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健编：《蒋逸雪文集》

《蒋逸雪文集》，戴健编，凤凰出版社2022年3月版。

内容简介

文集作者蒋逸雪（1902-1985），江苏盐城人，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在中华民国国史馆任职，与王献唐先生交好，经常切磋学问、诗文唱和。生前出版的著述有《张溥年谱》《陆秀夫年谱》《国学概论》《刘鹗年谱》《南谷类稿》等五种，涉及文史哲等多个学科，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文集主编戴健，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出版专著三部：《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明代后期吴越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红楼梦>品读》，已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在承担蒋逸雪著述整理工作时，除重新校订以上已经问世的五种著作外，另又收集整理蒋逸雪先生的散见文章12万余字，以《南谷类稿补遗》名目作补充；所辑他人寄赠文章4万余字，以《附录》形式作收录。

文集能够客观反映蒋逸雪先生的学术涉猎、研究成果及人生经历。作为扬州大学“文脉工程”项目的成果之一，文集也较好地展示学校前辈学者的学术风采与道德风尚。

蒋逸雪先生

总 目

序 田汉云

上册

国学概论

陆秀夫年谱

张溥年谱

刘鹗年谱

下册

南谷类稿

南谷类稿补遗

附录

后记 戴健

《蒋逸雪文集》

田汉云

蒋逸雪先生原名连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颜单镇乔家舍人。生于1902年2月12日。六龄受书。15岁，《左传》、《史记》、《汉书》等皆成诵。23岁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建于淮阴）。继而至南京国学专修馆深造，又考取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通讯研究生，25岁卒业。

其后近十年，执教于盐城中学、淮安师范、太仓师范、镇江师范。1937年南京沦陷，次年，应急筹建的江苏省联合中学组织学生自淮阴转移湖北沙市、四川重庆，先生为带队教师。1941年，供职于重庆歌乐山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初任干事，不久任第一组组长。1943年游历西北，任玉门油矿秘书。次年返蜀中，寓居江津白沙授徒，直至抗战胜利。

蒋逸雪先生印章

1946年买舟东归，卜居镇江南郊菊花山，任教镇江师范学校。1956年8月调苏北师专中文科（原扬州师院中文系、今扬州大学文学院前身），讲授中国古典文学。1983年退休。1985年8月7日病故，享寿84岁。

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余年，于经、史、文学皆有精深造诣。治经，勇于在学界囿于成说或聚讼已久的重要议题上深入开掘，考证经传所涉重要史事、基本知识，多有新见。

《商代迁都考》梳理群籍所载商代都邑迁徙，自契至纣凡十九次，历十五处。又指出，商代迁都频数，出于“政治势力之消长”、“游牧习性未尽革除”、“经济环境之选择”、“黄河为灾之逼迫”等复杂原因。张煦侯认为：“诸所推定，皆至慎至核，非夫好学深思，岂能为此！”

《三代释名》、《数字探源》、《释四方》、《释蚕》等，也是释义精密之文。今、古文两派源流与相互关系，素为治经学史者关注。

先生撰《经今古文学述评》，系统考述、评论今古文经学之异同与关联。经今古文学流别区分，一般认为始于西汉中叶，先生则追溯到春秋时期。认为周公监于二代，斟酌损益，更定礼制，文物粲然大备。及周衰，犹有尊奉周公所传文献者，故周公为古文学派鼻祖。孔子删订五经，修《春秋》，而阐发其义。其徒崇尚口义，孔子遂成今文学派之宗师。

要之，“昔人论学，往往周、孔并举，但周自为周，孔自为孔。二者诚有交光互映之处，但各具特点，不宜混同。周公制礼作乐，为周初创建文化之伟人；孔子删定修赞，为周末整理经籍之巨擘”。

《南谷类稿》

两派后学，说经风格不同：今文家尚义，古文家訾义为空文；古文家重事，今文家以事为粗迹。今文家发挥义理，固有精湛之言，亦多迂怪之说；古文家偏重名物训诂，语必有征，然间亦繁琐而遗失大体。

