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尉司书”被俘，却不知月饷多少，被马夫指认：这就是黄维！

作者：爱军

淮海战场，第二阶段的较量接近尾声，华野、中野的配合天衣无缝。南线，我军东集团在发动攻击的时候，我西集团、南集团也同时对黄维其它残部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击。

1948年12月15日，我东集团攻占杨文学和杨四麻子两个村庄，剥光了黄维兵团在东面的最后一层皮，占领了双堆集东边的最后屏障，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前进。黄维见大势已去，慌了手脚，立刻丢下东面的部队和美械装备，向西南方突围逃命。

当日19时，我军全面向敌实施突击。我东集团各部，全力直冲双堆集；第4纵队各旅主力迅速进至南坪集、芦沟集、金庄、关庄堵击逃敌。第9纵队第26旅76团占领了敌兵团部所在地东西马庄，并控制了敌飞机着陆场。第77团及76团一部直指双堆集以东，占领了敌军炮兵阵地，缴获敌野炮、榴弹炮大部。第27旅也于同时攻占吴庄、赖庄、金庄等地。第77团与友邻部队协同攻占敌核心据点双堆集。

这时候，各集团部队同时赶到，以双堆集为中心展开歼灭战。残敌东奔四窜，无处逃命，纷纷缴械投降。

15日24时，黄维的第12兵团全部被歼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当天夜里，双堆集灯火辉煌，有如闹市。战士们穿梭似地来来往往，押解着成群结队的俘虏，搬拾着各种各样的胜利品，推着、拉着沉重的大炮，牵着残留下来的少数瘦弱不堪的骤马。双堆集和东西马庄，成了胜利品展览场：

几十门榴弹炮、野炮和山炮，完整地安置在敌人野战炮兵阵地里，炮弹都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边；数百辆汽车，摆在临时飞机场上，一辆紧靠一辆排列着；成群的坦克和装甲车，也都落在人民军队手里。

在漆黑的深夜里，汽车放射着几百条巨大的光芒，马达轧轧地吼叫着。人们狂欢地喊着、笑着、讲着，都把二十几天来的疲劳与艰辛忘掉了。

可是，埋葬黄维兵团的坟墓——双堆集，已经确确实实变得比坟墓还要荒废而龌龊。《新徐日报》上登载的一篇报道，记述了双堆集的劫后景象：

“全歼蒋匪黄维兵团之后，记者进入黄维兵团部所在地的双堆集巡视。这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市集已完全被守敌毁灭了，全集找不着一方二三丈的完整土地。所有住宅都被敌军做了工事，街前街后也全挖成了交通壕、盖沟、掩体。在集子的东面和南面，敌人用几百辆堆满了泥土的汽车，密密地横排着筑成了一条奇特的“汽车防线”，黄维的兵团司令部就藏在这重重叠叠的工事中间一丈多深的地底下。

他们以为这就可以使这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万无一失了，可是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坚力量之下，蒋军们仅仅苦撑了19天，便全军覆没在这些他们自己挖成的坟墓里了。全庄上余烟弥漫。困守双堆集的蒋军没有饭吃，没有柴烧，到最后，胶鞋，被套，吃剩的马骨，降落伞早都成了珍贵的燃料。当蒋机空投弹药时，弹药本身已引不起守军官兵的兴趣，大家反倒是争着抢弹药箱当柴烧。现在，这些烧剩的残灰，和一张张驴皮、马皮散乱在满地的瓦砾上，告诉着人们这些残敌曾经是怎样地狼狈不堪。

“在双堆集和后来作为黄匪兵团部所在地的马庄以东，三十多亩的野地里，一个靠一个地排列着无数蒋军士兵的尸体，身上结着一块块白霜。这些人都是被敌人遗弃而冻死饿死的蒋军伤员，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辗转呻吟。他们说：除了刚受伤时用救急包包扎了一下以外，就没有受到治疗。”

“当解放军前往抬运的担架刚刚到达时，许多伤兵感激地呼喊：官长呵！快来救我呵！我伤好了一定在你们这里干！有的还咬牙切齿大骂：蒋该死真该死了！当解放军把馍馍送给他们吃时，他们更感激地争相要求记下他们的名字，喊着：我是11师的，我叫范营葭；我是十师的……”

“双堆集南面二三米外，有一个三十多米高的土丘——尖谷堆，这是这片平原中唯一的制高点。敌人由下而上筑成一层层螺旋形的工事，因为找不到堆砌物，他们把几百具敌军尸体堆集起来，做成了掩体的围墙和地堡顶。黄维曾把他的主力号称‘英雄团’和‘威武团’的各一部安排在这里，扼守这个要地。

当解放军将其攻占后，黄维不甘心，又用飞机、坦克、毒气作垂死挣扎。但现在留下的，却是被打毁的坦克，和一堆堆集团冲锋时无谓牺牲的集团尸体。黄维兵团全部被歼的翌日清早，蒋匪又以11架轰炸机来狂轰这只剩一堆废墟的双堆集。这些“空中援军”除了再炸死一些他们遗弃的伤兵，使当地人民对他们增加更多的仇恨之外，还有什么收获呢？”

