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被捕，临刑前激情演讲：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取得胜利

1926年，京师警察厅的吴郁文接到一则举报：中共领袖李大钊没有离开北平，一直藏在俄国军营之中。

得到这消息，吴郁文可是高兴坏了，自三一八惨案之后，张作霖开始了对中共党员的严厉打击，其中逮捕李大钊更是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但从接到任务以来，他们一直未能找到没有找到李大钊的影子，甚至一度以为李大钊已经逃离了北平。

这则举报让他们的猜想不攻自破，想不到李大钊竟一直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得知了关键消息，吴郁文没有贸然去抓捕，其实倒不是他不想，只是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劝说他不要太着急，目前来看这只是一则举报，无法证实其中的真实性，他万万不可贸然上前抓人。

陈兴亚的话确实有道理，吴郁文也只能放弃这一计划，继续秘密搜查。

李大钊

为了得到确切情报，吴郁文继续派人搜查，尤其是俄国军营一块，希望能再次找到蛛丝马迹。9月底，吴郁文还真有了收获。

一次行动中，他们抓到了一名负责联络的地下党员李渤海。

抓到这人，吴郁文可是高兴坏了，只要能从此人嘴里套出一点线索，那抓捕李大钊指日可待。审讯开始前，吴郁文以为这人极不好对付，可没想到此人是个狗腿子，他仅仅凭借简单的审讯技巧以及诱惑，就让这人张了口。

李渤海叛变了，但好在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交通员，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关于李大钊的事情他更是完全不知道。审讯的其他人渐渐失去了耐心，但彼时的吴郁文却一直注视着李渤海，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要利用李渤海将李大钊等人吊出，即使吊不到本人，至少也能找到点有用的线索。

李渤海有钱就能干事，在吴郁文等人的金钱贿赂之下，他找到了李大钊的交通员阎振三。那天早上阎振三正要去送信，结果半路碰到了吴郁文等人。

他们没有废话，直接将阎振三抓了回去。

阎振三

眼看着阎振三一直没有回来，李大钊察觉出了不对，他怀疑外界的情势可能有了变化，张作霖也许已经知道了自己还在北平。

身边的人得知此消息以后，赶忙劝阻李大钊赶紧离开北平，就连妻子赵纫兰也希望丈夫先出去避一避。

可李大钊对此统统拒绝，虽然现在情势危险，可自己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要是自己走了那北平一带的工作岂不是无法开展，而且彼时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李大钊坚持留下来，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时间。

1927年3月，京师警察厅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厅里的所有领导人都聚集到了一起。毋庸置疑，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抓捕李大钊。

会上所有人都极其兴奋，抓捕李大钊是他们梦里都会想的事情，现在他们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以防夜长梦多、增生变故，这场逮捕计划定在了4月初，当天京师警察厅全员出动，围堵在俄国军营的门前，人群浩浩荡荡，看起来嚣张极了。

据记载，当天警察出动了540名警力，为的就是防止李大钊逃跑。

军营的卫兵看到这阵仗以后，顿时被吓到了，对方来势汹汹，直接将他们的门撞开。

俄国士兵第一时间鸣枪示警，表示不允许再此地造次，可吴郁文等人丝毫不加理会，直接将他们制服，并扬言：这次行动只是针对中共中央，与国际社会没有一点关系。

此时李大钊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原本他可以赶紧跑路，可是因为当时手头上的工作没有完成，他还是没有离开。

敌人很快来到了李大钊门前，彼时房内只有李大钊和大女儿李星华两人，李大钊先是安抚了女儿，又在抽屉中拿出了一把小手枪，随即便出门去查看情况。

这时，敌人进到了院中，李大钊出门以后一看便看到了昔日好友阎振三，李星华多年后对当时的场景这样回忆：

从两边披散的长发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他受过苦刑了。

是的，在狱中敌人对阎振三动用了各式各样的酷刑，可他是好样的，即使到最后也没有背叛共产党。

吴郁文手指一挥，底下人便上前对李大钊进行搜身，手中紧握的小手枪被他们夺了去。

过后，吴郁文将阎振三耷拉下来的脑袋掰起来，并指着李大钊询问：“这是谁？”

阎振三看了一眼李大钊的位置，又将脑袋低了下去，他用着沙哑的嗓音回答：“不认识。”到了现在，阎振三依然想要保护李大钊，即使可能性极低，他也希望帮助李大钊逃过这一劫。

但最后幻想还是破灭了，李大钊影响甚远，且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当天抓捕的军阀就有人见过李大钊，随即便将他认了出来。

当天，李大钊和女儿李星华被捕入狱，不久以后妻子赵纫兰和小女儿也被捕。

李大钊与妻子

6日李大钊被捕，次日此消息便传遍了整个北平，所有人都在背地里谴责张作霖，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专门写信，要求他释放李大钊。

可是张作霖对此完全不加理会，执意扣押李大钊并对他施以极刑。

李大钊是共产党的高级重要头目之一，要是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话，那他们可赚到了，吴郁文这样想。

但之后的审讯过程，李大钊让他们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只要是提到共产党有关的事情，李大钊统统不知情，看到审讯人员实在没辙的时候，他还会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如此态度实在让吴郁文等人恼怒不已，最后在关押了李大钊同志将近一个月以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李大钊等人处以绞刑。

1927年4月28日下午一点，李大钊、阎振三、范鸿吉、张挹兰等20名同志登上了断头台，自此牺牲。

赵纫兰以及两个孩子之后顺利离开了监狱，次日他们得知了李大钊牺牲的消息，赵纫兰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期间哭晕了三次。

就义前李大钊与同志们合影

最后一次醒来，她镇定下来，对女儿说：“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父亲被害的日子。”

多年以后，李星华在回忆父亲一书中，描写了李大钊被害时的情景：

面对反动法官、刽子手，父亲做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慷慨激昂的演讲：
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无产阶级勇士大钊英勇就义了，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张作霖一手策划的。实则不然，这次的谋杀其实是各方势力推动的结果。

要只是张作霖的话，他一定不敢，李大钊同志就义以后，我党才知道原来此次行动的背后有多股势力。

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他们的推动下吴郁文等人才肆无忌惮，带兵前往苏联大使馆，实施了抓捕计划。

就义前的李大钊

将李大钊抓捕以后，社会上早已是沸沸扬扬，因为李大钊影响极大，因此许多人登报要求释放李大钊，甚至直接向张作霖施压。

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他不敢轻易对李大钊下手，可这时那个惺惺作态蒋介石向张作霖发来秘典：

“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正因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支持，被关押一个月以后我们的英雄李大钊走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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