二者互有短长、得失，“斯在学者综观而善择”。辨明今古文经学之分派与儒家经典生成、传播、诠释的深刻联系，是先生对经学史研究的贡献。

先生治史，以学术文化领域为重点。其所考述，多着眼于学术文化兴衰、绝续的关键环节，探索史实，研寻启示。

《孔儒辨》提出：早在晚周之世，儒家后学与孔子已有一定差异。故荀子尊孔而诋排思、孟。自汉武帝抑黜百家，崇尚儒术，学者乃以孔子与儒家合一，于是“儒者尊孔子而孔子小，章句之徒崇儒而儒道绝”。《荀子·非十二子》所谓“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为仲尼之业。故“百家称道六艺，是诸子源出于孔子业。仲尼总汇方略，是兼包乎百家也”。《汉书·艺文志》：“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先生申之云：“不偏不倚，昭圣学之全量，暗者使明，郁者使发，教被万邦，以一尊之学，成大国之世，其在今日乎。”简言之，以孔子之学为统宗，整合百家之学，是为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康庄大道。

《国学四十讲》

近年来，有学者倡经学与诸子学平等论。经学与诸子学的发展史、形成的学术遗产存在巨大差异，在整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又如何保证经、子平等呢？以经学为主、整合百家，才是切合实际、合乎逻辑的路径。从这一意义上说，先生的观点对当前如何发掘、利用传统文化的宏富资源，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生早年即有思考，认为“焚书不始于始皇，始皇所焚为古文”。后来撰《论秦始皇焚书坑儒》，明确指出：“秦人焚书，远起于孝公之世”。“关东焚书，或早于秦，（商）鞅原为卫人，熟见其事，于秦献策，不期而举以为言，这也是可能的事”。

秦始皇焚书，“对中国文化曾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应注意到，这主要是由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所引起的，还有儒法两家争胜的问题。况且，除六国史记外，任何书，秦都没有烧绝，“《诗》《书》百家语，禁在民间流传，至于秘府所藏，则不在此限”。至其所坑，是“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燕齐方士及“犯禁获罪”者。

先生认为，根据政治需要，对诸种学说“明于取舍”，在思想文化领域掌握主导权，是历史上形成的“行政经验”。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历来执政者常为此感到头痛，秦始皇不事缜密的设计，专用粗暴的压抑，哪里能解决问题”；“秦统一天下经时未久，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理解。”抚今追昔，先生持论之通达、深刻，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商务印书馆版《陆秀夫年谱》

1942年，先生撰《心史辨伪》一文，以文献考辨为路径，维护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遗产。宋遗民郑思肖《心史》，《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存目一》“提要”举五条疑点，断为伪书，先生逐一加以辨驳。

《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多长于考据，对《心史》何以疏于按断？先生指出：“清之设四库馆，原欲将中国旧籍足为其政治障者，加以总检查，总毁灭。执事者秉承其旨，于《心史》而加吹求，自居意中之事”，“清朝以满族入主中夏，宁能任斯说之推衍乎！吾独慨夫当日之御用学者，忘天下之是非，徇一姓之好恶，本钦松柏坚贞，又恐霜雪怀惭，持论乃进退失据矣。”

先生此篇之命意，实在倡导高尚民族气节与坚忍不拔的斗志。故曰：“当天地反覆之际，举世昏聩之时，独明大义，守死善道，察现势之不可为，乃将心志移灌后人，绵绵以俟，欲启未来之运，光复固有之物”，“理苟当于人心，则虽具雷霆万钧之力，终不能使之久屈不伸。执斯机枢，乾坤自转，此君子所以道其常也。吾读有宋遗民郑思肖之著述，益叹心力之伟大，而钦其为民族之巨人。”

先生为此文时，抗战局势严峻，激励士气之心志，固可知矣；揭示前贤坚贞不屈的精神，是促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这充分体现出先生鉴往知来的历史眼光。

