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陈布雷夜访周恩来向其“托孤”，周恩来：我去办，你放心

1947年11月，陈琏、袁永熙等23人被押送到达南京，一下飞机，就立刻被送到了保密局的看守所。陈布雷得知女儿和女婿被押解到南京的消息，轻轻地说了一句：

“即使你不欢迎，该来的仍将如期而至。”

“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对于女儿和女婿被捕，陈布雷虽然表面上不管不问，但心里早已经预料到会有这一天。

早在1946年陈琏北上北平之后，从不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陈布雷，曾破例夜访南京梅园新村中共联络部。当时他带着侍从副官居亦侨，开着汽车先在紫金山下绕了一大圈，又兜了好几个弯，最后才拐进了梅园新村。

进门之后，陈布雷安排居亦侨待在楼下会客室等候，自己径直走向楼上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国共和谈期间，陈布雷虽不是正式的和谈代表，却常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对于周恩来的风度、人品均敬佩不已，曾感慨地说过：

“恩来先生我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陈布雷在楼上坐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半夜二人才一起走下楼，又在楼前的花园攀谈了半个多小时。临别时，周恩来亲自送陈布雷上车，二人紧紧握手告别，周恩来坚定而温和地说：

“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汽车往回疾驰，居亦侨在车里用惊奇和诧异的目光，打量着陈布雷，心里不断思考着陈布雷找周恩来所为何事。陈布雷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急忙解释道：“此行我完全为私事，不是因公。”

这样的解释让居亦侨更是糊涂。直到后来陈琏夫妇被捕后，他才明白陈布雷那晚所谓“为私”，大概是为了女儿的事情，请周恩来多加照顾，向周恩来“托孤”的。

1947年8月，远在北平的陈琏给父亲写了封信，告诉父亲自己即将和袁永熙结婚，信中还夹带了一张袁永熙的照片。此前陈布雷从未见过这个女婿，很怀疑他是共产党，因此托相熟的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帮忙打听。

张伯瑾不负重托，先后询问了清华大学的多位教授，大家对袁永熙的人品都赞不绝口。同时张伯瑾还打听到，袁永熙有点“左倾”。

袁永熙有点“左倾”，是陈布雷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知道女儿陈琏交往的人，都是有点左的。唯一让陈布雷安心的，就是袁永熙不是共产党，因此他同意了这一桩婚事。

不久，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举办婚礼，陈布雷托六弟陈训悆代为操办。陈训悆毫不含糊，包下了六国饭店豪华大厅，还印发了一批精美请柬，请了北平各界要人。陈琏为此大为恼火，向六叔发了脾气，陈训悆却解释说：

“请帖都以你父亲署名，发少了不好，会得罪人。你不要老说你是普通教员，你姐姐也是中学教员，今年上半年她在上海结婚，孔祥熙还亲临呢！你六叔至少没请你爸不爱接近的人吧！”

就这样，陈琏被陈训悆说服，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场豪华婚礼。

没想到他们新婚才过了一个月，保密局的特务就冲到了他们的住处，一阵搜索之后，逮捕了陈琏夫妇。

原来在婚礼上，陈琏的朋友田仲严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后来由于地下党李政宣叛变，供出了田仲严。特务们在田仲严身上搜出了袁永熙的名片，遂立即去陈琏家搜查，结果在衣柜里搜出了几份民主青年同盟章程。

好在陈琏夫妇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特务们无法定罪，又碍于陈布雷的身份，便将他们押送到南京处置。陈布雷在报纸上看到女儿女婿被捕的消息，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不住地埋怨女儿不听话，怪自己不称职，还生那个未见面女婿的气。

陈布雷这边“不管不问”，那边蒋介石却急坏了。当他听说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后，立刻派人查问此事。得知陈布雷没有泄密给女儿，也没在陈琏家里搜出能够证明他们是共产党的证据，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

