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公益通识课|慈善的测度：影响评估与中国经验

“善”可以被测量吗？慈善的结果可以转化为等值货币来相互比较吗？公益项目的价值可以用数据化的结果来体现吗？

本文节选自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通识课》第二辑，详细探讨了慈善测度的路径和思路。

慈善的测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

张五常是享誉世界的华人经济学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张五常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求学，曾反复五个学期旁听经济学大家，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的课。阿尔钦讲课方式非常特别，课程通常以一个问题开始：

“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度量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该怎么办？”

阿尔钦的课每周三节，每节50分钟。在四周的时间里，学生在课上唯一的任务就是谈论石头的重量。直到第五个星期，阿尔钦才问学生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阿尔钦说：“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接着阿尔钦开始谈论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量度与推断的关系……以一个问题拆解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连续四周的讨论豁然开朗。张五常回忆时提到，那节五十分钟的课程，阿尔钦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让他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测度，不只是经济学的思想，它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身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础。人们只有依据测度的结果才能进行决策，开展交易，制定方案……测度的复杂程度随其对象而变化。慈善作为人类特有的行为，自古至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慈善之所以关注慈善的测度，是因为与古代不同，慈善并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嵌合在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之中。

一个社会创造出的财富，会首先通过市场原则进行分配。人们通过劳动获得相应的回报。一个人为互联网公司写了代码，公司用产品赚取了利润，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个人的工资。但是市场分配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在市场中一些人的报酬可能是另一些人的数千数万倍，但人的智力和努力是很难超过他人一万倍的。因此单纯的市场会导致巨大的贫富差异。这时需要政府进行第二次分配。政府向人们收取税款，利用税收投资基础设施，建立更好的教育医疗组织，让弱势的群体也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跃迁。但因为人口太多社会太复杂，仅靠政府也难以调节差异。因此财富还会进行第三次分配，也就是动员人们拿出自己的私有财产，用于改善那些更加弱势群体的生活或是其他利他行为。

慈善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手段，承担着实现社会正义的功能。因此，现代社会中，慈善行为牵涉着巨额财富的使用，其效果也就必然被要求予以考察。如何测度“慈善”，也成为了慈善发展的必然课题。

自然世界的测度

在讨论慈善的测度前，我们先要跳过慈善，从测度本身开始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用一些单位来描述测度的结果，例如：

“这个会议室长20米宽15米”

“给我称两斤鸡蛋”

“今天百米跑的成绩是11秒2”

然而，什么是“米”？什么是“秒”？什么又是“斤”？这些单位和概念的来源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被社会所接纳的？让我们先以“斤”为例来看看测度标尺的演化。

在中文中有一个成语叫“半斤八两”，意思是彼此不相上下，实力相当。很多小孩子在学习这个成语时会问，半斤应该是五两，为什么会和八两并列？因为“半斤八两”的说法出自宋朝，宋朝时的一斤是十六两。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计量制度后，一斤改为了五两。两斤为一公斤，也就是一千克。那么，“一千克”又是什么？

当我们在市场上购物，要称取物品时会用到度量器，也就是“称”。人工称有大小不一的秤砣，秤砣都有着标准质量。电子秤则需要进行校正。无论是秤砣还是电子校正器械，在出厂时都是依据一些更为标准的参照物制成的，而全世界参照物的源头，是在1879年一个由铂铱合金制成的圆柱体，1889年被认定为国际千克原器。这个重量为“一千克”的原器保留在巴黎，成为人类理解宇宙所有质量的最终参照物（注：2018年“千克”的定义被重新调整，原器被放弃使用）。但是，面对这个源头人们还是不禁要问，这个最终参照物是参照什么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这个圆柱体的质量就是“一千克”？

答案是：因为科学共同体认定它是一千克，并且地球上的主要国家政府都同意这个定义，允许以它作为标准进行一切质量的测度工作。

许多人在了解质量单位的定义时可能会有些意外：质量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但测度质量的标尺，其实是一种“观念共识”。那么其他那些我们熟悉并赖以生存的单位也是如此吗？让我们再来看看时间单位“秒”又是什么。