《宋陆君实先生秀夫年谱》

先生认为，民族气节植根于传统道德伦理。《陆秀夫年谱》淳祐十二年壬子条指出，陆秀夫“笃信理学，尤服膺晦庵”，“读《编正孝经刊误跋》一文，可知其致力之所在矣”。这是说，理学素养是陆秀夫平生志业的根基。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的作者问题》列举关于史可法复书执笔者的六种说法，指出：这封信关系重大，拟稿万分审慎。扬幕既人才济济，这紧要任务，史可法不会委付于一人。应是召请群彦，集思广益；推一人起草，再由大家推敲润色，最终由史可法核阅定稿。文献所载盐城王之桢、乐平王纲、桐城何亮工、沔阳黄曰芳、商丘侯方域、新建欧阳五敕、江都强惟良，“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

先生注意到“具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文士在抗清活动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这也是先生深信民族精神绵绵不绝，辉光日新的依据。

先生早年目击时艰，检视“中国晚近贫弱”之故，以为“侧重精神研讨，忽视物质究求”是为“痼疾”，故极力主张精神、物质建设“应当并重”。

先生所撰《李仪祉传》、《孔祥榕传》，记载两位水利专家任治水要职，“莅事精勤”，“持躬清慎”，“积劳病逝”。《张謇拟传》历叙张謇振兴实业的建树，称扬其“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气度，堪称“不世出之杰”。

先生不排斥知识分子怀着济世理想从政，但认为“良相”与“良医”的贡献，“轩轾未易判也”。又呼吁更多国人从事科学工艺之研索，勿重弹“得位行道”的老调。

《刘鹗年谱》

《刘鹗年谱·后记》云：“丹徒刘鹗，富有才艺，于版本、碑帖、音律、医药、水利，均能涉其藩而通其义，于古器物能鉴别真伪，于古文字亦能粗探其源。世但称其《老残游记》文笔隽永，似未足以尽之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先生提倡知识分子应养成通博学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先生平生从业，以执教为常，以讲授国文居多，特别是长期在扬州师院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故于文学用力最勤，创获亦较治经、考史为多。先生发表的论文，多为文学史、文学作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成果。

如《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时代问题》据礼俗存废时限，考定诗中“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二句当是汉人原文。又指出，诗中写太守家操办婚丧之礼，皆 “辞义炫烂，流于浮艳，显然是六朝的笔路”；而刘兰芝自叙语，或“直而不野，浅而有致”，或“柔婉而不浮靡，敦厚而不矫饰”，六朝诗无此混沦气象，亦为汉代原型。

从古音分部角度考释诗篇声韵，也可看出部分语句成于汉代；而有些语词的用法，具有晋代特征；据《古今乐录》载《华山畿》为南朝刘宋之作，辨析此篇“华山”之地当在镇江境，转见“这首诗到了刘宋以后，又经过修改”。由此认为：“咏叹仲卿夫妇之死，在汉末已有了不成熟的诗篇在民间传诵，经过魏、晋、宋、齐，不断地加以润色，成了定型的作品”。

宣铎签赠蒋逸雪先生《水经注》

《谈有关〈阿房宫赋〉的几个问题》认为，《阿房宫赋》“是文赋的开山”。论此篇在当日的现实意义，列举史事充分、确凿。论此篇艺术，指出其渊源与独创性。

先生说：“一种文体的革新，看似纯属形式方面的事，其实，也是与内容分不开的。骈赋靠涂抹为工，为当时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去推波助澜，文赋则粉碎骈赋的桎梏，发抒真情实感，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加以嘲讽讥刺，《阿房宫赋》便是实例。所以就文赋对骈赋来说，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同时在内容上也是一种革新。因此，我们明白：文学上的革命，是包括形式、内容两个方面，以形式来适应内容，从内容来产生形式，不会是单线独进的。”后来的研究者多参考或认同先生的基本观点。

