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毕业生，闭关2年潜心钻研，一夜之间盗走68件国宝

1993年8月9日，中国河南开封中级人民法院外人头攒动，八名穿着马甲的被告人在警察严密的指挥下缓缓走入法庭的大门。

当法官的木槌敲下后，时间已经渡过了整整九个小时，而最终的判决结果落下之后，在八个被告当中，竟然有四人被直接判处了死刑并立即执行。

他们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人们的目光纷纷聚焦在这起案件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一号被告人刘农军身上，此人出身平凡、不学无术，但却凭借自己的聪慧前后考入了两所名校，但他却始终不将本领用于正道，最终更是胆大包天犯下了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盗窃、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

1964年，刘农军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普通家庭，作为这个年代普遍的独生子，他从小接受着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而他天生就非常聪明，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这也让父母十分高兴。

孩子天真无邪，有些坏毛病是正常的，只是需要家长的纠正，但也有些人的缺陷是与生俱来的，比如刘农军，他家中的经济条件虽然不算多好，但父母对他也从来不可能缺衣少食，也会定期地发放零花钱。

可是刘农军却自幼便喜欢占小便宜，对别人的东西十分惦记，从蹭吃蹭喝逐渐转变为小偷小摸，而父母却觉得这是孩子小，长大了就懂事了，于是对他的行为也只是进行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口头教育。

这就坏了大事，让刘农军自此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行窃，以至于养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惯性——更多的时候他甚至根本不是因为图财，只是享受盗窃本身带来的那种快感。

不过与此同时，刘农军在学校里的学业倒是没有耽误，不仅如此，他在高中毕业之后竟然还考入了武汉市人民警察学校。

一个窃贼惯犯居然进了警察学校，这真是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但所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刘农军在学校里可没有闲着，他比所有人都要忙于学业，没用多久，他就把刑侦的那一套搞得清清楚楚、倒背如流，只是这些知识反而成为了他加强自己犯罪能力的左膀右臂，也为他日后高强的反侦查手段和制造大案埋下了伏笔。

不过小偷这种职业，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在校期间，刘农军就因为一次在但刘农军没有进入社会，他觉得自己本事不够还应该继续“求学”，接着便发奋图强了一段时日，结果竟然真的让他考进了江汉大学。

这可是在整个湖北赫赫有名的高校，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双一流”大学，一般人寒窗苦读也不一定能被录取，由此可见，刘农军在客观上的确可称为一个天才，只是后来的事也同样证明了，人再聪明而不用于正道，不仅毫无用处，甚至危害性更是极大。

再次进入大学校园的刘农军很高兴，他一边继续读书，一边也着手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不过他所结交的人可不是身边的高材生，而是在校外认识的一些地痞流氓、小偷扒手。

按道理来说这些人其实不太会跟一个傻学生打交道，但刘农军太有手段了，他手里已经掌握了一套由自己长期钻研打磨出来的“窃贼百科全书”，里面都是他仔细揣摩甚至经过了实际测试的方法和理论，其中还融入了大量针对性的反刑侦手段。

但是刘农军又十分精明，他不愿意惹上警方，所以一开始从没有亲自动手，而是教那些混混们学“技术”，然后让他们作为马前卒去犯罪，而自己却在幕后悄悄观察，甚至还对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那帮街头毫无文化的小流氓哪里见过这么“高深”的犯罪方法，一试之下发现无往而不利后，简直把刘农军当成大哥来膜拜，对他言听计从，从他那里开始不断学到新的行窃手段。

就这样，当刘农军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时候，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劣迹，但却已经成了本地黑道上大名鼎鼎的“贼王”，是相当有头有脸的人物。

既然毕业了总得开始找工作，当然刘农军肯定不可能从事正经职业，他决定去把自己苦心研究的盗窃理论用于实战并发扬光大，不过到了他这种级别，小偷小摸早已不可能满足他的胃口。

他思考了一段时间，发现偷什么金钱财宝都不够赚钱，也不算大盗，唯有国家博物馆中的那些文物才是真正价值连城的。

于是刘农军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团队”，一般地痞流氓他都看不上，找的都是要么有前科、胆大不怕死的，要么是多年惯犯行窃能力突出的，要么就是一些有关系门路可以提供便利的，如刘进、文西山、李军等人都是如此。

而他定下的目标则更是惊人——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南省最大的地市级博物馆之一的开封市博物馆。

为了这样一个巨大的计划，刘农军等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前期准备，首先它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确定了那些要带走的藏品，随后他便派人进行长期蹲点，多次进入博物馆内部参观，目的在于摸清里面的安保情况以及所有监控设备的分布位置。

信息调查完毕以后，刘农军亲手画出了博物馆的平面图以及计划中往返的行车路线图，针对少部分无法规避的警报装置，他竟然还研究出了防警报系统，并在多次实验后确认其有效性。

