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南海I号”打捞给“长江口二号”送去哪些经验？

百年古船藏海底

一朝出水天下名

近 日

“长江口二号”古船时隔150多年重见天日

随即受到广泛关注

事实上

这艘古船之所以能重现于世人面前

与35年前在广东南海海域发现的另一艘古船——“南海I号”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007年，“南海I号”整体打捞出水，创造了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将沉船船体和船载文物与其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制的钢制沉箱内，一次性吊浮起运。

这种特殊的整体打捞方式，当时在世界上尚属首例，被公认为世界水下考古史的重大创新。

2022年，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长江口二号”被整体打捞出水，再次震惊了全世界考古界。

这艘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延续了15年前“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理念，并对当年世界首创的打捞方式进行了诸多创新。

作为中国水下考古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项目，“长江口二号”项目对比“南海I号”有怎样的延续和创新？从打捞技术、考古发掘到历史研究等方面，是否开启中国水下考古的“双雄时代”？

谈打捞技术

整体打捞只为文物万无一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海I号”所在海域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海况复杂，又常有台风侵袭，还有海洋生产、非法盗捞的威胁。

如果进行精细化水下考古，由考古队员不断潜入海底进行原地发掘，一件件地打捞，对于满载数十万件文物的“南海I号”而言并不实际。

“整体打捞是最有挑战性又最为合理的方案。”“南海I号”考古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说。

“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实践，为“长江口二号”等后续古船打捞提供了样本参照。

2018年以来，“长江口二号”项目负责人、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多次往返上海和广东阳江，观摩“南海I号”考古发掘现场，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也曾带队来讨论整体打捞后续的工作。

崔勇还前后参加过“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方案的四次专家论证会，他将“南海I号”30多年来发掘、研究的经验教训倾囊相授。

“‘整体打捞、异地保护’延续的是‘南海I号’的做法，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二者的打捞方案不能通用。”崔勇说。

这里有一个有悖常识的认知——考古打捞讲究“忌浅不忌深”，水浅比水深更难开展打捞工作。

举例来说，“南海I号”水深24米，“长江口二号”水深8至10米，因此吃水深度达到近10米的“华天龙”号海上起重船，可以将“南海I号”古船连同凝结物、沉箱整体打捞出水，却很可能在“长江口二号”海域搁浅。

为此， 上海专门打造了一艘“奋力轮”打捞工程船，吃水深度仅6米 ，并在船中部开口，设置了一个长56米、宽20米的月池，可以直接将被打捞古船从海底提升至“奋力轮”中部，便于随后的运输和装卸。

与“南海I号”在海底穿梁固定沉箱不同，“长江口二号”采用了“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进行打捞——

在水底，22根弧形梁，形成一个巨型半圆柱沉箱，把总重量1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提升出水。

11月21日清晨拍摄的“奋力”轮“怀抱”古船的画面（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从“南海I号”的到“长江口二号”，中国水下考古才不断探索新的打捞方案和技术手段，为求文物“万无一失”。

谈考古理念

将“实验室考古”发挥到极致

棕褐色木质船身从淤泥中裸露出来，船体真身一点点重现世间……“南海I号”在考古队员们的细致发掘中，正在缓缓苏醒。

这艘南宋古船沉睡了800多年，在2007年采用独创的整体打捞方案出水后，一直置身于阳江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

这一切的进展都在这个玻璃围起来的“水晶宫”中进行，往来公众一览无余——这就是“实验室考古”。

“实验室考古”最早源于上世纪30年代发掘殷墟时，因为面临雨季，考古学家只能把甲骨文堆积整个打包，从安阳送到南京博物院，在实验室中慢慢发掘。

崔勇说：“‘实验室考古’能结合田野考古、科技考古，综合多个学科，最大限度获取沉船的历史信息。”

15年来，“南海I号”共发掘出18万件文物。作为此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实验室考古”遗址，它为后来许多考古发掘项目提供了技术参考。

两年前，在三星堆遗址开展实验室考古之前，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就特意到“南海I号”发掘现场来看测绘的器材、技术。“很多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教训，会变成后人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崔勇说。

得益于“实验室考古”，考古队员在“南海I号”发掘中获得了大量预料之外的历史信息。

在发掘其中一个船舱时，崔勇发现舱内文物稀少，但是有很多黝黑的淤泥，于是用科技考古手段对淤泥进行检测，意外发现了丝绸蛋白，说明舱内曾经装满丝绸。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宋代人的头发，通过对DNA的提取研究，可以还原古人的饮食习惯。

这些细小且琐碎的文物遗存，如同线索一般勾连着古人的生活画卷。崔勇感叹，如果只是在水下发掘或者常规的田野考古，很多历史线索都会被忽略，导致重要历史信息的流失。

两艘古船的考古团队，还不约而同提到了“时间胶囊”的理念——一艘沉船就是一个容器，古人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将最具时代性的东西埋藏在其中，等待我们去一一打开。

“不同于陆地考古遗址偏向单一性，往往只能从古人的丧葬习俗中去考究历史，信息量有限，沉船遗址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集聚了古人吃、喝、住、行等生存元素，可以反映出完整的生存形态、社会形态。”崔勇认为，实验室考古就是在破解“时间胶囊”，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