《读诗偶记》存录读诗札记，持论精切。赵翼《瓯北诗话》评杜甫、查慎行诗，许为“深人无浅语”，先生亦足以当之。

桐城、阳湖两文派是先生文学研究的重点。先生撰《谈有关桐城派的几个问题》，指出：当年钱玄同、鲁迅骂“桐城”，是在文学革命高潮将至，内忧外患交迫的形势下，针对反对新文化、新文学，不合时宜地维护旧文学的守旧文士，是“为当时的具体人、具体事而发”。

先生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桐城文若仍用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加分析，迳予排弃，那就未必恰当了。”“前人著述，即使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想从内容到形式原封不动地完全符合我们今日之用，这是不可能的事”；“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有的，我们要在肯定的基础上来进行个别否定；有的，我们要在否定的基础上来进行个别肯定，哪怕它仅有点滴可取，则对这能起作用的点滴也是不应轻予放弃的。”这些见解，有助于扫除研究桐城派的思想障碍。

《国学四十讲》内页

先生对桐城派的评论，以取精用弘为特色。他认为，方苞的文学倾向，是“以程朱为内容，以韩欧为形式”。这种学术文化取向，在思想理论上，与清初尊程朱、抑陆王的学术思潮相应；在艺术上，是受明代文学风尚影响。姚鼐“在方苞成就的基础上而有所补充”。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创作理论，“考据”一项是他“增添出来的”。这与乾隆年间汉学大盛，又有直接关系。姚鼐“极明汉学，而且工力很深；不过，他不像汉学家称引繁富，仅把考证结论捧出来，如水中撒盐，自有盐味，而不见盐形。”“这是姚氏因时利导，扩展内容，对文学上的贡献之一”。

先生还指出，在义理、考据两者之间，姚氏实左袒义理。姚氏选辑《古文辞类纂》的优点，在于合理简化传统的文体分类，“令人感到眉目爽朗”；篇末的为文八字诀，“是桐城文由方苞而刘大櫆直到姚鼐的一个总结”，“理、格、律三者多袭方说，神、气、声三者多袭刘说，味、色二者出于姚氏个人心得。方、刘所说的部分也经过姚氏而得到提高，同时，这些文诀也得到条理化。”

先生论姚鼐为文，有一条“散文通乎辞赋的路线”；“专从散文中去学散文，容易发生枯淡的现象；学散文而兼取他长，将能推陈出新，光彩无尽。”

商务印书馆版《张溥年谱》

先生所撰《论阳湖文派》认为，把桐城视为大国、阳湖为其附庸或别支是不恰当的。桐城虽曾给阳湖一些影响，但只是派系之间的交流，而非主从关系或师弟关系；“阳湖文派是土生土长的，桐城对它来说，是催生剂，而不是种子，只能看成是助力，绝不应说成是主力”。

阳湖文派的生成，有其本土渊源，“它的成员与其乡先辈及并世做别种学问的乡贤，都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阳湖文派产生的主因”。若是没有本地因素，即不能别张一军。

就阳湖派的结构形态而言，阳湖文学家“以文会友，声应气求，亲厚出于自然，思想活跃，没有清规戒律的束缚。”

就其学行的主导倾向而言，“阳湖诸人崇尚事功，坐而言，起而行，不是全从笔头上下工夫。”“作官则为循吏，不作官也知重视事功”。

从艺术特质上看，“他们的作品是学人之文，而不是文人之文”。“从表面看，阳湖所谓识，类似桐城所谓义；阳湖所谓气，类似桐城所谓法。……实则大相径庭。桐城所谓的义，边幅狭窄，邻于僵化；阳湖所谓的识，范围广阔，充满生机。桐城所谓的法与阳湖所谓的气，亦不尽相同。而且，常州文学一贯是以内容（识）为主，他们认为必定先有内容，然后才能谈到形式（气），先能笃实于内，然后才能光辉于外。”

先生评价两派的历史地位，认为盘点阵容，“桐城比阳湖要大得多”，“若以对社会的贡献说，道光、咸丰以后，阳湖所起的作用，则远胜于桐城。”

