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2年，眼看着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同时又陷入了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周佛海警觉了，发现不能跟着汪精卫，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他派人秘密潜入重庆，向戴笠表忠心，制定了所谓的“效命中央”的活动。据史料记载，在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认后，戴笠将军统的密码和一部电台交给了周佛海。
后者将电台设在了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据专家所说，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这部电台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情报。而且，有军统人员被日寇逮捕后，周佛海还会在背后出手相救。比如说，军统上海站的原行动队队长陈默群，就是被周佛海从76号手中给保下来的。
总而言之，在那段日子里，周佛海表面上依然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是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但事实上，他的面目已经变得模糊起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周佛海立马电告蒋介石，说自己手下有一万多人，可以维持上海的秩序，等待蒋介石的接收。后者大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
从此以后，周佛海开始以“抗日功臣”自居，俨然一副英雄的模样。对于蒋介石而言，周佛海以前是不是汉奸压根就不重要。连冈村宁次这样的刽子手都能洗白后重新起用，何况一个小小的周佛海？不料，百姓似乎不愿忘记周佛海的过去，学生重新走上街头，工人也举行罢工，教授们则向政府提交了抗议书。一时间，舆情汹汹，全社会都在呼吁政府严办大汉奸周佛海。
1946年9月，迫于社会压力，周佛海被押到了南京，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在两个月后做出判决，先是死刑，后又立马改为无期徒刑，事实上等于特赦。那么问题来了，周佛海为什么能获得特赦？据说全靠妻子杨淑慧，她做了现在的女人救丈夫时，都会做的事。
据史料记载，杨淑慧首先找到了“布衣宰相”陈布雷，请他看在周佛海是其旧友的份上，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希望他使用宪法赋予的权力，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特赦周佛海。陈布雷很念旧情，欣然同意。于是，1947年2月，在陈布雷和毛人凤的陪同下，杨淑慧走进了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进门第一件事，杨淑慧就跪了下来，朝着蒋介石连磕三个响头，然后涕泪滂沱地表示，周佛海虽然跟随汪精卫，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但毕竟也帮军统做过一些事，而且在接收上海的过程中也出过不少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早年曾写过《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给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制造了理论根据。于情于理，蒋介石都应该网开一面。
看着脑袋磕得咚咚响的杨淑慧，蒋介石眉头微皱，思索良久，然后以低缓的语气说道：“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闻听此言，杨淑慧心中窃喜，含泪而退。但回到家后，她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不放心，于是又放出风声，说自己手里有蒋介石的把柄。
原来，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给周佛海写过几次手谕，杨淑慧都将其拍照留底，放在了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保险箱内。如果周佛海被处死，她就公开这些照片，让天下人看看，自诩为抗战领袖的蒋某人是如何勾结汉奸的！果然，蒋介石认怂了，特赦了周佛海。1948年2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时年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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