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侍讲制度研究

侍讲制度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初见其型，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接受侍讲形式接受统治教育的是西汉孝昭皇帝，发展侍讲制度最初的就是因为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年龄过小，并不能承担大任，但又因为传统的世袭制，并无其他选择，所以当时采取了侍讲的方式来进行必要的教育也可以在一旁辅佐。

可以说，侍讲制度的形成就是为了辅佐幼帝更好地执政而建立的，本文主要分析侍讲制度形成的原因与对后世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繁荣

因为侍讲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辅导君主或者是储君，是与君主或者储君直接接触并且影响的人，所以侍讲人所接受的教育定然是汉朝发展最鼎盛的儒家学说教育。

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发展到了鼎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就是在汉朝提出。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纷乱，商鞅变法，秦朝一统天下，但因秦始皇暴政，秦朝只能是昙花一现，但汉朝却保持了百年统一，这与汉朝独尊儒家的思想理念是分不开的。

儒家思想强调仁政、礼制、人治与秦朝所推崇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苛政有很大的不同，与法家思想强调“硬控制”的不同，儒家思想更偏向“软控制”，更多的是由自身控制自身，强调等级观念与克己复礼，让人在内心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以这个位置的礼制要求自己，这就是“软控制”。

可法制也一定保证国家统治、规范人群行为的最有效的制度方式，所以要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思想。

虽然是儒家与法家相统一，但作为主导的一定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中以仁、礼作为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构建以大一统为社会控制的目标，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社会控制规范，结合独尊儒术的思想控制和聚贤考绩的官僚选举方式进一步控制社会思想，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调君主的统治。

汉朝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时不容忽视的一个朝代，它的皇位继承过程非常的跌宕起伏，并且伴随着各种人横加干预。

中国古代王朝的皇位继承一般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国家的最高权利始终处于当朝皇帝的家族手中。嫡长子继承制是指由正宫皇后所生的长子继承皇位，立”嫡“高于立”长“。

可是，整个东汉时期，这种传统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执行，汉朝大多数的皇后并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嗣，所以谁能够过继给皇后谁就是天子。

这样的制度也导致了后宫的争斗，为了培养自家的孩子成为太子，各种腌臜手段多种多样，在此不做赘述，这也导致了汉朝的很多皇帝都是不满10岁的少年，这样孩子要如何成为一国之君呢？侍讲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二、侍讲制度的发展

正迎合前文所说，汉朝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所以作为侍讲定然也要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侍讲人员主要工作就是讲授儒学经典篇目，传授如何利用儒家思想安定天下。

侍讲在为皇帝或者储君讲典籍之时也要引经据典，以史为镜；不仅要传授儒学知识，还要传授立身修身之术、纠正皇帝或者储君身上孩童的顽劣心态，学会如何成为一国之君。

这样重要的角色，一般人定然无法胜任，所以当时的侍讲之人往往是由当时著名的大儒胜任，也有些皇帝的侍讲并非一人。

不光有名儒硕士，更有通才，还有专精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然侧重点会不一样，但儒术仍然是主要内容。

正是因为侍讲与皇帝或者储君这样亲密的关系，自然会受到统治者及当权者的重视，东汉时期侍讲制已经取代了太子太傅和太保这样的教育方式，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君主或者储君可以终身接受教育。

一方面，侍讲制度可以补足皇帝的缺陷，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皇帝所做的决定是否中肯，下出的命令是否符合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侍讲与皇帝或者储君的关系如此亲密，若是由心怀不轨的人来引导，则会架空皇帝的权力，使之成为傀儡皇帝。

王莽时期就为帝师巧立名目，选择年仅两岁的孩童作为皇帝，架空了当时统治者的权力“挟天子以令天下”，但王莽并不满足，到后期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设立新朝，为了巩固统治，发行了一系列的惠民措施，后世称为“王莽改制”。

汉末时期，统治者总会因为距离战乱时间过于遥远而变得不珍惜，沉迷权力和欲望变得荒淫无度。所以王莽执政初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并随着惠民政策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政治。

然而，因为王莽极端信奉儒家思想，认为只有恢复周朝礼制才能安天下，以“王田制”的名义恢复井田制，但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本质上的区别使得平民不满，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王莽在汉朝末期代为执政之时就开始扭曲儒家思想，利用谶言巩固自身地位。

因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思想用来加强统治，儒家思想刚好强调君臣观念，暗合了皇家加强皇权政治的需要，从西汉中期，统治阶级就开始有计划地利用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来巩固统治、塑造社会秩序。

进入东汉之后，政府跟家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

在大力崇儒的文化政策之下，东汉王城形成了一张将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交织在一起的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其中将皇帝也编织进去的细线就是侍讲人。

东汉上层的社会阶层广泛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皇帝作为国家政要，自然在统治政策中贯穿儒家思想，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兴起，甚至出现了以谶接经的情况。

这样的儒家思想，是不能起到国家指导思想的作用的，在东汉时期颁布了《白虎通义》，将《白虎通义》作为了引领和知道东汉中期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思想的“宪”，同时期侍讲在为储君上课之时也就会融合《白虎通义》传授思想与决策方法。

因为在东汉时期旁支入继，侍讲的难度进一步增高，正是因为如此侍讲正式在东汉事情形成制度。并对日后的君主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三、总结

侍讲这一职位最初在西汉时期萌芽，在东汉时期成为一项明确的制度，不过在汉朝时期侍讲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官职，更多的是由同时期知名大儒代为指导，正式形成一个官职是到了北朝时期。但侍讲这一位置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正常即位的皇帝只有3位，其他的皇帝皆是由旁系进入，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在太子时期接受正规正统的教育。西汉时期则是幼帝即位，年龄的局限，使得侍讲不仅仅在学业上给予指导。

西汉东汉的侍讲都是要辅佐皇帝或者是储君如何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君王，不仅仅在侍讲的过程中要传授经典的儒家教义，更要向君王或者储君传授一些人生哲理，学会如何为人处世。再辅佐君王只是还有可能对君王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起到影响作用，更是因为君王或者储君在年幼时就接受侍讲的教导。

所以在面对某些事情时，会向其进行讨教，而很多侍讲人员会不同程度上对当下的政事提出意见并影响君王的决策，可见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事侍讲这一职业是有极高门槛的。

也正是因为侍讲人员会影响君王的决策，知道君王的行为，所以在同时，会出现架空君主政治权利，使之成为傀儡皇帝的事件出现。

尤其是在东汉时期，旁支成为皇帝或者储君，其中的政治争斗更为残酷，侍讲也经常无可奈何，但对于那些希望成为一代君王的人来说，侍讲是一种非常直接且有效的教育方式，可以从当朝大儒的讲授中学到最直接的知识和需要的经验，对于拿不准的事情也有旁人在一旁即时提醒纠正。

这对成为一名君王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所以说侍讲制度有利有弊，但其弊端不能否认其在教育发展史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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