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又调整改革又改革：拥有同样智商的学生其实有不同的语文能力

90年代突变的形势

1992年由王鼎昌提岀华文教学改革后，90年代成了华文教学升温加码的年代，华文教学有了很大发展。

1990年华中初级学院和淡马锡初级学院开设了华文语文特选课程，让华文能力强的学生能在初级学院的水平上深入学习华文。南洋初级学院（2000年）、裕廊初级学院（2006年）和德明政府中学（2008年）陆续开办了这项课程。

中学方面，教育部让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1995年，高级华文课程首度开放给非特选中学的学生修读，这些都是教育部陆续落实《王鼎昌报告书》建议的行动。

教育部官员不断向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强调《王鼎昌报告书》并没有影响华文的教学程度，华文第二语文的程度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可惜的是，新华文教科书在编写时，未能全然体会报告书的精神，结果提高了语文程度，招惹很多英语背景的家长不满。李显龙副总理于1997年检讨华文教学时发现教育部根据报告书所制定的华文教学内容，的确提高了华文程度。

到了90年代中，我国社会出现了两项新趋势，让我们必须重新修订华文政策：

首先，有越来越多家庭讲英语，这个趋势在高收入家庭尤为显著。小一华族新生来自讲英语家庭的比率从1989年的23%，猛增至1999年的42%（到了2009年，这个比率更增至59%）。

其次，心理学及脑科研究有了突破。他们发现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其他能力不一定成正比。这跟从前认为一个人语文能力强、学习其他科目的能力也强，一个人语文能力弱、学习其他科目的能力也弱的见解迥异。

从前，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学习语文的能力和他的智商成正比，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拥有同样智商的学生其实有不同的语文能力，而女孩学习语文的能力又比男孩强等等。

这个新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根据语文能力分流（EMI、EM2、EM3），还有过度提高华文第二语文水平，是对那些虽然很聪明，但母语能力弱的学生的一种惩罚，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些措施，让不少学生在90年代学习华文遭遇了重重困难，引起很多受英文教育家长的抱怨。

我的弟弟李祥耀医生当时是英华中学（自主）校董会主席。他曾在一次校长大会上建议修改第二语文政策，让一些各科成绩优秀却无法学好华文的华族学生，改学另一种语文。否则这些优秀生因为华文成绩不好，无法进入本地大学，只能出国留学，那是很可惜的事。

李祥耀和受英文教育的家长“希望教育部能够考虑让这一小部分学生有机会选读另一个第二语文”的要求，实行起来有困难。

我们是从1966年开始推行双语教育，全体学生必须修读第二语文。

1979年前，在英校读书的华族学生多选择马来文为第二语文，但在1979年的内阁会议上，作为教育部长的吴庆瑞提出所有英校华族子弟必须修读华文为第二语文，而不是简单易学的马来文。自1980年起，所有英校华族子弟，从小学一年级起必须选择华文为第二语文，这已经成了明文规定，是无法改变的。

对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我一向的看法是不要太深奥。我们要求小学毕业生必须懂得1800个汉字，中学毕业生必须懂得3000个汉字，这要求太高了，即使资质中上的学生也会觉得吃力，从心理上就对华文起了反感，何况一群在家完全不说华语的孩子。

这群来自英语家庭背景，有一般学习能力、学校其他科目都能应付自如、唯独华文无法过关的华族学生，以男生为多。虽然无法改变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他们的困扰却必须得到了解，不能采取漠不关心或置之不理的态度，因为这样只有使问题更严重。我们要孩子学华文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和归属感。如果把华文水准提得太高，使他们失去信心，放弃学习，那么，我们的苦心就白费了。

我同时也呼吁华族家长把眼光放远，看清在二三十年后，中国会是主导东亚地区的一股力量，否则将来必定后悔当初没有让孩子好好掌握华文。

《海峡时报》集团前任总编辑林廷龙就曾于60岁那年（1998年），写了一篇文章，懊恼自己平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求学时忽略华文，还瞒骗母亲说，必须选读拉丁文为第二语文才有升学机会。

他说，后来不论是当记者，还是当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执委，在无数场合，他恨不得自己能讲得通华语，看得懂方块字。因为不懂华文，在工作上实在有严重的缺陷。

