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痴情”的金岳霖身上，看见一代学者的可爱模样

文｜小北

提起金岳霖先生，学术界对其尊崇有加，市井百姓执着于他的单相思情圣形象。随着史料考据的进展，金岳霖与林徽因的爱情被证实多为后人杜撰，真实的情感更多的是金岳霖与梁林夫妇的知己之情。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在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了三个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引进现代逻辑学的人”“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在金老庆贺八十八岁大寿之时，冯友兰亲手送上寿联，上书“论高白马，道超青牛”。

晚年的金岳霖在老朋友建议下开始撰写回忆录，每天想到什么写什么，陆陆续续写了一百个片段，由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刘培育教授整理成《金岳霖回忆录》，书中细节流露出金岳霖性情的真——对真理、对世情、对爱情的观照。从金岳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学者最可爱、最动人的模样。

金岳霖　著

刘培育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

汪曾祺所写的一篇《金岳霖先生》流传甚广，在汪曾祺的眼中，金岳霖是这样的形象：“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金岳霖一生都和朋友在一起。1911年，16岁的他离开长沙到北平清华学堂读书。当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金岳霖脱离了亲戚的关照，也没有自己的家庭，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无儿无女的单身汉金岳霖，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得很长，和他同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

抗战前，每到周六下午，金岳霖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家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知识沙龙。正如他所说，“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同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

正是因为对朋友的留恋，金岳霖才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起初老友向他提议记录下自己的人生，金老却认为自己的学术太抽象，没什么好说的。后来，他意识到老朋友渐渐不在了，很多值得记忆的故事还未见诸笔端，记录下来也未尝不可。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许多学界的标杆人物都走下了庄严的学术论坛，展现出一个个凡人的姿态。一如胡适、张奚若、沈从文、冯友兰、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周培源、钱端升、陈岱孙、邓叔存、陶孟、费正清、艾思奇，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是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朋友和家人。

金岳霖对名利并不看重，更珍惜那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论是对朋友、同事还是学生。他的学生刘培育教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后，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金岳霖是一级教授，工资最高。没过两年，他主动提出把工资降下来分给别人。很多人也回忆过，金岳霖在清华北大教书的时候，当学生或者同事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就无私地帮助他们。有的学生，比如乔冠华，要出国留学，支付不起费用，他会主动出资帮助；如果没有衣服穿，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学生。有的同事家里人口多，他也会帮衬一把。金老曾经承担了一位北大学生的全部学费，有一次因故耽误了给钱，事后他还为此道歉。

“自量”的情感，发乎情、止乎礼

金岳霖一生重情义。在《金岳霖回忆录》中，他写了林徽因，这个令他一生快乐和不快乐的女子，这个令他终身不娶的女子，其中也蕴含一个“义”字。但在他的笔下，只轻描淡写地说“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只浅述与这对夫妇的“亲密关系”。所谓“亲密”，主要是比邻而居。

比如《我喜欢作对联》这篇，金岳霖先生写道：“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抗战前在北京住前后院，每天来往非常之多。我做了下面这一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很不一样，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据说，坦诚的林徽因曾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两人”。梁思成自是痛苦至极，最后说：“你是自由的，如果选金岳霖，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将这番话对金岳霖说了。金岳霖的答复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退出”而非“疏远”，三人就这么以挚友的方式相处下来，毫无芥蒂。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有关梁林的篇幅只在第三章中占了一小节——“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其中的内容相当有限。晚年有人为编辑《林徽因诗集》问金岳霖可否写篇东西附在其中，金岳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

回忆录中，金岳霖先生没有特意写徐志摩。徐志摩和他一同留学美国，后来又一同到英国，是老朋友了。他说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在伦敦一见林徽因，就迷上了。林徽因回国，他就追到北京。金岳霖说：“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金岳霖对林徽因不仅“自量”，还理智、理性高于一切。毕竟，徐志摩是诗人，他是哲学家，他们的性格，造就了他们的不同。1955年，林徽因病逝，金岳霖送去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们今天关注金岳霖，几乎都是因为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其实爱情在金岳霖的生命中并非全部，对林徽因来说也如此。人生漫长，爱情只是其中最美丽的鲜花，更多的时间还要用来工作、生活。

淡泊率性，鼓励学术民主

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关于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关于他的知识论，《逻辑》一书则是前两本书的论证基础。这三本书被视作他的“哲学三书”。他在《谈谈我的书》中说：“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他倾全部心血写就《知识论》。那时候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他在逃命之时也带着书稿“跑警报”，“到了北边上山，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书稿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成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那种悲伤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又开始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全部记住的，只能重写。这项工作直到1948年才完成，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后来，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岳霖答：“写好了——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金岳霖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搞学问的，应该把精力放在做学问上，因此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

虽是如此淡泊清高，但任务落在肩头，金岳霖也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刘培育教授曾回忆：解放初期，金岳霖成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基本上无为而治；1952年北大新哲学系成立，他又被聘为哲学系主任；后来他参与筹备创建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还担任了副所长，一直到去世。

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名。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

政治上的道德感，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对于民主辩论的推崇。刘培育教授分享了学术界的一个“传说”：一次金老和学生沈有鼎、周礼全在研究室里吵得声音很大，附近的研究室都提出抗议，说你们怎么又打架了。此后周礼全也写过文章批评金老，很多人觉得话说重了影响师生关系。实际上，金岳霖并不为此感到愤怒，他认为这是研究室的传统——师生之间鼓励争论，这样的辩论并不影响私人关系。真正的文人，从不打压反对意见，与之相反，金岳霖对此视若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