我们生活的地球在以大致恒定的速度自转的同时，也围绕着恒星太阳公转。地球每自转一圈，地球上的人会经历“白昼”和“黑夜”，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会看到日月的盈仄。据此，人们将一个昼夜作为周期，称作一“天”。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称为一“年”。世界各地的民族对“天”有不同的细化，古代中国将一天划为十二个时辰，现代则是24个小时，再以六十进制划分，每小时有60分，每分有60秒。

秒的定义经历不同的演化。1967年召开的第13届国际度量衡大会对秒的定义是：当铯-133原子处于非扰动基态时两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对应的辐射频率ΔνCs以Hz(即等于s-1)为单位表达时选取固定数值9192631770倍。

这看起来已经相当精确和“科学”了，但是为什么“秒”是铯-133原子固定数值的9192631770倍，而不是8888888888这种更吉利，或是6666666666这样更幽默的倍数？没错，答案依然是：这是科学家们推动形成的“观念共识”。因为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使用“天”衡量时间，又以天为基准界定了 “小时”、“分”和“秒”，并连接了“月”和“年”。因此科学家以此为参照，选取了铯原子来测算，主观定义了“秒”的概念。这听起来似乎有了宗教的意味：

科学家说：这是‘秒’，于是便有了‘秒’。

在今天这个科学充分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科学界选取了7个基本单位来描述世界：长度（米）、质量（千克）、时间（秒）、电流（安培）、热力学温度（开尔文）、物质的量（摩尔）和光强度（坎德拉）。这是被人类社会共同承认的基本单位，这7个单位所测量的都是客观世界的存在，但单位本身无一例外，都是被推动形成的“观念共识”。

虽然观念共识是一种人为的设置，但却无法随意设置。例如，有一天科学家们突发奇想，制作了一个新的标准质量原器取名叫“蒙特”，一“蒙特”是现在的314.15926千克，人类社会有可能采用新的质量单位吗？不会，因为日常计量单位的设置，都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为基准的，无论它们如何变化，无论是公里还是英里，必须大致符合人类的感知并方便生活实践。譬如在历史上，世界各地质量都有不同的单位（斤、磅、盎司），但它们都是以人力来衡量的，都是在人提得起、拿得动，亦或者说“可感知”的范围内。

如果以蒙特作为单位，人们去市场上买米或面，就只能说，给我来“三百分之五十二蒙特的肉”，这会极大地增加沟通成本，也必然会发展出更小的、更符合人类感知的单位。但假使某个外星球的智能生命体，体重是人类的300倍，那“蒙特”就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标准单位。这就是为什么热带没有“季节”的计量，而南北极的居民不需要以“天”为单位进行测算的原因——热带只能感到雨季和旱季的差异，而南北极只存在极昼和极夜。因此，自然世界的测度虽然是通过观念共识来认识客观存在，但共识的选取需要建立在人类普遍可感知的基础之上。

慈善测度的路径

自然世界的测度是容易换算的。虽然在不同时期各地测度的标准不同，但它们的对象是一致的。例如自汉唐和明清时的“尺”有差异，但都是对长度的描述。其难度不在技术，而在行政力量。为了减少由于不同度量衡换算带来的额外成本，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权力作为保障，推行一致的标准。一旦标准得到公共权力的确定，技术上就可以迅速实现统一。但人类社会的测度更为复杂，不但需要行政保障，在技术上也很难换算，因为测度的对象是不确定的。那些越与个体价值观相关而难以数学化的事物，相互换算的难度就越大，“观念共识”也更难以形成。

例如，用于计算一国经济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虽然会受到批评，但无不被世界各国认可。而更多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认可度与影响力要比GDP小很多。一些其他更加依赖价值判断的指数，例如“性别平等指数”，其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则长期受到质疑。

