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推官袁可立

孙中旺

选自2022-11-02 08:00《苏州杂志》2022年第5期/2022年11月1日作家文摘数字报

在苏州的历史上，明代的袁可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任职苏州府推官五年，虽然官仅七品，却勇于任事，刚正不阿，政绩卓著，最终名满天下，堪称推官中的奇迹。苏州的历练，也为他以后仕途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袁可立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苏州府推官，这也是他进入仕途的第一站。推官，又称司李、豸史，明代各府的推官由吏部铨选，主要是协助知府处理政务，执掌本府的刑名、官员考核等，除了南北直隶的顺天府、应天府的推官为从六品外，其他各府的推官均为正七品，也是新科进士的初授官职之一。

当时的苏州府发展鼎盛，不但经济和文化方面在全国首屈一指，苏州人申时行和王锡爵还连任大明首辅，政治影响极大。苏州府推官政务颇为繁忙，史载“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袁可立一上任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经他平反的冤案无数，一些不法胥吏见新任的推官如此能干，“惴惴战股不敢肆”，有效地扭转了官场风气，也得到了南直隶巡按御史李尧民的高度信赖，“倚公如左右手”，经常派他到江南各郡处理事务，“戴星往来于各郡席，未尝一日暖于虎丘也”。在苏州推官任上，他受命处理了不少关系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著名的有石昆玉案、湖州案、倭刀案及王士骕案等。

一、石昆玉案

据《苏州府志》记载，石昆玉是湖广黄梅（今湖北黄梅）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万历十八年（1590）由户部郎中出任苏州知府，到苏州后，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按治豪横，剖析狱讼”，颇受好评。当时宰辅申时行的内亲吴之祯在苏州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劣迹斑斑，石昆玉不畏强暴，依法处置，触怒了应天巡抚李涞。当时的应天巡抚驻扎于苏州，位高权重，李涞为了讨好申时行，就以“擅动吴县库银”为名，上奏弹劾石昆玉。万历十九年（1591）五月，万历皇帝命御史陈唯芝查勘此案，没查出石昆玉的任何问题。御史李用中上书指责此案是申时行和李涞勾结对石昆玉的报复陷害。一时舆论大哗，迫使申时行上书辩解此事与己无关，他只是按照吴县令周应鳌和应天巡抚李涞提供的证据秉公行事而已，并扬言要辞去首辅之职。万历皇帝对申时行进行了挽留，此案陷入了僵局。

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官员知道石昆玉是冤枉的，但慑于申时行和李涞的威势，都不敢出头。袁可立见状挺身而出，宣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决心为石昆玉洗冤昭雪，四府官员于是公推袁可立将此案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并执笔写成公牍上奏。公牍写好后，袁可立义愤填膺，专门找到了李涞，对着他大声朗读此案的调查细节，李涞自知理亏，躲到了屏风后面，李涞越躲，袁可立朗读的声音就越严厉，弄得李涞无颜见人。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丢尽颜面的李涞不得不上书引咎辞职。几乎同时，万历皇帝也同意了申时行辞去首辅之职，两者关联之微妙由此可见。

在此案中，袁可立以七品微官，为四品苏州知府石昆玉平反昭雪，直接造成二品应天巡抚李涞引咎辞职，间接造成一品首辅申时行离职，可谓古今罕有。

值得一提的是，石昆玉于此年调任绍兴知府，离开苏州之时，“所携图书三箧而已”，其清正廉洁可谓名不虚传。

☉袁可立手迹

二、湖州案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可立又审结了另一个江南重案，即湖州案，又称“董范之变”。

湖州案是因湖州名宦、曾任礼部尚书的董份之孙董嗣成而起。当时董份已经黜职为民，但他任职时在苏州、湖州一带广占良田，“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有“富冠三吴”之称。董份之孙董嗣成怜悯无地的穷人，本想做做善事，让他们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没想到适得其反，捅了马蜂窝，湖州民众开始聚众打砸抢闹事。湖州乌程县状元范应期由于民愤极大，也受到了冲击，损失惨重，史载当时揭发者上千人，甚至到了“填塞途巷”的地步。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亲临湖州，为了平息民愤，没有仔细勘察，就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张应望还借机向范家勒索白银八百两。范应期长子范汝讷不堪其辱，服药自尽。范汝讷死后，张应望仍然对范应期威逼勒索，“搜索其金，席卷其产，斩绝坟墓”，范应期和夫人吴氏“交颈涕泣哀求”也无济于事，甚至还被“扯发拔须，詈其夫妇若婢仆”，范应期不久也上吊自杀。

