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现象的成因与危害

“躺平”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既与现代性的冲击有关，也与传统文化的断裂相涉，更缺失和精神危机密不可分。但无论成因来自何处，其所造成的危害皆不容小觑。

（一） 社会压力与生活期望的超载

受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驱使，当代青年经受着巨大生存压力难以承载和过高生活期待难以企及的双重炙烤。在一些青年看来，由于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下层通往上层的空间愈益狭窄，甚至堵塞，传统意义上的努力已难以实现生活的质变和阶层的上升；他们认为，“天道酬勤”之类的励志格言已成过往，自己更有把握的是“努力未必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在生存压力和阶层固化所引发的焦虑中，他们选择了让人生消沉、生命暗淡的“躺平”姿势，以欺骗和麻痹自己。佛系文化、丧文化就是这一心态的文化表现。“佛系”指那种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云淡风轻而追求内心平和的生活态度；“丧文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笼罩着悲观、颓废、绝望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从某种意义上说，“躺平”是针对社会“内卷”而提出的消极解决方案，换言之，社会的“内卷化”是导致“躺平”现象的重要原因。“内卷化”（Involution），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其后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书中最先使用。格尔茨将“内卷”定义为“文化模式在达到一种似乎是确定的形式后，仍然不能稳定或将自己转变为一种新的模式，而是通过内部变得更加复杂而继续发展”。总体上看，“‘内卷化’就是指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无法向更高级模式进行转化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导致“内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外部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二是内部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中国，市场空间已被众多的企业和丰裕的产品所充斥，发展空间愈益狭小；同时“利益的分层化趋势越发明显，经济上的马太效应，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性逐渐增强，使‘草根逆袭’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这就使得那些对参与竞争感到绝望的青年群体选择了“躺平”。可以看出，无论中外，“躺平”都表现为年轻人不再满腔热血，不再为追求梦想、婚姻、家庭昂扬奋进；他们用“躺平”的方式对抗买房、加班、彩礼等所造成的生存压力，拒斥家庭和社会责任，只管自己过得开心。这是“披着美丽东方外衣的现代性消极后果”，是“安于现状、不愿奋斗的懒惰和害怕失败、逃避责任的怯懦”，是角色的“逃避”和“退出”，是部分青年颓废沮丧、得过且过等消极心态的映射。

（二） “避世”“出世”心态和利己主义思想的侵染

“躺平”现象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综合，尽管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刚健有为、追求修齐治平，但道家的“无为”“不争”、释教的“缘起性空”以及西方思潮的冲击，都对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其一，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具有“避世倾向”。其倡扬“道法自然”，以不争为争、以屈为伸、以柔弱胜刚强；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在道家看来，以“无为”之法行“无为”之事，万物都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如果刻意为之，便会“损之又损”。这里的“无为”常被一些人误读为无前提限定的“不作为”。庄子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心斋”“坐忘”为路径，追求“万物齐一”的境界和生命的自由“逍遥”。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躺平”价值观的最早奠基者。据《庄子·秋水》篇记载，当楚王希望把国内政事托付于庄子时，他回答使者：“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他借此表示自己愿意逍遥自在地“曳尾于涂中”，也不愿被供奉在高贵的庙堂之上。当然，庄子并不是真正的“躺平”者，他只是不愿意“被社会设定好的程序”约束而失去自由，其所向往的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逍遥生活（《庄子·逍遥游》）。两千多年来，《老子》中的“无为”“寡欲”和《庄子》中的“逍遥”“避世”思想在引导国人精神超拔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些思想在当下中国成为了一些青年人不求上进、颓废消沉和甘愿“躺平”的高雅托词。其二，崇尚“出世”的释教文化是当下“佛系”青年消沉的另一思想来源。佛教主张“缘起性空”，认为世上没有常住不空的事物，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因果循环的产物；同时，所有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本性都是虚无。正如《金刚经》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该学说本义是让人们放下执念，挣脱名枷利锁，通过内心豁达来摆脱烦恼；旨在净化社会人心，为世人提供一个精神休憩之所。对于“三观”坚定且正确的人而言，上述思想可以让其知足常乐，精神超然；但对“三观”脆弱且偏颇的年轻人而言，释教的“成、住、坏、空”常被理解为存在上的虚无主义，一些人因之而理想动摇、意志消解，成为无欲无求、不悲不喜、激情丧失殆尽的“佛系青年”。其三，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一些青年“躺平”的理论支撑。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我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深入，一些西方价值理念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渗透和传衍。其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影响和腐蚀着青年一代，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个人价值推向极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罔顾他人与集体，缺乏责任与担当，形成了个人至上的价值倾向。就“躺平”者而言，看似无欲无求，呈现出低欲望的姿态，实则是漠视个人对家庭、组织和社会的责任，只追寻个体生活的逍遥自在。换言之，“躺平”行为是利己主义观念极端化和精致利己主义思想的另类呈现。总之，释道两家思想中的“出世”“避世”心态和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的侵染，为“躺平”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三） 个体精神危机与生命意义的消解