慈善是人类的专属行为。慈善与商业一样，都是基于自由意志而开展。每个个体对“善”的想象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对于如何评价“善”也有不同看法，其测度也历来饱受争议。大体上，慈善的测度可以分为三种思路：基于完全数学化的等值经济/寿命结果、基于部分数学化的成效变化结果、基于非数学化的社会影响结果。

经济/寿命

《范式》一文中指出，商业世界由于存在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因此很容易评价不同的商业实体。慈善世界则难以找到一般等价物。因此人们想到，是否可以将各类慈善结果转化为等值货币，这样就容易度量和比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尝试是社会投资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SROI是由美国罗伯特企业发展基金会在2000年开发的影响力评价方法，在欧美地区被一些政府或第三部门采用。

SROI的基本思路是，慈善结果如果对社会有利，就必然可以转化为对应的经济结果，可以用货币来等价衡量。例如志愿服务节省的劳动报酬、健康教育减少的治疗疾病的花费、公共产品减少的商业对等价格等。以下是SROI的一个典型例子：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与玛丽斯特普中国（MSIC）合作开展过一个名为HER（Health Enables Return，投资健康有回报）的项目。此前HER项目已经在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HER项目旨在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女工提供健康教育。在这类工厂中，女性工人工作强度和所在的文化环境会带来很多健康风险，例如经期长时间工作、频繁的意外怀孕流产等。MSIC对一个工厂女工的体检显示，有38%的女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殖道感染。由于健康问题导致的请假、因病离职等状况同样会影响工厂的生产效率。项目采用了严格的SROI方法研究，了解对女工开展健康培训产生的效果，并通过货币化计算发现，每投资1美元，就将获得4美元的等值回报。这项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许多品牌公司与BSR合作，向供应链上的工厂推广项目。

生命调整年是数学化路径的另一个代表。人均寿命的长度能够很好的衡量一个社会的整体状况，这点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单纯的寿命计算忽略了生命质量，例如一些瘫痪的残障者或是晚年失能的老人，虽然寿命长，但生活的很痛苦。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想到，对于这些“不完整”的生命可以用折算的方式来调整年限，于是发展出了一套计算体系。一个失能调整生命年即等同于健康生活损失一年。阿尔茨海默症、精神分裂、失明、抑郁、不育等非健康的情况都可以进行一定比例的折算。依据2004年的标准，脚截肢的人士调整系数为0.3，艾滋病感染的调整系数为0.505.

至于每种失能的系数为何如此，虽然制定者也能给出依据和数据，但这些解释追根到底也只是专家的“认为”，而非客观的标尺。与自然世界可被普遍感知的“长度”、“温度”不同，这些“认为”并不能被广泛接纳。例如2004版本的调整年中，“腰痛”的折算系数是0.061，而到了2010版本，系数变为了0.0322-0.0374，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腰痛一年等于失去了12天寿命，也很少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寿命交由一些专家和量表来界定——“我活了87岁，但因为抑郁、腰痛、没有孩子、工作时断了一根手指，他们说我其实只活了50岁。”

无论是社会投资回报还是生命调整年，本质上都是希望以完全数学化的方式来衡量价值。但它们都面临着那个根本性的挑战：换算过程缺少可信的度量衡而难以获得共识。

成效变化

慈善测度的第二种思路是，好的慈善行为必定让目标对象产生了某种积极变化，虽然我们无法将所有行为转化成统一值，但至少可以去将这些变化单独的进行数学化，让变化能被他人看见，而不是只有执行者才能感知。

一个针对肿瘤患者提供支持的组织，在参与项目申请或比赛时常被问到“如何证明项目的成效”。该组织时常讲出一些故事，并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背后的改变很可能是真实的，但其他人难以靠对个体的描述来决定资源供给。如果希望将这些被执行者感知的变化转化为一般人可见的结果，一般可以采取一套固定的程序来收集指征：

