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这辈子选择杀猪就是把猪当作日本鬼子杀的，老子杀一头猪，心里面就自在一截。我杀的猪的名字都叫渡边，只是我把他们编了号，我从20岁开始杀猪到现在已经是第50个年头了，一年杀150头，我要杀足10000头，以解心头之恨。
面对当年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已经70多岁的胡占本老人如是说道。
1942年，当腾冲城被破的时候，胡占本年仅10岁。
日军宛如禽兽般冲入家中，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他看着17岁的姐姐被当众侮辱，成为慰安妇的一员；看着父亲因反抗被日军一刀刺穿身体，鲜血顺着柱子汩汩流下；还看着他们将同村20多名姑娘带走后丑恶的嘴脸。
从那时起，仇恨的种子就在血与泪的浇灌下，开始在他的心里成长。
而也在那时起，那些被带走的姑娘也就有了跟随一生的，带有侮辱性的称号——“慰安妇”。
恶魔政策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催化下，一种摧残亚洲乃至世界女性的恐怖制度便开始悄然诞生，它就是“慰安妇制度”。
起初，日本官方对“慰安妇”的定义非常模糊。
据日本著名辞典《广辞苑》（初版）的解释称：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该诠释利用词义所带有的暧昧性和欺瞒性，导致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词语下所掩盖的残忍史实，从而引发不明真相者对历史的曲解，对受害者的偏见，而这恰好就是日军对“慰安妇”制度蓄谋已久的结果。
据当年收押在抚顺的日本战犯回忆，日本军官还会将掳掠来的女人赋予更有侮辱性的称谓——P。
这个称谓取自英语单词“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个字母，也取自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统称谐音。
除此之外，他们为了美化自己的行为，还给受害女性冠以“大和抚子”“娘子军”“母亲”等称号。
他们认为这种“文字游戏”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性奴役的丑行遮羞，也能在精神层面麻痹和欺骗日本军官，让他们既可以心安理得的发泄兽欲，又可以不用背负后世的骂名。
但随着中日战争推进，越来越多的被殖民地女性逐步落入日军魔爪，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污秽，背地里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刺青》
国外一名漫画家将受害女性的亲身经历，用漫画的形式，无声地诉说着日军留下的暴行。
一位名叫阿莲（化名）的朝鲜女孩，在本应该童真灿烂的年龄，被入侵的日本士兵抓到所在地事务所并实施了侵犯。
他们用袜子堵住阿莲哭喊的嘴巴，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按住她的躯体，并在她反抗的途中，打瞎了她的左眼。
那年，阿莲只有12岁。
后来，他们把阿莲带了军事基地，里面关押着400名和她一样被掳掠过来的年轻姑娘。
这些姑娘们的年龄不同，长相不同，却因日军的入侵有了相同的悲惨遭遇。
军事基地里有5000多名日本士兵，她们每天最少需要接待十人以上才能拖着身体入睡。
那些日本军官对她们说：“你们好好用身体服侍天皇，皇军不会亏待你们。”
可在她们每次醒来后，都会发现身边人数在不断减少。
甚至有段时间，一名女孩需要为40名日本兵“服务”。
她们想过反抗，可她们发现反抗所换来的并不是自由，而是殴打和死亡。
那些日本官兵没有把她们当成人看，只觉得她们是发泄兽欲的“工具”，是一种军备物品，是“第五类军需”。
她们每天都在受着非人的折磨，而那些“魔鬼”为了更好地控制她们，在一段时间内还断了她们的水粮。
那天，一位日本人走过来问她们：“你们谁能招待100名士兵。”
迫于淫威，众人陆陆续续举起了手，但也有15位女孩没有选择妥协。
之后，这15位女孩就被当众施与酷刑。她们在疼痛中失去了生命，也获得了解脱。
在这个“炼狱”之中，女孩们有两件事不能做。
一是反抗，二是怀孕。
反抗者的下场只有死亡，而怀孕也是。
对于怀孕者，他们有时会将子宫摘除，然后看着女性失血致死，有时则更为残忍。
后来，有位女孩不幸染上梅毒，又把梅毒传染给了另外一名士兵，然后她就消失在人群中。
在日本士兵对女孩的酷刑里，有一项的名字叫做“刺青”。
他们在女孩的身上纹满纹身，纹上他们恶行的罪证。
随着日军侵华脚步的推进，女孩们被送往了中国，送到了战争前线。
在这里，她们渡过了两年时间。
这两年时间里，不断有新的女孩被送来。
她们有的是朝鲜人，有的是日本人，但更多的是中国人。
只是如今她们都有了统一的名字——慰安妇。
后来，死亡终究还是降临在了这个12岁的女孩身上。
日本士兵在撤离前将慰安所内的40多名女孩全部装在了卡车里，送到一个大坑旁。
坑很深，里面布满了毒蛇。
就在大家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慌时，女孩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推到了坑中。然后便是无尽的沙土落下，一铲接着一铲。
慢慢地，阿莲发现身边的女孩都停止了呼吸，地面上日本士兵嬉笑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她开始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
但她不知道的是，日军的暴行被躲在远处的一名男子看见了。
他在日军走远后，救出了其中仅存的两名女孩。
而阿莲，就是那死里逃生的其中之一。
可阿莲知道，她的生命早就已经结束了。
她死在了12岁，死在了那个春天的下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日军的入侵下变成人间地狱。
几十万百姓在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中失去生命，无数妇女更是在去世前受到非人的折磨。
李克痕，南京某文化机关的职员。
