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青苗法利国利民，但为啥会“小人”支持、“君子”反对？

一项政策，即使很多人反对，并不代表它就是坏的；同理，另外一种政策，就算得到了许多人支持，但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好的。

就好比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这个后来被证明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跨时代变革，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浪潮，反对者甚至杀掉了商鞅方才解气。

而王安石，就有着“宋朝的申韩”这这种评价，他就是新时代的申不害、韩非子甚至商鞅。但跟法家大行其道的战国不同，宋朝是儒家的天下，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必定会困难重重。

有这么一种说法，宋朝的两大变法中，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公认的“君子”。若不能理解，看看青苗法的遭遇就明白了。

所谓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各地官府向百姓提供贷款；第一等户每次贷款不得超过15贯，随后的按等级递减（北宋户口根据财产多少分为五等，第一等最富、第五等最穷）。贷款利息二分，以半年为期，在缴纳夏秋两税时归还。

为啥叫“青苗法”？因为在每年二月、五月，正值民间青黄不接时：田地里的禾苗泛青、还没成熟，但家里的存粮已经吃完，老百姓正嗷嗷待哺。此时由政府出面借贷、帮他们渡过难关，待丰收后加利收回，可谓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这一政策其实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了王安石与时俱进的为政理念。

在古代社会，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头号影响因素，人们无法控制丰、荒年的出现，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当粮食丰收时，粮价暴跌，农民利益受损，即所谓的“谷贱伤农”；但若遇上荒年，粮食供不应求、价格暴增，寻常人消费不起，这种情况被称为“谷贵伤民”。

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的魏国，就设置了“常平”机制——在丰年，政府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保护农民利益；遇上荒年，以低于市场价的标准出售，既可保证民生、又可打压趁机大发国难财的奸商。

其后的历朝历代，但凡在政局稳定时期，大都会设置“常平仓”，除了调节粮价，还是赈灾、救灾的一大“法宝”。

北宋当然也延续了这一做法。但由于政治腐败，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屡见不鲜，这一机制效果有限。没办法，人们只能找民间富商、大地主借贷，但利息普遍在五分以上，最夸张的甚至达到一年的利息与本金持平，由此不难想象那时寻常老百姓的苦难有多沉重。

王安石在入京执掌变法前，长期在南方做官。虽是读书人出身，但他极端务实、因地制宜，探索了许多有益举措，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政绩在当时堪称出类拔萃。其中，在觐县期间，他就推行了“贷谷于民，立息以偿”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就是“青苗法”的前身。

青苗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有效抑制了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对于提高财政收支、改善民生、缓和阶级矛盾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实，除了青苗法之外，王安石在经济层面还有诸如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市易制一整套制度，这些组合拳的目的很明确，打造一个抑制兼并、国富民强的国家。

平心而论，王安石精准找到了北宋诸如国贫民弱、兼并严重等经济层面的弊端，并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可谓“救世之良法”。

实际上，像这种由国家替代民间资本对社会物资进行调控的做法，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最典型的就是盐铁专卖制：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提出了“官山海”的政策，政府对盐、铁实行专卖；秦国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这一政策；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对盐铁采取放任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对外连年用兵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朝廷将盐、铁和酒的经营收归国有，后来酒类专卖被取消，但盐铁专卖一直被沿用。

那么，青苗法这种利国利民、且有先例可循的政策，如果引起那些地主豪强痛恨，倒也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像司马光这样的一大群之名士大夫、饱学爱国志士同样对其极力排斥呢？

原因其实在于“人”这个因素上。再好的政策，如果执行的人有问题，那也会带来问题。

当初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主张“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即先整顿吏治，再开展具体变法，但北宋的士大夫何其强势？整治他们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在位的是“老好人”宋仁宗。因此，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不到一年，就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声中黯然隐退。

与范仲淹相反，王安石一上来并不管什么吏治，而是将目标聚焦于保证变法政策的推行落实，而不管那些落实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宋神宗对此也表示支持，声称：“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其实这也是现实的无奈：假如先拿那些官场老油条开刀，变法甭想推得动。因此，不如在变法中结合成绩考核官员、顺便肃清吏治。

但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官员大力配合推行青苗法，并不代表他们支持这一政策，只是为了迎合王安石来讨好宋神宗。

当时，推行青苗法被当作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之一。一些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强迫本不需要借贷的富户贷款；而对于那些实际需要借贷的穷人，官员担心他们还不起钱，故意不借给他们，这种奇葩现象被称为“抑配”。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朝廷通过严格的立法进行打击，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不过，这并不出乎王安石的设想，他的本意就是不追求十全十美：“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也就是说，只要能整体实现改革目标，就可以容忍些许不完美。这种态度，可谓尽得“务实”之精髓。

但像司马光这种清流派可不乐意了，在他们看来，青苗法名为抑富民之兼并、增国家之收入，但本质上跟汉武帝时期的盐铁酒专卖一样，属于典型的“朝廷与民争利”，有为政府敛财的嫌疑，这哪有读书人朝廷的样子？

同时，一些士大夫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出于对他做事风格的反感。像司马光，虽然也一样主张改革，但向来提倡循序渐进；在经济层面，尤其注重“节流”，也就是省钱，与王安石的“开源”是两种思路。

实际上，这两种思路并不冲突，一个好的理财思路，必定是既开源又节流，但王安石可是有名的“拗相公”，强调“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对司马光的意见嗤之以鼻。凡是反对他的，都被他视为“不读书”的“流俗”，并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的主张，对那些反对者一律予以打压，以至于当初许多支持、帮助他的士大夫都站到了对立面，如前辈欧阳修、好友司马光、曾高度欣赏他的程颢、大文学家苏轼等等。

最终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是官场中积极钻营的“小人”；反对他的，很多则是公认的“君子”。即：当初反对范仲淹的，如今支持王安石；当初支持范仲淹的，如今反对王安石。

其实，只要能解决北宋的现实问题，何所谓“小人”、“君子”？王安石变法之争，反映了北宋政治的割裂，治国思路的差异演变为道德高下之争。宋神宗死后，王安石被排挤、司马光执政，包括曾取得巨大成功的青苗法等一揽子变法被悉数废除，带有明显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之嫌，连当初批评王安石的苏轼都转而对司马光不满。就这样，曾经一度让北宋国富兵强的王安石变法，就这么付诸东流，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