的时候，才休息一会。中午，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工作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以致使他废寝忘食。他的胃不能不为他的头脑的繁重工作付出代价。他吃得很少，常常因胃口不佳而感到痛苦，为了增强食欲，他常吃些味重的带刺激性的食物，如火腿、熏鱼、鱼子酱和泡菜等。同时，他也很少饮酒，尽管他从来不是禁酒运动的拥护者，而且作为一个莱茵省人，他善于品评佳酿。另一方面，他的烟瘾很大，大量地消耗着火柴。他有一次说，《资本论》甚至将不够付他写作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钱。由于长年的贫困，他不得不凑合吸一些质量可疑的烟草，因此这种癖好对他的健康没有好处，医生不得不一再禁止他吸烟。

马克思把欣赏优美的文学作品当作精神上的休息。终其一生，文学始终是他的一种慰藉。他在这方面拥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但是从不炫耀。他的著作很少显露在文学方面博学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他反驳福格特的论战性著作，他在著作中为了艺术的目的而大量引用了整个欧洲文学的作品。正如他自己的主要著作反映着整个时代一样，他所爱好的文学家都是伟大的世界诗人，他们的作品也都反映着整个时代，如埃斯库罗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据拉法格说，马克思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原著。他始终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读者，而对那些教唆工人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他恨不得挥鞭将其赶出神庙。

马克思精通上至中世纪的德国文学。在晚近的作家当中，除歌德外，他最欣赏海涅。他年轻的时候似乎不大喜欢席勒，而当时德国的庸人们则醉心于这位诗人多少被误解的“理想主义”，马克思认为这只不过是用夸夸其谈的贫乏来代替平淡无奇的贫乏罢了。自从他最后离开德国以后，他就不太关注德国文学了。甚至那些理应值得他重视的少数德国作家，如赫伯尔和叔本华，他也从未提及。而理查·瓦格纳曲解德国神话的叙事诗，则偶尔会受到他的猛烈抨击。

在法国作家中，马克思非常推崇狄德罗，他认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这种爱好延及18世纪法国的全部启蒙文学。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这种文学中，法兰西精神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就内容来说，如果考虑到当时科学的状况，那么这种文学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也是极高的，而就形式来说，更是没有被后人超越。马克思的看法与恩格斯一致，他摈弃了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特别不喜欢夏多勃里昂的故作高深，他的拜占庭式的夸张和感情的卖弄，总之，厌烦他在文字上的那种过火的矫揉造作。马克思非常欣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认为它用诗歌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希望在完成自己的巨著后写一篇评论《人间喜剧》的文章，但是这个计划也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胎死腹中。

自从马克思永久定居伦敦以后，英国文学就在他的文学爱好中位居前列。莎士比亚的伟岸身影在这里盖过了其他一切作家，成了他全家的崇拜对象。遗憾的是，马克思从未谈论过莎士比亚对决定他时代命运的各种问题的态度。相反，他却评论过拜伦和雪莱。他说，凡是热爱和了解这两位诗人的人都会认为，拜伦死在三十六岁是一件幸事，因为倘若他活得更久一些，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雪莱在二十九岁就与世长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永远会属于社会主义的先驱。马克思非常喜欢18世纪的英国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认为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和时代的写照。此外，马克思也认为瓦尔特·司各脱的某几部小说是所属流派中的典范。

在文学鉴赏方面，正如他对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脱的偏爱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偏见。但是他也绝不是那种常常与政治冷漠甚至奴颜婢膝相连的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立和原创精神的人。因此，他在选择文学读物方面绝不挑挑拣拣，甚至对于那些使学院审美家们望而生畏的读物，他也并不嫌弃。马克思与达尔文和俾斯麦一样，都爱读小说。他特别喜欢探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上至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和菲尔丁，下至保尔·德·科克和因写了《基督山伯爵》而内疚的大仲马。除了优美的文学以外，马克思还时常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寻进行思想休息。特别是在精神痛苦和遭遇重大不幸的日子里，他常到数学中避难，因为数学对他有一种镇静作用。恩格斯和拉法格都认为，马克思在数学方面有一些独立的发现，事情是否真实，在此不作讨论。看过他的遗稿的数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尽管如此，马克思却不是把自己关在博物馆中，只是在节日才遥望世界的瓦格纳，甚至也不是胸中住着两个灵魂的浮士德。他爱说的一句话是，“为人类工作”。凡是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种志趣使马克思保持了身心的活力。在家人和在朋友之中，他总是一个最开朗而风趣的伴侣。从他那宽阔的胸膛里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任何寻访这位“红色恐怖的博士”（从巴黎公社时期起，人们就这样称呼马克思）的人，都会发现他既不是一个阴郁的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幻想家，而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俗世的人。