近年来，阳湖文派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先生当年的基本观点多成为学界共识。先生晚年曾有更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桐城、阳湖两大文派的规划，惜退处林下，患病怀忧，以致盛业未就。

蒋逸雪先生旧藏《中国学术史讲话》

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择要言之，约有三端：

其一，视野闳通，讲求精博。1935年，先生以历年讲稿为基础，著《国学概论》。分五编三十五子目，介绍中国文化元典或特定领域的学术内容、研究历史。钩玄提要，叙述中国学术梗概。至今仍有研究者推为同类著作之佳制。

此书《导言》有云：“治学之道，惟博与精；不博则见狭，不精则识浅；博乃初阶，精为终极。虽然，初阶岂易言耶！水利家言：‘治百里之河者，必具千里眼光。’余谓论学亦犹是也。平凡短制，亦须环络靡遗，采毛及髓，言近旨远。”先生读书、治学范围宽广，所为文，能融会经学、小学、史学、文学，故多独到见解。

其二，去除“私见”，保持“从善服义”的公心。先生早年撰《唐宋诸老觝排释老平议》，其中说：“学者凭着私见，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使真理暗郁，后世莫知适从，其影响于学术者至巨。凡遇到这类的事，我们须得加以辨正。”清代汉学家认为，理学混杂着释道二氏之说，非纯正儒学；理学家则极力否认这一点，以维护本派儒家正统地位。

上海学生书局版《国学概论》

先生论唐宋诸老，所不满者，在于他们既诋排释老，又与佛老之徒交往。先生早年从唐大圆先生请益，通佛教哲学。又受梁启超等影响，认为佛教哲学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

读《替曹操恢复名誉要恰如其分》、《论秦始皇焚书坑儒》，可以看到先生晚年对于“善”、“义”的内涵获得新的认知。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判断的基本标准是看他们的活动有无历史的进步性，是否符合民众的利益。关于专家学者如何去私见、存公心，先生认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力戒片面性、绝对化，尤其不可带主观随意性。先生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学术实践中守正创新，有一定借鉴意义。

其三，借重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承续区域学统文脉。先生的学术研究，部分选题与其籍里或讲学之地有一定联系。

以撰陆、刘、张三家《年谱》为例，陆氏为楚州盐城人，于先生为乡先贤；刘氏籍标丹徒，而实居淮安，先生则旅食淮壖，移家京口；张氏太仓人，先生亦曾寄寓太仓。

先生说，因移家京口，“于鹗之事迹略有所闻”；当年寄寓太仓，“太仓为张氏珂里，流风余韵，沾匄后人，考献征文，便于他邑”，可见择取这三家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是有搜求文献之便。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接续区域传统，化及一方的考虑。

先生曾说：“国文一科，具有潜移默化之力，关系匪浅。观乎汉代经师，常持刚劲之节，謇谔之操，有一种清介不可名状之风度。如郑玄、孙期、徐稺之伦，隐居讲学，而化及一方。”并主张从“吾先民教学之道”汲取“嘉言良法”，“身体力行”。

齐鲁书社版《张溥年谱》

以此，先生在《张溥年谱后记》中极力表彰张溥匡扶正义的气节、谋议国事的才略与“摛翰振藻，照耀人寰”的文学成就。这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意义自不待言。

铭记渊源是承续传统的起点。先生与扬州夙有渊源。童年业师张锡璜为宝应人，先生数十年后犹有诗纪念。撰《国学概论》时，极意推许清代扬州诸名家。1956年调进苏北师专任教，作《来扬》诗，直抒对扬州历史文化的热爱。

先生有心倡导学术史研究。1997年，祁龙威先生赠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四月版复制本。此件大约1960年前后制作，封面书名为张旭光先生题写。内页有祁先生1986年1月手记：“此书系据蒋老逸雪藏本复制，书中有墨圈和眉注，皆蒋老手迹。今蒋老已故，展观怆然。”