黄维在哪里？逃跑了还是被击毙、被活捉了？这是这个早晨所有人关注的问题。

让我们借助后来被俘者的陈述，回顾一下黄维在双堆集的最后时刻：

我军发起总攻以后，对敌层层剥皮，到14日下午，盘踞在双堆集的敌兵团部已经直接受到我军的攻击，正像敌18军军长杨伯涛所描绘的：“枪弹裂帛似地在黄维头上呼啸而过，炮弹打在掩蔽部附近爆炸，硝烟弥漫，死伤枕藉。黄维、胡琏瑟缩在掩蔽部里一筹莫展，12兵团已到了最后弥留的阶段。”

12月15日中午，黄维决定突围。黄维宣称他的突围计划是采取所谓“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方针，而实际上说白就是作鸟兽散，各奔东西，四散逃命。

黄维命令残余部队于当天黄昏逃命，但他怕坐坦克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出去，下午4时就私下命令第11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连18军军长杨伯涛、10军军长覃道善都根本没有通知(这使杨伯涛大发牢骚)。可是，黄维还是没有逃出去，因乘坐的坦克被我军打坏，他只好下车混在溃兵中奔跑逃命，很快就被我第3纵队活捉了。当时的新华社曾以《黄维被擒记》为题报道黄维落网的经过：

12月15日黄昏，电话机忙得不可开交地向各部传告：敌人溃逃了，赶快捉俘虏，赶快捉黄维！解放军某部特务营教导员范天枢听到电话，也马上带着5个通讯员，离开指挥所分头向南坪集东南四、五里地的周庄一带搜索。

村间的土路上，他们发现一辆被打坏了的坦克停在大周庄的东南。通讯员傻小六、范介明沿着坦克搜索过去，在一道麦田沟里，发现一条黑影，平伸着两手，翘着屁股，头朝地下钻。他们开始以为是一只野狗，随便喊叫一声，那黑影应声就抬起头来，原来是个人，头上的钢盔在月光下发亮。傻小六、范介明端着枪跑过去，那人马上举起双手乖乖地站起来，两条腿还在发抖。

“干甚么的？”他们喊了一声。那人吞吞吐吐地说：“ 14军军部上尉司书。”

细心的范介明看见许多敌俘都在过河时湿了脚，他却没有湿。便问他原因，他说是骑马出来的。再追问几句，他连一句也回答不出了。两个战士就把这个“上尉司书”带回来送到了俘虏收容所。

到了收容所，大家才看清这个“14军军部上尉司书”，穿着一身草绿色细布军装，头上笨重的钢盔低低地压住了眉眼。在他的钢盔被大家揭下来了以后，露出了光滑的头发，惨白的圆脸，两眼无精打采地张着，嘴上盖着短短的胡子，右眼上长着一颗小黑痣。这些都合于政治部通知里写的黄维的特征。

收容所的同志把登记簿拿出来，叫他登记。他写上：“方正馨，江西弋阳人，14军军部上尉司书”。他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握着笔不停地打颤，回答一句话，要迟疑好久。

他说他是今年10月在确山入伍的。问他入伍以前干甚么，他说：我民国17年就当小学教员。问他：还干过甚么？他慌乱地说：我当了6年小学教员，6年科员，以后就入伍啦！

问话的同志禁不住笑了，反问他：你不是说今年10月才入伍吗？露了破绽的捏造者，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我糊涂，我糊涂！

收容所的同志再问他上尉司书一个月多少饷，他说：70多元。到底70几元？他又答不出来。连声说：你看我真糊涂，我真糊涂！为了证实自己的真话，他主动写了一张“如姓名职别不符，愿受枪毙”的保证书，并且老着脸皮说：我还能胡说八道吗？我还能卖了姓名吗？当摄影员来给他照相时，他的面色变得更加惨白了，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想躲避又躲避不了。

收容所的同志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人不同寻常，就让他找别的俘虏来证明，他一边摆手、一边摇头地说：这些人我一个也认不得，他们也没有一个认得我。

随后，收容所找来了一个在宿县新解放的战士，叫李永志，一见面，李永志就指着他的鼻子说：这就是黄维，我给他当过马夫。

黄维被俘

“上尉司书”愣愣地看着这个马夫，知道已经瞒不过了，但嘴上却还说：我保证书也写过了，你们不信，我还说甚么。这时，收容所的同志猜出了他的心思，他已无意继续抵赖，只是怕那张扯谎的保证书将来成了罪证，怕是真被枪毙了，于是，当他的面把它撕毁了。

看着撕碎的纸屑，他苦笑一下，嘴巴张了又闭，闭了又张。自言自语似的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就是谁吧。收容所的同志们大声呵斥说：你是谁，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装什么糊涂！

‘上尉司书’沉静了片刻，阴沉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随后不自然地吐出5个字：我就是黄维。随后，他拿起笔，颤抖着在登记册上签了这么一行字：黄维，12兵团司令官，陆军中将，41岁，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