直到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在1992年7月，刘农军再次派人前去观察，发现所有情况一如往常，随即决定在两个月后正式动手。

于是在1992年9月16日，刘农军带领着数名手下开着偷来的一辆红色夏利和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直奔开封，他们先在一家酒店落脚，然后等到夜里无人时全员出动，带着一大票工具来到了开封市博物馆对面的包公湖加油站边停下了车。

刘农军依旧保持了他运筹帷幄的姿态，在车上等着几个小弟动手，负责行动的是文西山和李军，他们根据计划直接来到一层，撬开了窗户以后翻进了明清用品展厅，在仔细分辨以后按照刘农军的指示，又陆续撬开了八个柜子，将里面的藏品扫荡一空，随后原路返回乘车而逃。

在第二日清晨的八点多钟，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如既往开门上班时，几乎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个魂飞魄散，一楼展厅就像被台风刮过一样满地狼藉，但那些珍贵的文物却一个也不见了。

十分钟以后，开封的刑警队、公安局正副局长全部都火速赶到了现场，他们听到工作人员的解释以后，心里顿时变得如山般沉重——被盗的文物竟然了包含了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年间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等绝世珍品在内的整整六十九件国家一、二级文物。

在失窃藏品总计的6亿元估值出来以后，这起案子直接跃升为了中国文物被盗第一大案、世界文物盗窃第二大案（仅次于1911年“蒙娜丽莎失窃”）。

一天之内，案情从开封公安局传达到了省厅，然后经由国家公安部直接震动了中央，很快，省厅和市局分别成立了专案组，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百余名刑侦、追踪、痕迹专家纷纷抵达开封，整个中国为之轰动。

但越是随着现场的情况变得明了，一众公安人员越是惊异——这次的犯罪嫌疑人撬锁极快、避开了密布的所有监控、没有丝毫触发馆内警报、留下的痕迹非常稀少，是典型的有预谋、高智能犯罪。

警方仅有的线索只能判断出嫌疑人有两个，身高都在一米七左右，年纪大约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就再也没有其他信息了。

说来相当讽刺的是，市局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副局长武和平，他毕业于武汉市人民警察学校，和此时他尚不知晓的刘农军乃是校友。

武和平知道自己的担子有多重，于是积极发动全市警力大范围搜查线索，同时鼓励全体群众举报，不久后，一名博物馆内的女员工给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在这个月初，有两个男人曾多次到访博物馆失窃的展厅，而他们自称为武汉大学的教授。

经过缜密调查，此二人身份造假，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他们当时落脚的酒店，发现他们的登记信息也全部是伪造的，于是很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几天之后，那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落入了警方的眼中，因为当初刘农军是先假意要买车，然后在试驾的途中私配了钥匙，之后才将车辆盗走，所以原机电公司的人向警方提供了当初几人的信息。

根据一系列信息警方综合判断，这个盗窃团伙的主要活动地点可能在武汉，于是对全城以三千多的警力，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布控，果不其然，几天以后，武昌交通大队顺利截获了那辆白色桑塔纳，但司机侥幸逃脱了。

但警方以逸待劳，很快吊出了一名嫌疑人杨长明，并在他家中搜出了五件确凿的赃物，从他的口中，警察得知了其他一干人等的藏身地点，并得知他们计划的文物交易处位于广州。

由于事情紧急，公安部直接在全国下达了一等通缉令，在那个年代以极其罕见的电视播报方式，对其余嫌疑人悬赏高达五万元的酬金，在巨大的压力下，嫌疑人汪义强投案自首，根据他的交代，刘农军已经准备带妻子直接出境逃亡委内瑞拉，于是火速组织起抓捕行动。

但刘农军并不在广州，而是在山东青岛准备先进行整容手术，不得不说此人实在心思缜密，可惜警方却在广州抓住了替他购买机票的马仔，很快得到了详细信息，于1993年1月9日，联合青岛警方把刘农军当场拿下。

首犯落网以后，其他几个犯罪嫌疑人自然也窜不了多长时间，在此后相继被逮捕归案，与此同时，追回文物的行动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在刘农军落网之前，警方已经先后追回了55件文物，令有一些文物已经流出大陆，但最后经过澳门警方的协同搜查，又有九件被追回。

但最终还是有五件珍贵文物就此遗失，这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也为刘农军等人的量刑更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1993年9月18日，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等四名盗窃集团的主要人员全部在开封被执行死刑，其余罪犯也纷纷入狱，一时间人心大快。

盗窃文物原本就是一门大罪，更别提将这些国宝输送出境，简直堪称中华民族的罪人，可叹那刘农军一身本事却毫无道德底线，不仅一生都走在法律边缘之外，而后更是做出这种无耻的勾当，即便死后也免不了背上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