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人的人性，就是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

“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不仅如上所说，是叙述与分析“人”（中国人）的历史学，还应当是“为人”的历史学，是为了“中国人”的历史学，其根本性目标，应当是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中的地位与意义、“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素材及可能的分析理路，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提供“解释”，探究或努力指明其可能前进的方向。

“古人”早已远去，“今人”依然活着，而且还要活下去。叙述、分析并理解历史上的人曾经怎样活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今人”为什么会这样生活、应当怎样以及未来会怎样生活下去。所以，“古人”的故事是由“今人”讲给“今人”听的，叙述、理解、分析历史的历史学者是“今人”，其对象是“今人”，目标也应当是“今人”。“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就是以“今天的中国人”为本位的历史，是今天的中国人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历史学。

如所周知，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必须将之置于特定的空间、时间与社会结构、文化体系里，才能予以了解、认识及界定，而空间以及诸种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不仅具有时间性，而且只有在时间过程中才得以表现并形成。不存在脱离于时间的人，离开时间性也无从界定个体的人，而历史正是在时间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性以及建基于时间性之上的历史性，乃是人的属性。乔斯· 奥特迦· 伽赛特说“人没有本性， 而只有历史”，何兆武进一步阐释说：“人的本性是由他的历史存在决定的，除此之外，人并没有先天的、不变的抽象本性。人性就是历史性，此外不存在历史性之外的人性”，“人是历史的动物，而其他生物或无生物则是非历史的。历史的积累使人一代胜似一代，其他生物则只是无意识地一代重复一代。作为一种历史动物，人就必须应付其历史环境。”然则，认识人性，就必须将人放在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分析其历史性。

反过来说，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认识人性；其基本理路，就是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人性，进一步认识今天的人性，明其所以来及所以然。司马迁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志古之道，乃是为了供今之世人以“自镜”。柯林武德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因此，“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就是要认识“中国人”的人性——不仅认识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与其他人的差别，更要认识中国人之作为“人”的本性。概括言之，认识中国人的人性，就是要弄清：

（1） 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是如何成其为“中国人”的？

（2） 所谓“中国人”，是怎样的人？成为“中国人”的是什么？

（3） 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何是“中国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质言之，就是要回答：“中国人”是什么或者什么是“中国人”，以及一个具体的“古人”与“今人”为什么是“中国人”？

当然，所谓“中国人”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个人构成的。所谓中国历史，是由每个人组成的人群创造的。每个具体的个人，在自然性与社会性方面均会有很大的差异，其思想、性格和作风亦各有不同，从而体现为“个人性”。个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就、规范或自律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创造性。盖人作为自由的主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向何处去的问题，则要自己作出抉择。所以，创造多有赖于人为的、自觉而自律的努力，往往带有极大的个人性。每个人各不相同，每个人所创造的历史也各不相同。人性中主要源于个人性的创造性，乃是历史进程中最无法预料的部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个人性及其历史乃是决定其所以成为自己的根本性因素。

因此，“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绝不仅在于揭示“中国人”的共性，更在于揭示历史上生活过的个人的“个人性”，揭示历史过程中那些蓬勃向上、富有朝气的、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努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能动性或创造性。这就需要去分析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究竟包括哪些人，是些怎样的人，这些人又是怎样分别形成并展现其个性的，以及“中国人”的共性是如何表现在无数个人的“个人性”身上或者说无数个性是如何具有“中国人”的共性的，等等问题。