此年十月，范应期夫人吴氏进京诉冤，堂堂大明状元，被逼到如此地步，万历皇帝极为震怒，认为范应期为致仕儒臣，即使有重罪，地方官也应当上奏等候处置，不能如此私刑逼供致死。下旨将浙江巡按御史彭应参削职为民，乌程知县张应望发配边疆，浙江巡抚王汝训革职查办。连举荐王汝训和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也被查处，还有众多官员被牵连受罚。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人数之多极为罕见，震惊朝野。而湖州百姓仍然民情汹汹，告状不止，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此案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一方面是董、范两家以皇帝诏令为据，要求从严从重处置参与打砸抢的乱民；一方面是确有冤屈需要伸张的百姓，一旦处置失当，后果不堪设想。浙江的官员们没有人敢主持审理。

在这种情况下，新任的浙江巡抚召集浙江布政使和按察使会商，决定征召能力出众的苏州推官袁可立前往湖州处理。袁可立到湖州后，马上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博收讼牒往各邑理之，以杀其势”，即把百姓揭发董家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查实董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责令其退还或允许贫民平价赎回，董家田产大部分回到了贫民手中，所剩十不及三。二是从稳定大局考虑，顶住了董、范两家的压力，只处罚了施暴闹事的为首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不予追究。袁可立的措施既保护了弱势的百姓，又将事态迅速平息下去，“巨魁势孤就擒，一指顾间而变定”，堪称立竿见影，显示了他极为高超的处理问题能力。

三、倭刀案

当时的崇明一带属苏州府所辖，也是抗倭的战略要地。万历二十二年（1594）初，袁可立曾奉命前往巡海，盘查海上兵饷。当时一个姓李的将领邀请宴饮，席间，拿出了三把倭刀相赠，袁可立没有接受，但认真看过后，知道是琉球国物。

此年五月十三日，崇明守军上报擒获倭船一只，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兵部尚书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并夸大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缴获了大量物资船械。应天巡抚命袁可立前去查看，等他到达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并且已经毙杖了二人，审问其他十八人，均“鴃舌不可辩”。所谓的战利品中有三把倭刀，袁可立一眼就看出，就是上次那位李姓将领想送给他的，于是心下起疑，就向巡抚求情暂缓处决，将这十八人羁押于吴县监狱。不久琉球的贡使到苏州，说起几个月前有琉球国的运粮船遭遇风暴漂到沿海失踪，袁可立将十八个“倭寇”放出来相认，果然就是遇到风暴失事的琉球人，于是将这些人悉数放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

据《神宗实录》卷二百八十记载，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三日，兵部将此事处理的结果上报云：“前崇明擒获夷船再加译审，令琉球国陪臣认识，实非倭人，兵部覆请就令琉球陪臣带回本国，以彰不杀属夷之仁，仍赏捕船员役，以示激劝。”万历皇帝诏曰：“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袁可立可谓造福无穷。

四、王士骕案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可立又参与审结了震动江南的另一个大案，即王士骕案。据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史料记载，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1592至1593）间，由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进攻朝鲜，海上形势骤然紧张，太仓离海不远，为防备倭寇的侵袭，保境安民，太仓名宦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骕招募乡勇，组织习武，“习骑射，备水师，慕义者因相从谈武事。”王士骕和无锡人秦灯、上海人乔一琦相好，秦灯为曾任湖广巡抚的秦燿之弟，乔一琦为曾任湖广右布政使的乔懋敬之子，三人均出身于显宦世家，“自负贵介”，王士骕善写文章，秦灯善谈兵法，乔一琦擅长书翰墨，可以说各有所长，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三人经常来往，“出入狭斜，酒中大叫，目中无人”，一派纨绔子弟作风。值此倭寇警起，三人觉得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临了，摩拳擦掌，经常在一起夸口道：“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无前功者”。其实这些都是“佻达少年”们的口嗨而已，“非有封狼居胥想也”。

由于王士骕等人家资富饶，参加习武者有利可图，加入者众多，其中不乏“沈命胥从，场伶市棍”之流，这些人沆瀣一气，“出则弓刀侍卫，舆马鲜华”，非常惹人注目。其中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无赖，经常和王士骕等人来往，借以自重，“每佩剑游酒楼博场，诸公子俱”，借了几个贵公子的名头，赵州平也成为名人，“一时无不知有赵州平也”。赵州平经常以举兵抗倭为借口勒索富户钱财，如果不给，就恐吓说：“尔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剿汝家，汝金非我有谁有耶？”富人们被其勒索多次，见他经常和王士骕等人关系密切，认为这也是王士骕等人的主意，如果这帮人以后真的起兵了，“必且帅其党鱼肉我，夺我金也”，于是就纷纷向官府举报，说赵州平和王士骕等人在以备倭为名，密谋起兵造反。

与此同时，有一个“素以气侠称”的游士，也和王士骕等人交好，此人有次到了福建，向福建巡抚许孚远谈及，并夸奖王士骕等人说：“此曹世家子，能报国恩。”且有“小则保障一方，大则勤王千里”之誉。许孚远为湖州人，老成持重，觉得王士骕等人的行为很有隐患，湖州和苏州毗连，如果因此生乱，肯定会被波及，颇为担忧。就致书应天巡抚朱鸿谟，提醒他要多加留意。