他因自己跛足的问题，没能逃离这座城市，但也因身体上的缺陷，逃过了这场屠杀。
这并不是敌人的怜悯，而是日军觉得他身患残疾，不屑于为他浪费子弹。
就这样，李克痕拖着身躯沿着南京街道一路朝城外逃去。
街上除了日军以外看不到其他行人，妇女更是不见踪影。
中华路沿街的屋子被烧成了灰烬，秦淮河里堆满了尸体，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死亡的味道。
在路过的一个巷子中，一具女尸赤条条地躺在地上，肚子上被划开了口子。
鲜血顺着她的下体不断往外流着，苍蝇盘旋在空中。
血腥的场面让李克痕闭上了双眼，他无法承认眼前所看的一切，可又无法忽视日军的暴行，他只能将一切都记在心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枪声、嘶吼声、女人的哭泣声仿佛成了一道固定的声音，这道声音用一具具尸体，用一行行血泪，用秦淮河中猩红的河水诉说着这段不容忘记的事情。
在那段时间，李克痕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中。
黑暗里，有不满十岁的幼女的惨叫，也有五六十岁妇孺的痛哭。
他决定，只要自己活着，就一定把日军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
在经过漫长的求生后，李克痕写下《沦京五月记》一书，书中记载：
“花姑娘，成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部，即慰安所，有的专供敌人长官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索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侵犯，惨叫和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送到我的耳鼓里，不禁使我战栗，我不知是恐惧，还是愤恨……”
南京城内的惨状，只是日军暴行中的冰山一隅。
对于身处在炼狱中的女性来说，有时正常死亡也是一种解脱。
而那些活着的，则要背负着死人的希望和忍受敌人的酷刑，在煎熬绝望中寻找到一条救赎之路。
饭团
1938年，在日军军令部下达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为减少驻地日军强奸的发生率，减少被占领地区人民因此采取的报复性行为，各部队要迅速建立慰安所，以满足士兵战士需求问题。
而在此之前，驻防南京的“上海派遣军”也向上级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
就此，秦淮河畔的舞榭歌台少了胭脂春水，南京城中的六朝烟雨多了点新鬼啼哭。
据战犯回忆，“慰安妇”被日军称作“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与日兵的比例为1:29，即每人每天“慰安”29个士兵，有时甚至会多达百人以上。
这些女性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她们没有文化、没有地位，更没有反抗能力。
她们会被日军当做军需品塞在铁罐里，装到煤车上，每次车辆启停，她们都会遭遇一次噩梦。
她们或被送往村庄，或被送到前线，然后分给那些已经失去人性的士兵，而她们每人每次最少都要承受15个人以上的欺辱。
她们在刺刀和枪杆威胁下，成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也成为了侵略者铁蹄下的陪葬品。
在日军大尉宫本给好友吉川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晚上，我们接到命令，让去军需部新建的慰安营，接受慰安。里面关押着近300名慰安妇，毫无疑问，她们是这次胜利的战利品，也是在当地征集的女人。我们到达时，她们已经全部被强暴得温顺了，如同一群猫卧在地板上，守着炭火，一丝不挂，也不收费，只等待着我们上去。有的饿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也许是怕她们跑还是怕她们挣扎，每个士兵都发了一个饭团子，说是只给你身下的女人，这是她们全天的口粮。女人们见到饭团子，红了眼，夺过去就吃，全然不顾我们在她们身上干什么。
断水断粮，是日本人操控这些姑娘最简单的手段。
她们为了能够活下去，只能在日军发泄兽欲时寻求一丝活命的机会。
可尽管如此，仍有无数人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们有的是被日军残害，有的是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对于她们来说，这方天地似乎已经没有她们的容身之所。
结语
日军撤退前为了销毁自己的罪证，对这些侥幸存活的姑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可历史的痕迹又岂会被轻易抹平？
当这些惨绝人寰的故事被一一挖掘，那些逃出生天的受害者也都会站在世人面前，指控着日本当年留下的罪证。
如今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日本的罪行，他们自发组织在一起，替当年那些受到侵害的姑娘们诉说着日军的暴行。
也让更多人知道，日本的“慰安妇”制度实质上就是欺骗或强迫无辜女性成为泄欲工具，成为日本侵略战争军需品的罪恶制度。
它是战争的毒瘤，是日本变态文化衍生的怪胎，是麻痹日本政客军人的迷幻剂，是身在其中的广大女性的耻辱，更是受害者需要一生来消化的污名。
她们本是受害者，却因日本军政的无耻手段要在身后背负“慰安妇”的称号。这个称号使这些受害者心怀屈辱，也使她们的后代蒙上了一层世俗的偏见。
“他们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去，但我不会死去，我将永远活着。”
受害者在等待道歉，施害者却在等受害者死去。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历史不会死亡，每一个将史书翻开的中国人，都会为逝者亡魂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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