• 列出在工作中所有已知的产生变化的例子，例如：某45岁得了肿瘤患者的中年人，认为得了肿瘤很快就会死，对生活无望。来参加活动后意识到其实肿瘤并不代表死亡，很多人也能健康的生活很久，因此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 将例子归纳分类并抽象成变化结果，例如：在参加完我们的支持活动后，最常见的三个变化是：对肿瘤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抑郁焦虑的状况明显降低、社会功能得到了恢复，不少人重新开始回归社会。
• 根据变化结果细化测度指标，例如：找出对肿瘤认知最常见的误区列成知识表单、采用精神心理学对于抑郁焦虑等状况的量表。
• 对未来所有开展服务的群体进行一致性的测度，例如：在所有新患者加入时就统一进行测评，了解他们在认知、精神心理状态及社会功能方面的情况。在参与活动后，定期进行一致的监测，将其固定为程序，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了解变化。同时，依据实际情况选取测度的方法，例如对照实验、队列研究、随机对照等（详见《评估》）。
• 根据测度结果调整模式或开展决策，例如：监测和评估结果显示，在认知和精神心理方面的积极变化最强，社会功能恢复方面略弱。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希望提升某方面效果、添加其他类型服务促进新的改变等。
• 在工作中定期监测是否发现新的、无法被归纳的例子，如果例子逐渐变多，则按上述步骤重复归纳并测度。

《评估》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从讲故事到随机对照实验等一系列证据等级，如何用量化研究测度慈善行为与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测度成效变化是一种基于程序的检测，程序并不创造变化，但它能验证变化，从而争取共识的合法性。这并非指责未经检验的成效是非法的，而是在资源方、公众、政府监管机构面对海量项目时，无法仅凭说法来判定资源如何分配。

其实从逻辑上来说，理想状态下指征应当是以演绎开展的。一个组织在开展新项目时，应当先设定期待看到的结果，从而在开展过程中进行检验。譬如，人们看到许多青少年的意外怀孕和流产，希望通过性教育来减少这些情况。那么项目在最开始就希望看到意外怀孕率降低的结果，因此需要去检验是否实现了结果。但许多慈善行为的初始，都是因为看到某种现象后的朴素情感体验：“我得做点什么”。因此会先试着开展工作，在工作中才慢慢发现并调整逻辑，是用归纳的方式来看到“变化”。在真实世界中，一些伟大的慈善或商业组织在起步之时，也都是摸索前进，很少能从一开始就设计或演绎出一套清晰完整的逻辑结构。许多都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认识的加深，才从归纳走向了演绎。

总体而言，部分数学化的要点在于，以量化研究让“变化”可见。肿瘤项目可能减少了精神心理疾病，教育项目可能促进了女童入学率，灯光项目可能改善了孩子的视力。这些变化相互之间难以比对换算。但数学化的过程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测度“变化”本身，通过证据加强意义的合法性，从而形成大大小小范围内的共识。

社会影响

慈善测度的第三种思路是，慈善行为可能产生某种影响，但无法进行数学化，需要用纯粹的描述或更综合的评价来获得共识。常见于政策倡导、社会运动、非应用型课程、理论研究等。其原因包括：

• 可转化为“变化”但尚未知晓“变化”是什么
• “变化”或“经济/寿命”关联极其复杂，现阶段没有工具可以测度
• 聚焦于完全不可测的心灵体验

“神秘顾客”是商业领域时常采用的方法，麦当劳、肯德基会邀请专业人员作为顾客去门店体验服务质量，并提供反馈建议。一些公共卫生领域的组织会在各个国家对诊所进行神秘顾客调查，经过培训的人员假扮成顾客进入诊所，体验诊所服务并找出问题。政府组织的调研大多从供给端开展，由上峰组织或是专家进行评估，虽然也很有效，但缺少需求端的声音。