读者在读他的书信时，常常都会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思想丰富的人怎么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从极度紧张的暴怒状态转到深邃而平静的哲学思考中来。他的听众似乎也对他的这一特点有同感。例如，海德门在谈到他和马克思的谈话时说：“当马克思非常愤慨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自由党对爱尔兰的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一双深邃的小眼睛炯炯发光，浓眉紧锁，宽大的鼻子和脸颊也颤动起来，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严厉激烈的斥责。这使我感到他是个激情满怀容易冲动的人，也看出他精通英语。他由于愤怒而十分激动时的讲话姿态，同他叙述他对某一时期的经济事件的看法时的面部表情，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他从先知者和大雄辩家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冷静的哲学家，所以我马上感到，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我才不会在这些经济问题上感到自己在他面前像一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虽然马克思这时在资产阶级圈子中已经比二十年前著名得多，但他仍旧远离所谓的社交生活。例如，海德门是通过一个保守党议员的介绍才注意到他的。但是，马克思的家在70年代初却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交往中心，成了公社流亡者的另一个“正义避难所”，他们在那里总是能得到建议和帮助。这群不安分的人自然也惹了不少的烦恼和麻烦。当他们逐渐离去以后，连殷勤好客的马克思夫人都不禁如释重负地叹气说：真够我们受的。

但是他们之中也有例外。1872年，曾担任公社委员和公社机关报编辑的沙尔·龙格和燕妮·马克思结了婚。他和他妻子一家不论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像拉法格那样亲密。但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关于他，马克思夫人曾这样写道：“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喜欢发火，吵嚷和争辩。但是我必须称赞他说，他在国王学院讲课是很准时的，他的上司对他很满意。”这段幸福婚姻曾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早逝而陷入阴霾，但随后“一个大胖小子”茁壮地成长起来，引起了全家特别是外祖父的欢乐。

拉法格夫妇也是公社的流亡者，住在马克思家旁边。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在命运的这一沉重打击下，拉法格放弃了行医，认为干这一行不靠某种程度的招摇撞骗是不行的。马克思夫人认为，“他背弃了药王爷，多可惜”。尽管幸运的是，拉法格天性乐观，他“像个黑人似地工作着”，而他的妻子又是一位勇敢的、不知疲倦的帮手。但是，他所经营的那家影印石印社依然生意惨淡。他很难抵挡大资本家的竞争。

马克思的三女儿那时也有了一个法国追求者利沙加勒，他曾参加公社的战斗，后来写过一部公社史。爱琳娜·马克思似乎对他颇有好感，但是她的父亲怀疑求婚者是否可靠。经过长时间的折腾以后，这件事终于没有结果。

1875年春天，马克思一家又搬到同一个城区的另一所房子里。他们搬到哈佛斯托克小山的梅特兰公园路41 号。马克思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并且在那里逝世。

（二）

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豁然开朗——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总是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暮色却日益迫近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自从欧洲大陆拒绝他到温泉去疗养以后，他的身体疾病复发了，使他多少丧失了工作的能力。从1878年起，他就不再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了。差不多同时或稍晚一些，他又开始为他妻子的健康担忧了。

她妻子由于一向具有和谐心灵的幸福的平静，因而得以享有一个较为无忧无虑的晚年。她在因左尔格妻子失去两个正当少壮的孩子而写信安慰她时也谈到过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要恢复心灵的平静，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但是，生活却立即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种种日常的操劳和细小的烦恼来帮助我们。短暂的忧虑压倒了巨大的悲痛，于是极度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下去；当然这并不能使创伤，特别是母亲心上的创伤彻底愈合；但是在心灵中对新的痛苦和新的欢乐的新的感受性，甚至新的敏感性却逐渐苏醒过来。于是，就怀着一颗饱受创伤但总还有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完全停止跳动，永远安息。”又有谁比这位饱受忧伤和女斗士更配得上这样轻松地死去，更配得上这样从容地辞别人世呢？然而她却没有这样从容安息的福分：在她停止呼吸以前，她还得忍受极大的痛苦。