除了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原因，“躺平”现象的形成还有“躺平者”自身思想上的深层原因——“空心病”，即精神饥荒与生命意义缺失，此乃最根本之原因，其核心是缺乏支撑其存在感和意义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精神饥荒指人们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虽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却陷入工作上高度的“忙”、情绪上极端的“烦”，进而丧失精神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变得无限焦虑、迷茫和失望之状态。“空心病”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而这种犬儒主义魂灵的复活则与一些人陷溺其中不能自拔的“小时代”心理密切相关。犬儒主义（Cynicism）一词来自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其创始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这是一个对世界不信任并对任何事物抱消极态度的学派，其思想特征是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其看来，无所谓高尚，亦无所谓下贱；既然没什么是了不得的，也就没什么是要不得的。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其从对世俗的全盘否定走向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由愤世嫉俗变成了玩世不恭，最终由激烈的理想主义者滑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该学派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限美好，甚至将世人的正常情感也讥为愚蠢。当下青年亚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影响颇大，它与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氛围中形成的“小时代”a相结合，误导面临青春困境的年轻人疏远和抵触群体的、宏大的、精神的、道义的理想与价值。尽管我们很难给“小时代”（Tity）作出正确的概念界定，但如果以“大时代”作参照，就可以把握其基本特征。生活在“小时代”的人们追求的是细小的、个人的、物欲的、功利的目标，而宏大的、集体的、精神的、道义的目标和价值却遭拒斥；在与“小时代”对应的“大时代”（Great）里，社会有整体价值，历史有宏大叙事，人类有共同愿景。基于此，“小时代”被人称为“灵魂的尽头”“精神的末路”，其深刻地揭橥了当下一些人所处的精神境况。不幸的是，犬儒主义与“小时代”的邂逅与结合，进一步加剧了一些人的精神危机和意义缺失。犬儒主义支配下的那种“青春文化”，或低眉顺眼，缺失浩然之气；或虚假励志，但无奋进之行；或少年老成，丧失活力生机。它以一种自欺欺人、逆来顺受的姿态抚慰和麻醉着青年人的心。崇尚“小时代”理念的犬儒主义者既像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其“气魄”尽失，“精神”颓废；又像是尼采所说的“没有胸膛”的“末人”，其既无理想，也无勇气。他们要么自甘平庸堕落、鄙夷人格尊严，要么失去道德底线而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其创作和欣赏的青春文化里，充斥着低徊的自我抚慰和过于执著的自我麻醉。在这种抚慰和麻醉之下，其热血日渐温吞，骨质日渐松软，理想日渐丧失，精神日渐消解，最终成为追求暂时舒服、丧失意义与价值追求的“躺平”一族。

总之，“躺平”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对个人而言，“躺平”者不仅会否定生命意义、解构人生价值、放弃理想追求，更会意志消沉、精神颓废，而消沉的意志会榨干本应饱满的生命，颓废的精神会使本应辉煌的人生暗淡，甚至使人浑浑噩噩、失魂落魄；对社会而言，如果“躺平”成为风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就会被消解，“勤劳善良，拼搏奋进”的优良传统就会被解构，民族复兴的梦想就会成为幻想。简言之，“躺平”的人生将了无生机，“躺平”的社会将死水一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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