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稷山县出土“甘丹”空首布
《中国钱币》 1984年02期 朱华
山西省稷山县吴城村位于县城西八华里，晋韩（晋城一韩城）公路北侧。村砖瓦窑在1981年5月制砖取土时发现23枚空首布，无盛装器，完整者仅七枚，余皆残缺不全。现藏稷山县青龙寺文物保管所。
这批空首布，皆耸肩、圆裆（少数为平裆）、尖足。首部有猛，出土时罂内尚有范蕊，布身中部有三道垂直竖纹。按形体大小可分为三式，大型者，通长14厘米，余二、三式通长分别为11.5和10厘米。除大型为园裆外，其他二型皆为平裆，其型制则完全一样。这批空首布的型制和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出土的完全一致。在出上的23收空首布中，有一枚在右耸肩处有二字，且甚清晰（见拓片）。
布币文字和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迥然不同，甲骨与钟鼎上的文字，大多是有文化的文人所书写的，而布币上文字一般的则是铸钱工匠自己书写的，因此，它的体势作法较多地脱离了正统文字的规范，字形多从简，笔划方面也时减时增或移动位置等现象均有之。稷山县吴城村出土空首布口□二字，与《古泉汇》（元十四第七页）昌和《古钱大辞典》（刀布类·图六〇〇）昌、尖足布（刀布类·图三八七）只之“甘丹”二字相近似，书体结构无甚区别，仅是笔划书写之不同，为“甘丹”二字。布币上的文字正如前面所述，其文字多系工匠自己书写，同时也由于当时铸币用泥范，一范只铸一次，所以同样的布币，没有两枚相同文字。这种现象，不仅侯马出土有文字的空首布如此，就是空首布以后的尖足布、方足布亦如此。尤其是出土较多的晋阳尖足布与平阳方足布，无论是晋字、阳字、平字都是千变万化，无一相重。在古钱图谱著录与出土品中还有一种空首布以及大型尖足布与直身刀币上也常见有另一类“甘丹”二字者，其字形结构均大体相同。不同者即世丹二字中间小园点和短横划之区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空首布的昌，《古钱大辞典》刀布类上编第一七八页之刀布的昌昌其实是一致的，我们绝不能认为有点与横划者就定为甘丹，无者则否定之。稷山县吴城村出土空首布上甘丹二字，绝不是什么纪数或其他之辞。口即那字减笔，口为郸字减笔，甘丹即今河北省之邯郸。邯郸在春秋晚期属晋之赵氏封邑，即晋顷公时（公元前525——512 年）封赵午为邯郸大夫，这在《侯马盟书》的“委质”与其他类中亦有屡载邯郸地名的。“三家”分晋后，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自晋阳徒都邯郸。
稷山县吴城村距侯马只有78华里，稷山县汉时为闻喜皮氏二县地，闻喜（古称桐）皮氏战国时属魏邑，魏前系晋地。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因县南有稷山，故名稷山县。1959年至1974年之间，侯马东周晋国遗址曾先后发掘并采集了大批空首布以及布范和范蕊，据发掘简报所述，这些空首布、布范和布蕊皆出于春秋后期地层内。侯马东周晋国遗址是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 年）迁新田之处。晋至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平公十四年（公元前544年）由六卿变为“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指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到了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鞍（简子）欲杀邯郸大夫午乃至静公二年（公元前378年）魏武侯、韩家侯、赵敬侯灭晋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侯马出土空首布的地层关系与晋史是基本吻合的。侯马出土的空首布为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迁新田之后的铸币。而这次稷山县出土之"甘丹"空首布为晋国铸之下限即公元前525年至512年十年左右之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据现已发现的晋国后期流通使用的货币一空首布，应为公元前585—512年之间，亦即晋景公十五年至顷公十四年半个多世纪之内。晋静公二年以后，魏、韩、赵三国却又以另一种型制的货币流通于当时商业繁盛的各个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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