当时国民党要人子女出事的不少，蒋介石知道陈布雷忠实可靠，认为陈琏不过是受了点赤化影响而已，于是决定找陈布雷谈谈管束女儿的事情。

一听蒋介石要找自己谈女儿的事，原本不管不问的陈布雷，顿时紧张起来。虽然特务们没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知道女儿、女婿政治上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因此见到蒋介石之后，陈布雷立刻表示：

“女儿是我亲生，而党国是我终身服膺的，陈琏夫妇该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全然不用考虑我。”

“布雷先生，你对党国是忠心的，我知道。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严加管束，严加管束。”听到陈布雷的话，蒋介石顿时笑了。

陈布雷托人向中共寻女

得到蒋介石的暗示，陈布雷松了一口气，立即开始四下活动，把陈琏从牢里弄出来。父女见面，陈布雷责怪陈琏为何不听自己的劝告，只要安心教书就好了，不要卷入政治。陈琏当场反驳道：

“爸，在这个社会里，你不问政治，政治也要来问你的呀！永熙一张名片就引出这么大的事，能怪我们吗？难道我们在婚礼上发张名片也有错么？”

面对如此倔强的女儿，陈布雷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毫无办法。在陈琏出生之后，由于母亲生育过密，生下陈琏后得了“产褥热”，延误治疗后又遭到误诊，不幸离开了人世。

失魂落魄的陈布雷因此迁怒于女儿，趁着奶妈不注意，准备将女儿溺死于痰盂，结果女儿异常的哭声惊动了岳母。陈布雷发现有人来，当即改变主意，将女儿狠狠扔出了窗外。

岳母没想到陈布雷会如此不理智，当场质问起女婿，陈布雷也清醒过来，对自己的举动悔恨不已。所幸窗外有人接住了陈琏，从此外婆将陈琏带回老家抚养，并取名“怜儿”。

1932年，陈布雷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便将陈琏和姐姐陈琇接到杭州团聚。他指点两个女儿报考杭州第一师范，在新生发榜时，陈琏居于23名新生中最后一名。

倔强的陈琏以为是因为父亲的面子照顾自己，她宁可再考一次，也不愿意仗着父亲的关系入学，为此她还大哭了一场。后来她才弄明白，那一次发榜是按照姓氏笔画数排序，由于“陈”字笔画最多，因此被排到了最后。

一年之后，陈琏听说父亲当年毕业于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在没有征得父亲意见的情况下，陈琏决定投考，并顺利考入。

这是陈琏第一次拂逆父命。

上了中学之后，陈琏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政治水平的提高，陈琏对父亲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高中毕业之后，陈琏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舍近求远，报考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临别前，陈布雷嘱托女儿好好学技术，不要卷入政治。陈琏感觉父亲希望自己做一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青年，遂当场反驳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陈布雷以自己的经历劝说女儿可以爱国，但不要参加任何反政府的活动。

“前方将士在浴血抗战，后方的官僚却在大发国难财；汪精卫又当了汉奸，青年人关心国事，怎么能说是反政府呢？”陈琏的措辞逐渐变得尖锐起来。

听完女儿的话，陈布雷思虑了半晌，说她要进步自己不反对，但她也要考虑自己的处境。没想到陈琏更加理直气壮：“我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一定保持清白家风。”

看着从指尖飘起的青烟，陈布雷陷入了沉思。

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师生们的义愤，特务们如临大敌，赶到昆明企图兴师问罪。为了保存力量，陈琏等已经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和进步同学，紧急撤离学校，准备在当地农村打游击。

这是陈琏第一次面临战斗的考验，她将自己的物品整理好，给姐姐陈琇写了“最后一封信”，然后悄悄踏上了征途。

陈琏的突然失踪，让陈布雷家里惶惶不安。陈布雷反复阅读了女儿的“最后一封信”，断定陈琏一定是到延安去了。于是便托自己的外甥、郭沫若的秘书翁泽永设法从中共方面寻找。

一次周恩来夫妇前往郭沫若家做客，翁泽永趁机将陈布雷寻女的请求，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刻向各方面发了电报，得到的答复都是陈琏没有去抗日根据地。周恩来将这一结果转告陈布雷，陈布雷激动地连声说：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942年春节前，袁永熙来到重庆，和邓颖超接上头，然后搭乘周恩来的汽车进入周公馆。邓颖超找来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让袁永熙将西南联大疏散党员的姓名和隐蔽地点一一做了登记。