一家组织希望对国内的诊所服务开展某种体验式调研，为此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希望听取在如何设计调研、抽样、访谈等方面的专家意见。有意思的是，研讨会上专家形成了两种全然不同的意见。医学背景的专家认为应该采用结构式的问卷，规定好询问什么内容，通过详实的数据来考察结果。而人类学背景的专家则认为，青少年可能根本不在意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设置任何框架，而应该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就诊，然后通过访谈了解他们问了什么，为什么问这些以及就医过程中的感受和关注的情况。

人类学与社会学这类学科并不拒绝数据，但这些学科对数学化的视角保持着警惕。这些学科认为虽然数学为研究人类生活提供了有利的工具，但不能为一切人类行为提供解释。因为数学化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均值”和“异常值”，从而消解个体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领域时，首先应当用质性研究方法来详细的考察了解，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年，再逐渐研究发展成为可数学化的结局。

与未知变化相对应的是已知但难以测度的变化。例如，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国和使用国，每年产销量均达1500万人份以上，超过全球80%的份额，相关总费用超过100亿元。一个慈善组织通过分析认为，应当将狂犬病应对的策略从给人接种疫苗转为给动物接种疫苗。该组织致力于倡导疫苗接种策略及相关政策的改变。假设经过十年的努力，政府终于调整了政策，那么我们如何衡量该组织产生的工作成果？

显然，除非一些极端情况，没有人会认为国家政策的改变会是单个因素造成的。那些事关千万人福祉的政策调动，必然经历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协商，许多人、组织、事件都有关系。而这些影响，很难用数学进行量化测度，排除干扰因素。政策改变是诸多复合因素的结果。又例如，财务管理等应用型的课程，很容易通过对照研究来验证课程效果。但非应用型课程，或是关于慈善基本理论的研究，纵然能对行业乃至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无论进行货币换算还是考察成效变化，都难以开展。

关注心灵范畴的慈善行为同样难以用数学测度。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描绘为“提灯女神”。这个称呼来源于十九世纪中旬，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在战地医院工作。每晚她都会提着一盏油灯检查每一张病床。那些看惯了长官凶暴冷漠的年轻士兵，因为南丁格尔充满疲倦却关切的眼神而感受到爱。一位士兵在写给家中的信里说到：

看到她从床头经过，我们都觉得特别安慰。她会对这个兵说话，对那个兵点头，对远处的人微笑。我们也知道，她不可能跟所有人打招呼。我们好几百号人躺在那儿。但她路过的影子会落在我们床上，这时候我们就会亲吻她的影子，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

无需提供任何数学化的证据，每一个理性人都会认同，在那样特殊的场景下，士兵虽然未能受到任何实质福利，甚至正在死亡，但他们的心灵都得到了宽慰。这种宽慰对于人的精神完满非常重要。一些致力于为临终的人提供祷告、诵经、叙事的组织，都专注于心灵体验。这种体验不要说很难进行实验，就算可以也面临着许多伦理问题，也难以货币化或转换为某种数据，但它们都产生了某种实实在在的“影响”。

意义之惑

无论采用哪种思路，测度的核心都在于指征选择。《评估》中提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天地是由因果支配的。因果的本质是，事物的流变必然存在动因。同样，事物一旦流变必然会造成某些指征的改变。而能否找到合适的指征来描述结果是开展测度的前提。

在简单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落后，人们缺少精确测度的工具，只能依靠自然界的特点来进行粗略描述，或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指征做出判定。随着社会发展，才有了更为复杂的工具。有趣的是，自然世界和慈善领域的指征，有着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社会越发展，对自然世界或客观存在的测度会越精确，也越容易。但慈善刚好相反。传统社会的慈善行为非常简单，一个人没有饭吃，给他施舍了馒头，或是让他到自己的店里帮工。Z的结果由Y的行为导致。但现代社会的慈善行为异常复杂，例如为了实现灾害逃生安全教育的规模化，一个组织需要先开发资料，再开发系统，再寻找大城市的合作组织培训组织人员使用，由这些人员深入到县域再培训当地教师，当地教师使用系统在学校开展课程。Z的结果可能由一系列因果关系导致，慈善组织可能需要先从A做起。

