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也谈燕子矶“想一想 死不得”劝诫牌是谁立？

按：本文刊载于2023年2月7日《金陵晚报·老南京版》。

关于陶行知与燕子矶“想一想死不得”牌的话题，本公众号曾于2019年底连推了三篇文章探讨，至今已时隔三年。去年年底，《金陵晚报·老南京版》又发表了张智峰老师的一篇新文章《燕子矶“想一想 死不得”石碑是陶行知所立吗？》，引出旧话重提。承蒙《金陵晚报》编辑邀约，且考虑到无论是本公众号还是《南京史志》，受众都不算太多，有机会让更多读者关注这段历史，也是很好的事情，故此提笔再写一篇凑趣。

报纸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展示过多的考证细节，只将旧文观点、思路重新归纳，以适应版面要求，好在这次也更新了一点素材，不完全算炒冷饭。想更深入了解的朋友，不妨关注文末链接，阅读三年前的三篇旧文（约1万5千字）。

所谓历史真相，从来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的认知都难免片面，我当然也不会例外，欢迎同道批评指正。

也谈燕子矶“想一想 死不得”劝诫牌是谁立？

陆晖

2022年12月9日《金陵晚报·老南京》刊登张智峰《燕子矶“想一想 死不得”石碑是陶行知所立吗？》一文（原文链接：http://jlwb.njdaily.cn/html/2022-12/09/content_562_68255.htm，需复制链接在浏览器中打开），除了最后一段，其余内容基本与他2016年旧文《燕子矶“想一想”“死不得”牌子是谁立？》相同。笔者曾在2019年撰写《“想一想”“死不得”木牌与陶行知无关？》一文（发表于《南京史志》2019年第2期，杂志在南京地方志网站http://dfz.nanjing.gov.cn/可阅读下载）与张老师进行过探讨，现在不妨借《老南京》版面再次切磋。

▲2022年12月9日《金陵晚报·老南京》版面截图

张老师文章认为，燕子矶“想一想死不得”牌最早由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在1924年竖立，陶行知“几乎不可能”参与，今燕子矶石碑上署名“陶行知”，此“想一想死不得”六个字最早应撰写于1934年后。

但是，今燕子矶公园的“想一想死不得”石碑是陶行知研究会和燕子矶公园于1993年以陶行知生前手迹集字新刻的石碑，只是一处纪念性景观，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民国时期劝诫牌原貌。这块石碑上落款是“陶行知”还是“陶知行”，其实对探究1927年前后的燕子矶劝诫木牌真相并无实际意义。

▲现燕子矶的这块石碑是1993年以陶行知生前手迹集字新刻的

张老师文章认为，“想一想死不得”木牌最早由燕子矶校长丁超竖立于1924年，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1927年相差3年，因此陶先生不可能参与竖牌。

但根据史料，陶行知先生1924年7月参观燕子矶小学后，便与丁超关系“日益亲密”，并开始一系列深度合作。1924年8月-11月间，陶行知以《活的学校》、《燕子矶的一个小学校长》为题，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演讲宣传燕子矶小学。1925年10月，陶行知先生还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身份为燕子矶小学向江苏省长申请经费，用以建设燕子矶公园和平民图书馆等。1926年，陶行知以燕子矶小学为基地，筹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乡村师范）。1927年3月，晓庄乡村师范成立，燕子矶小学成为其特约第一中心小学。晓庄师范首次入学考试考场就设在燕子矶小学，还一度借用燕子矶小学校舍上课、住宿。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当局封闭，陶行知被通缉后逃亡，丁超则一度被捕入狱。

可见，1924年夏至1930年4月之间，正是陶行知先生与燕子矶小学及丁超校长密切合作的时期，即使在燕子矶在晓庄师范成立前的1924年就出现了劝诫牌，陶行知也不是“几乎不可能”参与的。

▲1924年8月4日《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刊载陶行知（当时叫陶知行）撰写的《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陶行知与燕子矶木牌的故事：陶行知筹办晓庄乡村师范时期，听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说起燕子矶经常发生自杀事件，便和丁校长商量说，我们要做点好事，劝劝自杀的人才对。于是，丁超校长动员燕子矶小学师生，做了两块大标语牌，并请陶先生题字。陶先生随即写出“想一想......”和”死不得......”两段警语。木牌竖立在燕子矶头，挽救了不少生命。

