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丨 郭建斌：“夹缝求生存”：田野调查如何与“理论”碰撞——兼谈田野调查与学术写作

2022年12月28日下午，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承办的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在线上成功召开。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媒体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郭建斌老师以“‘夹缝求生存’：田野调查如何与‘理论’碰撞——兼谈田野调查与学术写作”为题展开讲座。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卞冬磊教授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数百位专家学者和学生在线参与。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媒体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郭建斌老师

讲座伊始，郭建斌老师与大家分享了他在与博士生交流过程中最常被问及的问题：在进田野时，是否要有较为明确的理论指向，或者说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储备？郭建斌老师对此的回答是“否”。他指出，我们在新闻与传播当中使用的许多方法，例如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文本分析等等，都是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理论预测的，但是就田野调查而言却恰恰不是这样——在田野调查开始之前很难有明确的理论预设。他引用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的一句话：“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应该把我们在此之前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悬置，带着一个空荡荡的大脑进入田野中去，在田野中鲜活地捕捉各方面的信息。”简言之，就是“不带理论的‘有色眼镜’进入田野”。研究者要一头扎进田野之中，广泛收集各类资料，尤其是基础性资料。

不带理论的‘有色眼镜’的田野

什么是基础性资料？郭建斌老师举例解释：若是去村落中做调查的话，基础性资料包括村落自身的历史现状、族谱、土地以及种植品种、村落的周边自然环境、饮食、房屋结构、人口构成，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土地种植情况，江河山脉等地理环境情况等等。另外，就郭建斌老师个人的经验而言，在一些比较传统的村落当中进行研究，找到一个具体的家庭，并且画出他们的家谱，对于有关这个村落的家族构成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郭建斌老师以自己2002至2011年在独龙乡的多次田野调查为例。在此期间，他多次收集了村委会提供的人口数据，以及年报、工作总结等各种各样的资料，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该村落家庭人口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宗教信仰等等。郭建斌老师说，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并没有太强的目的性，但是在后来撰写文章的时候，他把近十年的家庭人口基本情况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在写作时这样具体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就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基础性资料应该如何收集？第一，郭建斌老师提出“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田野调查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技巧，只要能够做到这“三同”，很多基础性资料甚至包括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感知到。郭建斌老师强调，“三同”并不仅仅是体验生活，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更好地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想问题，从而跳脱出自己的思维立场。第二点是“多听多看少问”。郭建斌老师强调，尤其是对于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生来说，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应该避免像记者一样“提问”，而要学会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询问”。第三点就是坚持认真撰写田野笔记。

“三同”方法收集基础性资料

在完成田野调查，着手论文写作时，通常需要大量的理论阅读。郭建斌老师提醒大家，无论运用什么样的理论，在写作时一定要忠于你在做田野调查过程中的真实感受，不能为了去迁就“时髦”的理论而违背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切实感受，这是保证文章不走偏的重要定律。虽然这样一种感受是感性的零碎的，但正是因为这些感受让我们能够有新的发现，这也是民族志这种方法能够形成理论创新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进行理论阅读时，必须保持警惕，学会批判。与进行田野调查前漫无边际的理论阅读不同，此时的理论阅读更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需要更加紧密地思考“该理论和我的经验材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对我的经验材料是否有用？”

最后，郭建斌老师总结了讲座的题目“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几层含义。第一就是在经验材料和理论两者的夹缝之间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也就是不能只讲故事，和理论完全无关；也不能只讲理论，和经验材料脱离关系，而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第二层意思是在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夹缝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路径。第三层意思是在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夹缝中找到属于你的研究归属。例如郭建斌老师此次所分享的研究案例，既不属于理论研究也不属于应用研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是一旦在这样的夹缝之中找到了立足点，便可以在众多学术研究之中生存下来。

文字 | 何佳欣

编辑 | 李易蔓

审核 | 杜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