虽然随着工具的完善，因果关系的证实从技术上已有相当保障。但慈善测度仍然无法超越观念共识。检测手段可以毫无异议的确证变化的发生，但这些变化可能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美育类的工作时常为此而困扰。《评估》一文中提到，大部分的慈善项目是补偿性的，例如残障、贫困、疾病等，但也有一些慈善是发展性的，或是某种价值的体现。它们并不能立竿见影的解决某个急迫的社会问题，但它们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例如诗歌和音乐教育。我们可以设定一系列指征，验证诗歌或音乐课之后乡村儿童的更热爱艺术了，想象力和乐感都发生了改变，但这些改变是重要的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美育项目常受到的质疑不在于因果验证，而是在改善社会福利的意义。

对于这类测度一般有两种思路，其一，是寻找可能存在的与社会共识度更高的指征的相关性。例如因为诗歌教育间接促进了孩子阅读能力、语文学习能力得到了改善，或是精神心理状况变的更好，那么就可以引入一些标准研究。如果能证明，上了诗歌课的学生更热爱阅读，平均每个人每年要比平均没上过课的孩子多阅读5本书，或是更热爱语文，语文考试成绩平均提高了8分，亦或是抑郁情况降低了40%，就容易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因为这些都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实在”的结果。

另一种思路，是推动更多的人认可“热爱艺术”、“想象力提升”、“乐感更强”本身即是重要的结果。因为即便美育能促进孩子成绩的提升，美育本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提升成绩，而是培养人格，陶冶情操。以社会功利为考虑并不符合美育的价值取向，也不需要去迎合公众的共识，那么就应该推动新的共识的建立，让更多的人接纳新的观念。

测度的边界在于，它只能为人们认为的意义提供依据，却无法创造意义。慈善领域在倡导的影响评估或循证公益，都是希望能找到确证结果。人们常说，建立图书馆改变学生阅读习惯了吗？但意义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确实改变了阅读习惯，那又如何呢？阅读习惯提高了3分语文成绩，但这3分就是我们的追寻吗？

早在1861年，效用主义哲学的先驱密尔就曾指出：“终极目的的问题是无法直接证明的。任何事物凡能被证明是善的，必定是因为我们能够说明，它可以用作一种手段，使人获得某种无需证明就被认可为善的事物。医术有助于健康，所以被证明是好东西；但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健康是好事呢？音乐特别能够带来快乐，所以是好东西；但我们又怎么能证明，快乐是好事呢？”

同样，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测度方式，都只能描述或解释慈善所带来的结果，却不能指出其意义。这些结果中的一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许多人所认可，让人们觉得“有意义”。孩子的成绩提升了，健康状况改善了。但这些就真的重要吗？他们代表了什么呢？如果一些人坚持美育教育是浪费资源，另一些人认为他们虽然没改善孩子的生活却改善了孩子本身，测度有可能为两者提供裁决吗？

人类是需要意义构建的生物，虽然人们追寻稳定和永恒，但与自然世界不同，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一致的标尺，人类的生活实践也未给真理留下空间。人们的每个行为会造成客观的结果，但是如何解读这些结果，它们有何意义，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意义是多样且流动，弥散而炫彩的。某种慈善行为的意义是什么？人人能回答，却无人能裁决，人人能选择，却无人能判定，这是社会人文领域的无奈，却也恰恰是它的迷人之处。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先哲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句话似乎有些人类中心主义。但普罗泰戈拉至少为我们指明了一点：正因为意义与真理不同，我们才有可能在意义与意义的碰撞中建构出更丰富的意义。慈善与万物一样，可以被测度。但其结果并非真理，而是可以被人类感知的观念共识。

那么，对于每个慈善组织及其工作者来说，我们知道自己希望推动的观念共识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