▲1986年《白下文史》刊登的陶行知故事《想一想死不得！》片段

这段故事曾载于1986年《白下文史》第三辑《陶行知故事专辑》，丁超和陶行知一样都是故事的主角。文章作者虽未署名，但从行文风格分析，主撰人应是丁超任校长期间的燕子矶小学教员毛遂之，他是这本《陶行知故事专辑》的集体作者之一，也是燕子矶木牌竖立时期的亲历人，曾与陶行知、丁超二位先生共事多年。1994年，毛遂之还撰写过一篇文章《蔡元培先生参观燕子矶小学》，也明确写道燕子矶头两块标语牌是“陶先生为挽救轻生青年而撰写”。（关于对毛遂之相关回忆文章的考证，详见《》）

陶行知在燕子矶立牌的事迹，除了邵仲香回忆录，还有多名当年晓庄师范学校学生的回忆互证。不同版本故事的差异，很可能是叙述人分别处在晓庄师范和燕子矶小学，因视角、身份不同而造成的。燕子矶公园当时全称为“燕子矶小学乡村公园”，燕子矶小学是公园的建设者和管理者，陶行知想在燕子矶头立木牌，理应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协助。不同版本的故事其实殊途同归，并不矛盾。

张老师文章所据的一个重要证据，是陈白尘撰写《初游燕子矶》称其1924年在燕子矶见过“劝人猛回头的木牌”。不过，如果细读了陈白尘原文，会发现其中有明显与史实冲突之处。

比如，陈白尘提到他1924年来南京参加东南大学暑期学习班，混迹于“东南最高学府之中”即东南大学校内。但据史料，东南大学于1923年末发生火灾，主教学楼“口子楼”烧毁，因此1924年东南大学停办了这一期的培训班，这一届南京暑期学校由南京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合办，校舍也不在东南大学，而是在省立第一中学和公共演讲厅。

▲陈白尘文章称他1924年参加了东南大学的暑期学习班。

▲《教育与职业》1924年第58期《合办南京暑期学校》

陈白尘撰文时距初游燕子矶已相隔近六十年，记述显然存在一定记忆误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燕子矶“死不得”木牌的故事已家喻户晓，他的记忆是否会受到后来信息的干扰？

关于燕子矶1924年（甚至是1927年前）就有劝生木牌的说法，目前仅见于陈白尘时隔多年的孤证，别无旁证，且文中情节确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即使我们前已论证陶行知早在1924年7月就已与燕子矶小学发生交集，对陈白尘的这一说法依然应保持谨慎态度。

至于张老师文章引用的另一重要证据——1929年7月许士骐撰写的《燕子矶头探胜记》,以及1929年的另三份民国文献，其实与另一版本的燕子矶木牌故事也不矛盾，和晓庄师范师生们的回忆一样，只是叙述角度不同，各有侧重而已。

《南京史志》2015年第2期刊载过一幅燕子矶牌老照片（《南京史志》2019年第2期笔者文章中有更清晰版本），为1928年南京特别市政府一区分部工作人员游览燕子矶时所摄，照片中出现“死不得”标语牌的真容。

▲1928年2月26日南京特别市一区分部工作人员游览燕子矶留影，“死不得”木牌清晰可见。（《南京史志》2019年第2期插图）

木牌最上方“死不得”三个大字，笔迹与陶行知先生书写风格非常近似，尤其是“得”字，和现在燕子矶公园“想一想死不得”石碑上的“得”字如出一辙。“死不得”大字下方有几竖行小字，虽然有些模糊，但仍可以辨认出正是《陶行知全集》所录“想一想 死不得”警语的一段：“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其中“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一句，亦见于陶行知 1924年所作《自勉并勉同志》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具有典型的陶氏文字风格。木牌落款共两行，显然不是个人署名，最后一行五字尚可辨认，应为“燕子矶小学”。

▲经电脑处理后的老照片局部，显示出更多细节

▲陶行知《自勉并勉同志》，作于1924年3月，收录于《知行诗歌别集》（儿童书局1935年出版）。

所谓无图无真相，这块带有明显陶行知印记的木牌照片，正是丁超校长与陶行知先生（或者说燕子矶小学与晓庄乡村师范）亲密合作、共建燕子矶头劝诫牌这一史实之确凿见证。

因此，关于燕子矶头劝诫牌这段历史佳话，更全面的表述应为：

在陶行知先生的倡议下，燕子矶小学丁超校长组织该校师生在燕子矶头设立了劝诫木牌，木牌上“想一想”、“死不得”等文字，则由陶行知先生书写，木牌树立时间应在1927年。

△2023年2月7日《金陵晚报·老南京》版面

附：（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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