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回忆录：一代人的魔幻时光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小区西门外花园里的白果树叶又黄了，这一年，360天就像一次公厕小解，急匆匆进厕所，急匆匆解扣子，急匆匆尿了，然后洗手，甩甩手上的水，出公厕门一身轻松。

抬眼看，小区的白果树叶子落了一地，连傻肿的斑鸠鸟都知道，秋去冬来漫长寒冷，没心没肺哈气连天的苦日子又要来了。

11月7日，马上路又没人了，坐在封控的阳台上晒着太阳，懒得像豆虫一样，邋遢像土狗一样蜷缩，自然而然就把思绪拉回到1970年代。

1970年代又名70年代，彼时笔者还是少年，记忆力惊人的好，而今闭目禅思，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历历在目，尤其是熟人，多半或为鬼魂或为尘土，那些事却铭刻在脑子里面，时间越长那字越发亮，对着太阳光，像朱砂一样红的渗血。

1970年以后，村里的工作队就没有间断，那一年副统帅一号接班人逃跑，摔死在外邦的温都尔汗。这一下子空气就开始凝重气，刚刚秋天压低的乌云，就憋的人喘不过气，冬天来时男人们去挖河，女人们和闲杂劳力小青年儿则被集中在牛屋里开会。

包队驻我们村的两个公社干部，一个是公社书记吴文艺，一个是邮政所里的老程。

我们村距公社大院只有1500米左右，骑自行车也就一袋烟功夫，这是所有公社干部最理想的下乡之地。第一下乡有补助，虽然只有跨步之遥，到我们村也算是下乡啦。第二中午晚上能喝酒，而且还有菜有酒。很多村穷的光肚子，大队部里连根大葱都找不到。而我们村住着公社、兽医站、煤站、搬运站、拖拉机站、变电所、公社高中、等公家机构，而且都有小食堂加上俺们大队林场小食堂。公社干部们挨着个吃一遍，这一星期也就在晕晕乎乎之中过去了。这些公家食堂，有酒有油水，有鸡蛋有白面，甚至还有长头发的陪吃，比21世纪初的高级酒店会所不差毫分。

公社干部们纷纷下乡，指导学习，开展名字叫做“一打三反”、“批林孔”反击右倾批儒、评论水浒等等运动。公社干部们政治上占着高位，他们永远不会犯错，时不时会把俺村里的落后分子拉出来现场批斗。效果显著成绩突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公社干部们迷恋俺村还有第三个原因，天黑了可以回到公社睡觉，公社干部们的住宿条件当时十分优越，单间大床，带电灯，有煤球炉，有收音机。大院里还有乒乓球室，有戏院，有篮球场，有武装基干民兵持枪把门巡逻。笔者叹曰，乐土，乐土，安得我所？

吴文艺是我们公社的书记，第一大官人，他白脸方胖，40多岁。冬天春秋穿一身咔叽布蓝色中山装，威严无比。夏天则穿一身的确凉上衣或者尿素袋短袖，骑上自行车飕飕的飘逸洒脱，书记的肚子是圆的，说话是铿锵有力的，除了念文件，他讲话从不看稿，一套一套的，不时会冒出几个优美词语，与赵忠祥念社论有一大比拼。

老书记后来去了哪里？不知所踪，但老书记的威严正直的面孔，抑扬顿挫的语气，干净利索的打扮，平易近人的作风，令人仰慕至今。特别是他喝酒的派头，至今我仍在模仿，一直装不像。老书记喝酒用牛蛋盅，比茶碗小一点，一次大概到四两酒。当然酒也不是什么好酒，上好一点是宝丰大曲，差一点的就是新野白干，社旗大曲，伏牛白干等等等等。

老书记掂起酒盅，一饮而尽，绝不推桑，绝不说三道四拖泥带水。老书记喝酒，一口一满盅，连干三盅，过后叨两口菜，面不改色气不发喘。旁边陪他喝酒的，有的两盅下去倒地不醒，有的三盅下肚，胡言乱语骂骂咧咧哭笑无常。但见老书记，微微一笑嗔骂道，看你们那信球样儿，沾点酒就能醉，算啦，我走了。老书记说完，出了门推着着自行车，右腿一蹬，绝尘而去。

邮政所的老程，则是另一番光景，老城不老也，四十来岁，眼大，个子高，说话干脆却脾气好，行事干练严肃，只记得他眼睛特别大，目光如炬。每次开会不啰嗦，念完文件就剩下两个字，散会。