这是先生开创扬州大学中国学术史研究方向的珍贵物证。先生民国年间撰有《张謇拟传》，篇中提及“光绪二十九年春，南通成立师范学堂，为举国先”。

扬州师范学院旧照

四十年后《南谷类稿》收录这篇文章，后学因得景仰先生“史笔”之美，并保持扬州师院源头的记忆。

2012年，扬州大学确定以张謇先生为通州师范所题“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前句为校训，而此语实取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坚苦自持”而稍变其词，以切合青年学子。在历史上，通州曾隶属扬州，两地学术文化交流密切。由此看来，区域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是原本是校训的固有内涵，这与老一辈学人的高情雅意相契。

从青丝少年到皤皤耆老，先生经历了太多的时代风雨。他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提炼应对世变之道，并笃实践行。先生所把握的国人特有价值理念之一，是“重正义，轻利害”，“唯以求理之无悖，心之所安”。

抗战期间，以一介书生慷慨辞家，不畏艰危，陪护青年学生转徙西南；以精悍文字激励士气民风，抨击日寇、汉奸，以及对陪都重庆偏安享乐之风的谴责，充分体现出先生深挚的家国情怀。先生始终认为，学术争鸣极其必要，否则将“使真理暗郁”。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十年动乱，学术讨论政治化倾向日趋明显。其间，先生就文史领域热点议题发表研究心得，不惮与权威人士商榷。其学术品格，与趋附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如不具备争鸣条件，宁可保持沉默。

1966年，学术界发生关于史可法评价的激烈争论。李廷先老师在《文汇报》刊文，坚主史可法为民族英雄，在扬州师院引发轩然大波。当年《扬州师院学报》分两期集中发表20篇批判文章，多数是针对李先生的。

《炎黄氏族文化考》

蒋先生作为对史可法有研究的学术名家，保持良知，坚守底线，没有卷进这场风波。真可谓“沉默是金”。1980年夏，王献唐先生之子赍先人遗稿《炎黄氏族文化考》谒先生，求为整理。先生慨然允诺，邀李坦老师襄助，期年蒇事，然劳瘁致疾。

原扬州师院孙达伍副院长称美先生“一生不为名利囿，不为外物围，清廉自守，直至最后一息”。读先生1976年所作《浣溪沙·渔父词》，感觉这一评价符合先生性情。先生立身处世之道，使得他的人生常常是寂寞的。

先生1943年有甘肃之行，以纪实文字，叙访古之乐。但这次离开重庆国史馆筹委会，虽云响应“国家开发西北”政策，起因是牵于人事，愤而去职，故“友好爱我，群加沮尼”。这一去，亦即离开大后方的学术中心。所谓“乡音久寂，庾哀日深”，折射出先生的落寞心境。

十年动乱期间，先生的经学专长显得不合时宜，故无从发挥。1983年，先生退休，从校内寓所移家镇江郊区故园。先生原打算息影林下，潜心著书，可叹连遭丧女、丧子之痛，以致一病不起。故旧知交痛惜先生下世，多认为先生不该离开扬州师院。以先生的阅历，大约不至于料想不到回到镇江郊区，日常生活、学术研究条件远逊于住在校内。其所以决意移居，当是“唯以求理之无悖，心之所安”吧。

李孟星签赠蒋逸雪先生《扬州文史资料》

我于1977年初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留古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其后几年，常向先生求教。学习中国学术史，特别是研习经学史，先生有启蒙之恩。

先生对青年教师都很关心、爱护，曾在教研室亲切地指着我等八名助教说：“这批人将来如果不散掉，我们教研室的前景很可观！”也深受大家爱戴。

离开扬州前，古代文学全体助教与先生、师母合影留念。我奉命随车陪侍。途中，先生以祁龙威老师赠别诗示我，可惜没有记下来。

多年来，时时感念先生教诲之德。前不久，戴健君辑校先生著述，即将告竣，师友提议，嘱为序言。既不敢以謭陋辞，遂略述先生大德鸿业，以为后学追怀往哲前修、光大学统文脉之助。

2021年5月12日于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