个人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永远是相对于人群而言的。

纯粹的、孤立的“自然人”实际上是无法分析的。由个人组成的人群及其生活的空间（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虽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范畴，但仍然可能具有可供辨析的稳定性和边界（地域边界 和社会边界）。在相对稳定与明确边界之内的人群，每个成员各 以其独特的创造性而赋予了群体以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并使这一人群凝聚起来，进而表现出鲜明的特性来；同时，在这一特定的人群世界里，每个成员也可以更多地、更频繁地而且更方便地吸 取自身以外的营养，塑造、发展自己的个性。不同人群所具有或表现出来的某些同一人群共有的特性，亦即人群的共性，我们姑 且称为“人群性”。这样的人群可能是地域性的（以地缘因素凝 聚起来）、血缘性的（以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相凝聚）、政治性的（以诸种政治因素相凝结，比如“国人”“城民”），也可能是以行业、利益为中心线索凝聚的，或者是以信仰、仪式、宗教等因素为中心凝聚的 ；可能表现为地域空间形态，也可能（更主要地）表现为社会空间形态（即在地域空间上是离散的，而在社会空间上是 凝聚的；不同意义的人群当然是可能叠合的，如一个具体的人，既属于某一地域人群，同时又属于某一行业人群，还属于某一信仰人群。无论如何，某一特定的人群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可供辨识的“边界”，其内部有程度不同的凝聚力，并表现为方式各异、紧密程度不同的结构或形态，蕴含着不同层面的共同性。人群性 虽然主要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表现出来，但其背后很可能具有某些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信念或信念体系。揭示人群性，不仅是要探究特定性质的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更重要的在于整理、分析这些表现出来的特点背后所蕴含的信念或信念体系。

也许，“中国人”的共性可以表达为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诸种人群共有的“人群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可以看作一种“地域性人群”。但历史与现实均远非如此简单。“中国” 不仅是指“中国”这片土地，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是一种文化范畴。在讨论“中国人”的人性问题时，“中国人”更主要指向的应当是一种文化人群，而不是地域性人群，更不是政治性人群。作为文化人群的“中国人”的人性，我们姑且称之为“国人性”，虽然是建基于作为地域性人群、政治性人群的“中国人”的人性之上的，也仍然蕴含着超越地域性、政治性之上的信念或信念体系以及思维方式。同样的，揭示“中国人”的人性（“国人性”），重要的方面也在于揭示中国人共同或普遍的信念或信念体系以及 思维或思维方式。

概括言之，“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根本性的目标乃是站在当代中国人（“今人”）的立场上，探究“中国人”的人性，包括曾经及仍然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无数“中国人”的个人性、不同意义与层面的人群的“人群性”，以及作为文化人群的“中国人”的人性（“国人性”）。显然，这三个层面的人性也是交织在一起、互为前提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很难将之区分开来，而前两个层面的人性的研究，应当是分析“国人性”的基础。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受到资料与研究方法的限制，关于个人性的分析可能需要置于人群性中加以考察。所以，就中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与可行性而言，对于不同意义与层面的人群的“人群性”的 探究，可能是目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但是，在方法论上，对具体的概括并不意味着抽象的认知，对个人性、人群性的分析，并不能够必然得出对“中国人”的人性（“国人性”）的认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人性”这一命题，是在“人类的人性”这一大命题的背景下存在的，其讨论的前提乃是人类历史与文化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曾经提出要用“人类学方法观察西方”，尽可能从人类历史的立场上，揭示出西方历史与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不是以西方历史文化作为标尺，去衡量其他的文化。

所谓“人类历史的立场”，就是承认人类生存、发展及其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共同性或普遍性（人类的共性），而这些共同性的发展与演化， 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脉络，形成人类文化的基本架构 ；所谓“人类学家的出发点”，也就是排除了国家、社会与文化特征的“人类”的出发点。显然，“中国人”的共性，是相对于人类的共性而言的；而由于这个命题的出发点仍然是国家的或文化的，其所揭示的“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共性，对于人类的共性来说，恰恰是“中国人”的特性。

而在另一方面，个人性与人群性上，则蕴含了更为丰富的人类的共性，可以更充分地展现出人类共性多姿多彩的具体表现形态和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虽然“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学的根本目标是揭示“中国人”的人性，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中心议题却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无数具体个人的“个人性”，以及不同意义与层 面的人群的“人群性”。

本文摘选自

有关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研究路径的对话与思考。

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历史学者的自我考问——何为历史？谁的历史？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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