1972年，我们生产队翻新了牛棚，墙是卧砖到顶，屋顶是新瓦，白灰勾缝，更高档的是青砖铺地。这给收拾牛粪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牛屋里再也没有那些龌龊骚臭的气味儿。每一个牛槽旁边新添了草料仓，到了冬天，每天晚上晚饭以后，我便早早来到牛屋，先是听掌鞭们拉呱儿、喷空拍古经，我瞌睡劲儿大，一会儿便钻进草料仓里面睡着了。

不是我一个年轻娃家里没有睡觉的床，很多人连草窝都没有。俺们队上十几个小蛋子娃，一到冬天，就是拱麦秸垛钻草料仓。从霜降开始，我要一直住到第二年立夏，立夏以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便开始盖被窝露营，生产的菜园里有个瓜棚，冬天不能睡，一到立夏，夜风不凉不热，我们四五个人钻进一条烂被窝，拱在一起，一直睡到寒露霜降。

在牛屋里，开辟了我人生的第二课堂，这里是一个历史的江湖，人间的舞台，民俗的讲堂，斗嘴的战场。

大人们讲，王莽撵刘秀，说王莽是刘秀的外公，讲的有鼻子有眼，甚至刘秀就出生在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叫邓禹台的地方。有老人说他小时候，进城晚归时，就住在邓禹台上一处大庙里面。那个大庙门口有一大片碑林和柏树林，有石人石马石像生，庙的两侧是滔滔的河水。而实际上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去邓禹台附近割草摸鱼，这里是一片荒草湖泊废墟，既没有大庙，也没有碑林，更没有滔滔的大河。

就在我们小孩儿多嘴问大人们，大庙去哪里了？大人们则面面相觑不肯作答。许多年以后我长大了，读了更多的书，遇到了说话不可能再被坐牢杀头的年代，才知道邓禹台大庙，破败于民国抗战的战乱时期。彻底毁掉扒光拆净，完则是1966年后那个运动的爆发，大家闭口不评论，是因为运动开始之后我们村儿因言语获罪的有十来口子，每个人都受到了极为惨痛的惩罚。

牛棚里的语言环境尽管很压抑，但是讲吊死鬼，讲张天师，讲牛郎戏织女，讲罗成算卦、薛刚反唐、郭子义打金枝、朱洪武要饭当和尚、等等等等，几乎没有人举报。

最辉煌的时刻是批林批孔以后，大家把一切的坏事都甩锅给了林副统帅，比如1959年饿死人，是副统帅贩卖军粮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导致的连年大饥荒。比如俺村的北小河改道，种了几百年的稻田板结荒芜，也是林副统帅的阴谋。用阴谋论来解释一切社会上的反常识反人性的骚操作后果，让副统帅去背锅，这是我在牛屋听到的最离奇的先锋段子。这是一种无奈，一种反抗，一种挣扎，一种小聪明，却又无可奈何的发泄。

再后来，评{水浒传}运动开始了，好几个看过水浒传的人开始讲水浒，武松，宋江，黑李逵，吴用燕青孙二娘，潘金莲潘巧云母夜叉，施恩石秀鼓上蚤，张团练家里的丫头，林冲他老婆被骚扰，矮脚虎王英怎么就爱上了扈三娘等等等等。 那段子堪比今天的吐槽大会，郭德纲的于谦他爹都是小菜。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儿，裤裆里一根毛发还没有长，却喜欢听大人们讲男女之间的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不知何故。

从1974年开始，牛屋里通电了，这更不得了，平时不出门的男人们也在冬天的夜里往牛棚里蹭电灯。男人们吸着旱烟，烤着火，有运动就开会，会议主题基本上都很简单明了，公社领导要跑很多会场，枣核解板子拉几句就溜了，会场却迟迟不肯散去，人们乐意继续聚在一起，听大咖散人们讲水浒传的故事。

因为高层允许大说特说《水浒传中》人物，这给了人们尽情发言的空间，水浒传中的人物跟现实中的人物可以胡乱串联，指鸡骂狗，指桑骂槐，多年不让说话的沉寂被打破，人们虚拟杜撰水浒传中的人物，把我们村里的光棍眼子悉数挂上了水浒传中的人物的名字。多了笑料，过了嘴瘾。

四十多年后，我住在大豪斯的居所里，却始终找不到牛屋的那种快乐感觉，那种对世界，对未来魔幻的向往。

有一就有二，很担心又一个1966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