1878年秋天，马克思初次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一年后，他就写道：“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厉害，我自己也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很长时间不能确定病因之后，终于判明马克思夫人患的是癌症，这将使她在可怕的痛苦中缓慢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只要想一想这位妇女在漫长的一生中对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此感到多么悲痛。她自己则比她丈夫以及所有身边的人更为沉着坚定，她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抑制着自己的痛苦，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1881年夏天，当她的病严重恶化的时候，她还有勇气到巴黎去看她两个已婚的女儿。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医生们也同意她这次冒险的旅行。马克思在1881年7月22日给龙格夫人的信中告诉她，他们两个就要到她那里去：“望立即回信，因为在你没有告诉妈妈要从这里给你带些什么以前，她是不会离开伦敦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类事。”这次旅行就马克思夫人病情所允许的情况来说总算是顺利的，但是在回来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却害了胸膜炎，并引发了支气管炎甚至初起的肺炎。这场病非常危险，但是多亏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自我牺牲的悉心看护，终于平安地过去了。关于这段悲惨的日子，爱琳娜写道：“前面那个大房间里躺着我们的母亲，旁边那个小房间里睡着摩尔，他们俩平时朝夕相处，相亲相爱，现在再不能同住一屋了。……摩尔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强健得能到母亲房间去。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她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女，他像一个热恋中的小伙子，他们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和一个即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老妇，彼此在作最后一次话别。”

当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马克思的身体还很弱，因此医生不允许他伴随他的爱侣的这段最后的旅程。马克思在给燕妮·龙格的信中说：“我之所以服从，还因为亲爱的亡人在她去世的前夕对护士说过轻视任何仪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演说。他称赞她是丈夫光荣而忠实的伴侣，并且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三）

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个月。但是这期间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摩尔也死了”，他的感觉是对的。由于两位朋友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多半是分开的，因此他们的通信最后还活跃了一个时期。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些通信中阴郁而壮丽地逝去。频频发作的病痛摧残着他。无情的人类命运就这样击垮了这个强大的人。

仍然将他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献出最后力量的强烈愿望。1881年12月15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最近这场病之后，我已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这段时间一直延续到他逝世的那天，因为恢复他健康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

医生们先把他送到怀特岛的文特诺，然后又送到阿尔及尔。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由于旅途寒冷而在路上再一次得了胸膜炎。不幸的是，阿尔及尔的这个冬天和春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雨和糟糕。他于5月2日搬到蒙特卡洛，但是在那里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里，他也因为潮湿和寒冷的旅行而得了胸膜炎，而且那里的天气也一直很坏。

直到他在阿让特伊住到龙格夫妇家中时，他的健康状况才有所改善。家庭生活可能对这此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也用附近的昂吉安的硫矿泉水治好了他的慢性支气管炎。然后，他和女儿劳拉一起到日内瓦湖畔的沃韦住了六个星期，这也使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当他在9月回到伦敦时，看起来精力充沛，经常与恩格斯一起登上比他的住宅高出约300英尺的汉普斯泰特荒阜，并未感到什么不适。马克思打算重新开始工作，因为医生虽不让他在伦敦过冬，却允许他在英国南部沿海过冬。当11月的雾季开始时，他动身去了文特诺，但是那里也像春天在阿尔及尔和蒙特卡洛一样，天气多雾潮湿。他又患了感冒，无法在户外强身健体，而只能蛰居室内，以致身体越来越虚弱。科学工作是不可能的，尽管马克思对所有的科学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领域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如德普勒在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的试验，都有浓厚兴趣。总的来说，他的书信都流露出一种压抑沮丧的情绪。当年轻的法国工人党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感到不满：“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就在当时，他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如此奇特地启发了一切庸人的话，即：他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883年1月11日，致命的最后一击到来了：他的女儿燕妮意外去世。第二天，马克思带着严重的支气管炎回到伦敦，不久又患上了喉头炎，使他几乎无法吞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月间又发现了肺部脓肿。由于15个月来不断服用各种药物，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医生们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支气管炎已经几乎痊愈，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因此，死亡是出乎意料地来临的。3月14日午后，卡尔·马克思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详而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恩格斯虽然对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深感悲痛，却也为此而深感安慰。“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3月17日，一个星期六，马克思被安葬在他夫人的墓中。他的家人十分明理地拒绝了“一切仪式”，因为那会显得与马克思的一生极不协调。只有几个忠实的朋友站在敞开的墓旁：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两个老同志列斯纳和罗赫纳，从法国来的拉法格和龙格，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还有两位一流的科学家，化学家肖莱马和生物学家雷伊·郎凯斯特。

恩格斯用英语向他的亡友致最后的告别词。他简短、诚恳而又真实地概括了马克思过去和将来对人类的贡献。这里就用恩格斯的话作为本书的结束语：“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