当听说陈琏在农村，而且没有社会职业掩护时，邓颖超担忧地说：“这样反而容易暴露。”不久，党组织派人将陈琏接到了重庆，回到了陈布雷的身边。

陈布雷再见喜出望外，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救出了女儿，陈布雷又托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将女婿袁永熙也保释出来。袁永熙第一次见岳父，难免有些紧张，陈布雷看出了这一点，主动给女婿递了一支烟，然后轻声慢语地说道：

“怜儿已经回慈溪了，你休息一下后，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托付给你。国家多难，好自为之。”

半年之后，陈琏夫妇重回南京，在陈布雷的安排下，夫妻二人就在陈布雷的身边工作。

1948年11月，陈布雷深夜探望病中的蒋介石，话语中流露出忡忡忧心。蒋介石见陈布雷说话迟疑，感觉他有些别的话要说，干脆挑明了问他对时局有何高见。陈布雷见蒋介石把话挑明了，也开门见山地说：

“依卑职之见，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依你之见，是不是要同共产党握手言和？”蒋介石顿时心生怒火，但他还是耐着性子问道。

蒋介石几分责难的口气，让陈布雷心中一惊，但已经开了口，陈布雷只得硬着头皮说完。没想到蒋介石听完陈布雷的劝说，毫不客气地对陈布雷一顿训斥，随口将其打发走了。

一周之后，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到会之后他一反常态，凡是认识的人，都主动寒暄，热情握手。会上检讨东北失败的教训，大谈对徐蚌会战的信心时，坐在会场角落的陈布雷突然冒出了一句：

“纸上谈兵！”

听到陈布雷的话，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蒋介石也为之一愣。陈布雷似乎没有发觉自己的失态，接着又甩出了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陈布雷，你这是怎么搞的？”蒋介石一声怒吼，劈头盖脸地将陈布雷大骂一通，末了他还加了一句：

“书生误国，我看错了人！”

这是20年来，蒋介石第一次大骂陈布雷，陈布雷虽然没经历过这种场面，但似乎已经觉得无所谓。

11月12日，国民政府照例为孙中山举行诞辰纪念活动，陈布雷没有参加，并让女婿来见自己。陈琏是陈布雷最放心不下的人，他想最后一次告诫女儿，但又害怕引起不愉快的争论，因此决定让女婿转告。

袁永熙来了之后，见岳父脸色憔悴，头发杂乱蓬松，便劝说岳父先理个发。陈布雷苦笑了一声，同意了女婿的提议。理完发之后，他又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坐下来长叹一声：

“永熙啊，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从政而不懂政，投在蒋公门下，于今悔之晚矣！永熙啊，政治，政治这个肮脏的东西不好弄，千万别卷进去……”

袁永熙在一旁只顾洗耳恭听，既不点头称是，也不插嘴反驳。二人沉默了一阵后，陈布雷细声询问陈琏的近况，得知女儿空闲时找资料翻译点东西，他欣慰地点了点头，再次嘱托道：

“好，不要再去弄什么政治了，千万不要弄……”

当天晚上，陈布雷回卧室前叮嘱副官，自己晚上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不见任何客人，也不接电话，写完东西自己会服安眠药睡觉的。走到一半，陈布雷再次回头叮嘱道：

“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这就是陈布雷生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站在灵堂里，陈琏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为父亲的结局感到悲伤，她不止一次地劝说父亲，不要去做“御用文人”，应该去过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日子，去追求民主、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受周总理委托，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作中心发言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时，她再次想起了那个为蒋介石，为“党国”而自尽的父亲。她感叹她的父亲本是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两袖清风，才华横溢，可他却选错了道路，到头来落了个“以死尽忠”的结局：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