照顾华文特弱学生之外，我们也没有忽略华文特强的学生。

正如在1978年，我们注意到华校凋零，必须培养优秀华校成为特选中学那样，到了90年代末，我们关注到培养“华文精英”的需要。当新加坡的精英都从英校毕业，想办法保留一批精通华文的人才，培养一批对中华历史文化和艺术有渊博知识的核心分子，就成了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们希望华文特强的学生到特选中小学、初级学院的语文选修班选修高深华文，并继续在大学攻读华文，日后担任教师、记者、翻译员、外交官和商人等工作。他们会协助保留华文，使华文在新加坡社会和文化里充满活力，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因此，如何照顾华文特强、华文特弱，还有华文能力一般的三类学生，就清楚地成为华文教学接下来发展的重点。

1999年《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

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于1997年接过了全面检讨华文教学、课程和程度的工作，以便配合政府在21世纪的全盘教育政策。1999年1月他在国会发表《副总理声明》，宣布教育部“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华文教学新政策，并重申了新加坡双语政策的要义。

他说：“政府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双语教育和学习母语的政策保持不变。英文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工作语言，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英文是全球商业、贸易和科技的用语。但母语是构成我们的价值观、根源和共识的重要部分。母语可以使我们直接接触我们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与英语世界的观点相辅相成。尽管国家的双语策略目标不变，推行措施却是随形势的改变而改变。"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调查，李显龙领导的委员会决定釆取“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的华文教学新政策，让有能力学华文的学生，有更多机会修读高级华文，所学的程度越高越好，学习时间越久越好；对能力不够的学生，则制定较简单浅易、注重培养听说能力的华文B课程，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华文；对大多数能力一般的学生，则把华文水准定在一个切合他们的实际水平。

《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的新措施还包括：放宽中小学能修读高级华文的条件、南华中学成为第10所特选中学、南洋初级学院成为第三所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为特选中学低年级推出“中华文史鉴赏”深广课程、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探讨给予华文根基强的学生修读与华文相关的课程的入学优待分。

李显龙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发现，一般家长都认为90年代由王鼎昌委员会建议编写的新课本比旧课本深奥，其实这并不是当初成立王鼎昌委员会的目的。当初是要提高华文教科书的文化成分，而不是提高它的难度。于是李显龙召集一个由教育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把新旧华文课本进行比较和重写。

《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提出“大幅度量身定制，因材施教”的模式，重新编写课本，鼓励每个学生争取达到自己能力所及的最高水平，照顾到华文特强、华文特弱和华文能力一般的全体学生。“高级华文”是能力强者的水平，“华文”是一般学生所能掌握的水平，华文B课程专为华文能力弱者而设。我们制定了适合不同能力的学生的水平，切合他们实际能力的华文教学课程。在新世纪加强对这三类型学生的华文教学，好让他们能够尽力把华文学好。

让更多学生读高级华文

我经常告诫新加坡人说，要做中国人生意，如果只懂华文，即使讲的华语跟在北京和上海的人厂样好，我们对中国的帮助也不大，增值效应相等于零。中国已经有13亿多会讲华语的人，不需要更多只会讲华语的新加坡人。他们需要我们用英语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和亚细亚体系建立起来的联系网，这才是我们的优势，才是新加坡人的增值点。我们虽然鼓励优秀人才掌握双语，但是必须以英文为主要用语的国策，即便在50年后也不会改变。

然而，虽然以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国策不能改变，这不表示我们不能让全体新加坡学生按自己能力，以不同程度来学好华文，尤其在这个为中国崛起做好准备的年代。

从前我相信学会一种语言，就可以永远使用它，年纪越小学会，就越容易使用。后来才知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不论掌握语文的能力有多强，一旦不用，说话就不再流利，词汇就没有办法脱口而出。因此，让对华文有兴趣的学生更多时间读华文，读程度更高的华文，而且读得越久越好，就成了我们要协助华文能力强的学生的策略。

1992年，我们让读英文和华文为第一语文的特选小学，增加至15所。同年，又让全国小学小五小六学生只要符合EM1（英文华文第一语文）资格，均能读高级华文，而不仅限于特选小学。中学则不断放宽学生能读高级华文的条件，从原本成绩须是小六会考最佳10%的学生到后来扩大到连普通源流的学生也能修读高级华文。