为此，考古团队在“南海I号”考古现场，首创了一个智能考古测绘平台——一架褐红色的巨型天车犹如横梁一般悬在古船上方，中央搭载了一台三维激光扫描仪，对着船舱内进行“无死角”拍摄。

考古队员每发掘一层，天车就来回“扫描”一次，将详尽的数据信息最终汇总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以求能最大程度实现沉船和文物自动化测绘，让“南海I号”所有考古工作可“逆向复原”，尽可能弥补考古发掘带来的“缺憾”。

对于“长江口二号”，翟杨介绍，该项目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考古工程。“目前出水的越南产水烟罐、东南亚的船体木材、景德镇窑瓷器等文物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整个过程会涉及到温湿度、空气、水环境、生物、微生物控制、船体支撑加固等一系列问题，历时长，复杂程度高，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技术深入研究。”

谈后续研究

将重点挖掘古船历史文化价值

“‘南海I号’船体本身，是海上丝路最重要的一件单体文物。”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键看来，宋代开始，中国的海航事业趋于极盛，对比满船所载的金器、瓷器等珍贵文物，“南海I号”船体本身，作为目前发现的宋代最大单体木构帆船，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南海I号”可以为今天人们研究中国古代造船提供绝佳的标本和研究对象。

发现至今35年来，经历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异地搬迁、保护发掘、博物馆展示等漫长环节，“南海I号”水下考古项目经历了旷日持久的“长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古船真身在“水晶宫”内重见天日，向当今世人重现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辉煌时代”。

在崔勇看来，以“南海I号”为代表的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有良好的运动性，开启了中国古代的海洋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帆船。“古船本身对于破解古代海上丝路诸多谜团，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事实上，围绕古船本身的诸多“谜团”，在整体打捞出水数十年后才逐渐揭开冰山一角。

今年，在广东本地考古及历史学者合力下，破解出“南海I号”曾途径广州的重大信息——

“南海I号”出水的酱釉大罐确认来自南海窑，间接说明广东南宋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的规模，反映出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

据悉，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水下考古行动有望在2022年完成。古船一旦打捞出水，就会被迅速提升到一艘特制的打捞工程船上，嵌入其敞开的船舱内部。

随后，这艘工程船将“怀抱”“长江口二号”古船驶往位于上海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未来，同样修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老船坞将华丽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这里逐步揭开这艘古船的诸多身世之谜。

近年水下考古调查与沉船打捞

（参考每年的十大考古发现）

南海Ⅰ号

“南海I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现。该沉船是迄今中国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亦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遗迹。沉船的船体结构基本较好地保存于海泥之下，船载货物非常丰富，发现时即出水大量精美瓷器和金银器等遗物。同时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在相关的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的极其丰富的古代信息，对于开展我国古代造船技术、海外航运、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研究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南海Ⅰ号”是广东也是中国珍贵水下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重要水下文化遗产。因此，从“南海Ⅰ号”早期的发现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开始，“南海Ⅰ号”考古队就已有意识开展跨国交流展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日合作调查、展览，到后来整体打捞后的韩国、德国等都有陆续的交流合作，此后也将有更多的海外交流计划。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经远舰”是 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牌，并首次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 甲午海战是木质风帆战舰被蒸汽机装甲战舰取代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 “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最早实例之一。 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 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地点，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江口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直接相关。 共出水各类文物多万件，种类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为主。 出水文物时代明确，自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 来源地域广泛，北至河南、陕西，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云南，东到江西，范围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 等级较高，包含了诸多张献忠大西国及明代皇室文物。 出水的大量文物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有关张献忠的诸多历史传说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同时对认识明代中晚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走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

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丹东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中。 2013—2015年，为配合丹东港海洋红港区的基建项目，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工作，最终在24米的海底找到并确认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 经水下工作确认，“丹东一号”（致远舰）沉舰残长约61米，最宽处11.5米，舰体保留的高度仅存2.5米（完整高度在8米左右），由于海战创伤和后期破坏，舰体损毁严重，但仍可确认出残损的水密隔舱、锅炉、穹甲板等部位。 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荣获“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 致远舰的发现显示出我国水下考古装备及技术水平的提高，是考古学与海洋物探等技术相结合的成功案例。

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

“南澳I号”沉船位于广东汕头南澳海域，距离南澳岛最近约2海里，水深约26米。 沉船发现于2007年5月，同年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沉船海域进行潜水调查，确认了沉船位置； 2010~2012年，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 东省博物馆合作，连续三年对沉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 “南澳I号”沉船的发现填补了水下考古的多项空白，对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经过三年的考古发掘，“南澳I号”沉船的基本结构得以揭露。 该船长约24米，宽约7米，共发现25个隔舱。 除了隔舱板之外，北10号舱内发现了疑似凹凸榫头的船体构件和疑似桅座的构件，南2号舱和北16号舱内发现了用于摆放货物的货架板，北13号和14号舱内发现了弧面船底板，南2号舱和北13号舱内发现了龙骨。 这些重要船体部件的发现为船体结构和船货规模的认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来源 | 南方日报

编辑｜林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