朱鸿谟为官好大喜功，接到许孚远的信和苏州一带富人的举报后，非常高兴，认为可借此立功，就和巡抚衙门中的“幕丁偏裨辈”商量。这些人经常被王士骕等人瞧不起，就借机公报私仇，夸大其事，“谓变在旦夕，不先发，则江左必不保。”朱鸿谟于是就上书朝廷，说王士骕等人正在勾结倭寇，“反行已具”。同时将王士骕、秦灯、乔一琦、赵州平等人抓捕，“受桎梏如俘囚”，如果谋反罪名成立，很快将被处死。

除了募勇习武外，朱鸿谟说王士骕等人谋反还有两条证据，一是自称天子，二是赠答诗中有谋反之句。其实这两条证据都是和戏文有关。自称天子之事出自于王士骕家一个名叫胡忠的人。此人善说平话，在王世贞生前宴请宾客时，经常让胡忠说平话取乐。胡忠每次说到宋太祖、明武宗的故事，经常自称“朕”“寡人”，称别人“卿等”，大家也只是当笑话听听而已。王世贞去世后，王士骕也经常带胡忠到酒楼说平话，胡忠仍然如以前一样“朕”“寡人”“卿等”不离口，逗得众人大笑，这次案起，就被当做是谋反的证据了，胡忠也被逮捕入牢。赠答诗中的谋反之句，是指在王士骕有“君实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计托朱家”之句，用了汉高祖时朱家藏匿逃犯季布的典故，以招纳亡命贤人自居，被朱鸿谟当作是谋反确证，给事中赵完璧还上奏了万历皇帝。

当时距王世贞去世还没几年，竟然有人上奏说其子谋反，实不符常理，内阁中的三位辅臣均为江南人，都不相信，兵部伍袁萃、翰林冯梦祯、礼部黄汝亨等官员也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于是就将此案发回重审。作为案发地的苏州府推官，袁可立断定王士骕等人只是狂生而已，没有任何谋反事实，“百口保焉”。抚按会审时，才知道唯一可以勉强作为证据的反诗“君实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计托朱家”，是出自王士骕所作的《拜月亭》曲中的戏文，有苏州的书坊刻本为证，一场大狱至此渐消。董其昌在《节寰袁公行状》中记载：“两台密询之公，公深明其不然。四郡会谳，卒无事实，因以妖言抵罪，寻见释。微公持正，此数辈者族矣。”崇祯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孔贞运在《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中也认为，“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可见袁可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案拖了很久，最后王士骕以“坐胥靡，斥荫籍”结案，秦灯已瘐死狱中。乔一琦出狱后，为雪前耻，到辽东从军，后任游击将军，在萨尔浒战役中身陷后金军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由谋反案的嫌疑人之一，到为国捐躯，实令人唏嘘。

在苏州五年，袁可立声誉鹊起，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以治行异等，被召回京师，授予山西道监察御史，从此离开了苏州。其实朝廷本来拟任命袁可立为谏官，但遭到了吏科都给事中林材的极力阻挠，此人曾巡视苏州，苏州官吏大多都跪地拜谒，只有袁可立长揖不拜，林材因此怀恨在心，借此机会报复阻挠。

在山西道监察御史任上，袁可立继续不畏强暴，为民请命，很快就惹恼了万历皇帝，万历二十四年（1596）被削职为民，从此居乡达二十余年之久。泰昌元年（1620），袁可立被重新起用，从此接连升迁，尤其是在对后金作战方面立下了赫赫战功，和袁崇焕、袁应泰并称“辽东三袁”，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为四朝元老，名满朝野。在其卒后，崇祯皇帝亲自遣使祭葬，首辅孔贞运为撰墓铭，董其昌、王铎、黄道周、倪元璐、陈继儒等均为其题碑作赞，可见其影响之大。

作为袁可立入仕的起点，苏州人也没有忘记这位清正刚毅的小推官。虽然清廷曾下旨对其封杀，其传记和著作都遭到禁毁，但在清代的苏州府名宦祠中，仍然将他作为明代名宦的代表奉祀，也是其中唯一入选的推官，和海瑞、况钟等著名清官一起共享俎豆千秋。

袁可立和苏州的缘分还有后续。崇祯十五年（1642），袁可立之子袁枢奉旨到苏州担任浒墅关榷使，袁枢“负文武大略，博雅好古”，到苏州后，“江南佳丽之地，风声文物，与其才情互相映带”，经常和文人学士雅集。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袁枢曾和著名书法家王铎一起登上大石山，并题写了“仙砰”两个大字，至今犹存。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袁枢还和王铎、张永禧、韩逢禧等人在苏州半山堂一同观赏唐摹王羲之《黄庭经》。此年五月任满，“榷政告竣，颂声塞途”，钱谦益特为其《南征吟》作小引，对其人其文高度评价。可惜此时崇祯皇帝已在煤山上吊自杀，大明王朝已摇摇欲坠，次年清军攻陷南京，袁枢绝食数日，忧愤而亡，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名臣之子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