种种灵活措施，使O水准会考选考高级华文的人数大增，从2000年的17%，增加到2010年的28%，其中大约1%是普通源流学生。

因为越来越多中学开办高级华文课程，高级华文不再限于特别课程的学生修读，教育部于是在2008年把特别课程并入快捷课程，但这并没有削弱特选中学的阵容，南侨中学获选在2012年成为第■"一所特选中学。

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初级学院，1990年从华中初级学院和淡马锡初级学院开始，南洋初级学院在2000年加入，裕廊初级学院和德明政府中学也先后在2006年和2008年跳上“语特课程”的列车。这些形势发展是《李显龙华文教学新政策》带来的成果。

培养学贯中西的华文精英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才生、课程gl庄任雷蒙•拉法吉祠(RaymonRavaglia)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这样说：“拉丁文是人类第一千年的重要语文，英文是第二千年的重要语文，我们相信华文是第三千年的重要语文。现代人如果不能意识到华文将是人类在第三个千年里的重要语文，那他是愚笨的。”这话有点道理。

的确，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世界大事。

若是发展顺利的话，中国将在100年后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的经济规模将是日本的五六倍。我们回头看，单是一个日本就能在80年代带领亚洲四小龙起飞，可以想象，当中国发展成有“五六个”日本实力的时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地大物博，有13亿多人口，是我们无法竞争的。但是，它惊人的改变能为我们带来无限商机，我们可以搭上这列快车，从中受惠。

我们的教育，不只是应付今天，教育是要估量孩子10年、15年、20年后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们需要什么，教育就要为他们准备什么。我因此提醒年轻一代，新加坡必须为中国起飞的时代做好准备，必须深入认识中国。我们必须拥有一批对当代中国有深刻认识的精英，他们不只要兼通双语，而且必须精通中西文化。

我们预测20年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每年约需要200名至300名双语双文化很强的人跟中国打交道。但是，我们每年能找到200至300人吗？很多双语双文化很强的学生毕业后要成为专家，不想从事和华文相关的行业，他们只把双语能力作为自己的附加价值，这个问题很复杂。接受了双文化课程、特选课程训练，以后不从事和双语有关系的行业，就浪费了我们的悉心栽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预测他们以后要做什么吗？

2004年我们设立“双文化课程”，计划每年培养出200名“双文化精英”。

2005年双文化课程先在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德明政府中学展开，第一年原本招生200人，因为反应热烈，有818名学生报名，我们只好扩大名额到290人。2007年立化中学加入这项计划。我们每年为四校双文化课程的100名学生提供奖学金。2011年四校双文化课程的学生，增加至450人。

这个课程类似1979年设立的人文奖学金(PROMSHO)计划，为优秀的人文科学生到英国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深造做准备。这个课程从中三到高二，为期四年，它也安排学生到中国和欧美学校做长时间文化学习浸濡，为日后到中国和欧美顶尖大学深造做准备。

德明政府中学培养的第一批双文化课程优秀生陈葆佳，获得2009年总统奖学金，就去了北京大学深造。2007年华侨中学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设立了“华中北京卫星校园”，让各校修读双文化课程的学生去做长时间浸濡。

2007年11月，在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一起为“通商中国(BusinessChina)“主持启动仪式时我说，为了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新加坡即使不能改变现有的“以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政策，也要调整教学计划，以确保每年能培养约1000名无论在语言还是在文化上都能同中国联系的学生。

连同双文化课程，我们还于2007年在初级学院增设“中国通识”课程。这个课程重点放在学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执政与权力”、“发展与挑战”和“中国与世界”等四个范畴，从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领域，让学生深入认识现代中国曲新貌。这个课程有主修(H2)和副修(H1)水平，它与众不同之处是开放给所有学生以华文或英文选修。过去几年，每年大约有250名新生以华文修读，600名学生以英文修读。

从前的华校生，在新加坡建国的道路上展现出坚忍不拔与刻苦耐劳的优秀素质，这些素质随着华校时代的过去而逐渐消失，是让我怅然若失的。进入21世纪，我们不断探讨让接受英文第一语文教育、同时精通华文的学生，更上一层楼，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可能性。我们以特选中学学生为基础，更进一步，培养一群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文学有更深刻认识的华文精英，希望他们可以弥补华校生消失的遗憾。

本文节选自《李光耀的自传：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