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 | 襄阳为何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文末有惊喜）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襄阳颇受兵家瞩目，是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区域。吴庆焘《襄阳兵事略·序》曰：“世之言形胜者，荆州而外必及襄。其用兵萌于春秋，茁于东汉，枝于三国，蔓于东晋六朝，而樛于宋之南渡，史策具在，可坐而稽也。”周室东迁之后，随着楚国的强盛和立都于郢（后亦称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汉平原逐渐成为南方新兴的经济区域。楚地与北方华夏诸邦的交通往来，主要经过襄阳所在的鄂西山地，陆路可由郢都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樊，或称作“荆襄道”。涉汉水后经襄邓走廊通道进入南阳盆地，然后分为三途。分述如下：

其一，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到达华北平原的南端。如《荆州记》所言：“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城）关，是周、郑、晋、卫之道。”这一途径又称为“夏路”，是楚师屡次与齐、晋等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的进军路线。顾栋高亦言：“是时齐桓未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罗、鄀，为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如河决鱼烂，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窥周疆矣。”

其二，从南阳盆地沿白河支流河谷北行，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过鲁阳（又称三鵶，今河南省鲁山县南）、陆浑（今河南省嵩县东北）诸隘，则进入伊、洛流域，抵达号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史记》卷40《楚世家》载庄王八年（前606），“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并向使者王孙满询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其大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其三，自申（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行，越今内乡、淅川入武关，经商洛山区过蓝田后，到达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后人或称其为秦楚大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遭到惨败。《史记》卷5《秦本纪》载昭襄王十五年（前291），白起攻楚，取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二十八年（前278），白起复攻楚，取鄢（今湖北省宜城市）、邓（今河南省邓州市），“赦罪人迁之”；次年便攻克楚国首都郢城。前后出师均是走此条路线。

此外，襄阳沿滚河东行，过今枣阳，可走桐柏山和大洪山间的谷道抵达随州，再顺涢水南下，经安陆、云梦进入江汉平原北端，抵达长江之滨的沔口（今汉口）。

江汉平原与北方联系的水路，则是通过汉水运输航行。汉水又称沔水，发源自陕南凤县，过汉中、安康盆地后，“自陕西白河县流入界，经郧阳府城南，又历均州及光化县之北，谷城县之东，又东至襄阳府城北折而东南，经宜城县之东，又南经承天府城西，荆门州之东，复东南出经潜江县北及景陵县南，又东历沔阳州北及汉川县南，至汉阳府城东北大别山下会于大江”，几乎纵贯了整个江汉平原。《战国策·燕策二》载秦王威胁楚国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讲的就是将要利用汉水运兵伐楚。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的地点。因此，楚地与北国的水运交通，可从沔口溯汉江而上，经鄢郢（今湖北省宜城市）、石门（今湖北省钟祥市）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入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曰：“白河，府东北十里。其上流即河南南阳府湍、淯诸水所汇流也。自新野县流入界，经光化县东，至故邓城东南入于沔水。……或曰白河入汉之处亦名三洲口。吴将朱然攻樊，司马懿救樊，追吴军至三洲口，大获而还。又王昶屯新野，习水军于三洲，谋伐吴。《水经注》：‘襄阳城东有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李吉甫曰：“邓塞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水，阻一小山，号曰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此山下，魏常于此装治舟舰，以伐吴。陆士衡表称‘下江、汉之卒，浮邓塞之舟’，谓此也。”

由此观之，襄阳自春秋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会，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枢纽，因而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地理价值。如司马懿所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庾翼亦曰：“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顾祖禹则列举史实论道：“（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曹操赤壁之败，既失江陵，而襄阳置戍屹为藩捍。关壮缪在荆州，尝力争之，攻没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曹操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盖襄阳失则沔、汉以北危。当操之失南郡而归也，周瑜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及壮缪围襄、樊，操惮其锋，议迁都以避之矣。吴人惧蜀之逼，遽起而议其后，魏终得以固襄阳，而吴之势遂屈于魏。自后诸葛瑾、陆逊之师屡向襄阳，而终无尺寸之利，盖势有所不得逞也。”

襄阳之所以受到兵家重视的另一原因，则是它周围的地形、水文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川流湍急，难以泅渡。蔡谟曾云：“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顾祖禹称其“盖谓襄阳以西”。按汉水在春秋时曾为楚国之北疆，并作为它的天然水利工事。后代割据江南者，亦需要把外围防线推广至淮河、汉水一带，才能确保其统治的安全。《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对此论述甚详：

《诗》：“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左传》：“楚汉水以为池。”又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史记·楚世家》昭王曰：“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夫楚之初，汉非楚境也，故屈完对齐桓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自楚武伐随，军于汉、淮之间，自是汉上之地渐规取之矣。吴之伐楚也，与楚夹汉，而楚之祸亟焉。林氏曰：“楚之失，始于亡州来、符离；其再失也，由于亡汉。”晋蔡谟谓：“沔水之险，不及大江。”不知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淮，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矣。孙氏曰：“国于东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汉，以东南而问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汉，地势得也。”

徐益棠曾说“襄阳群山四绕，一水纵贯”。鄂西北地区多为低山丘陵，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岘山，周围东有桐柏山，东南有大洪山，西北为武当山余脉，西南则为险峻的荆山山脉，构成了四边的屏障，便于设防而不利于车骑与大军的行动。汉水自襄阳城东向南曲折，从两旁的山岭之间穿行而过，顺流东南而下，至石门（今湖北省钟祥市）进入江汉平原。襄阳正当其河谷通道的北口，可以利用临城的汉水与周围的群山封锁敌军的来路。所以《南齐书》称襄阳“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涂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甄玄成亦曰：“樊、沔冲要，山川险固，王业之本也。”由于占据地利之险要，历史上守襄樊者屡借城池山水之固，挫败来犯之强敌。如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征襄阳，围曹仁于樊城，“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又南齐建武四年（497）九月，北魏孝文帝帅众南征，“遂引兵向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沸地”，攻拔新野，并屡败齐兵于沔北，齐雍州刺史曹虎屯守樊城；十二月庚午，“魏主南临沔水；戊寅，还新野”。次年（498）二月庚寅，“魏主将十万众，羽仪华盖，以围樊城”。曹虎坚守不下，“魏主临沔水，望襄阳岸，乃去”。南方如果丢失了襄阳，就会造成极为不利的战略态势。如顾祖禹所言：“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有襄阳而不守，敌人逾险而南，汉江上下，罅隙至多，出没纵横，无后顾之患矣。”

襄阳在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军事枢纽，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当优越，利于垦殖，能为前线的屯军提供充足的粮饷。《读史方舆纪要》曾设论道：“客曰：然则襄阳可以为省会乎？曰：奚为不可？自昔言柤中之地为天下膏腴，诚引滍、淯之地，通杨口之道，屯田积粟，鞠旅陈师，天下有变，随而应之，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者，无如襄阳。”

襄阳附近低山丘陵之间多有可耕的平地，土壤肥沃，宜种粟、稻、桑、麻。同时，气候温和湿润，尤其是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达2000小时以上，是今湖北全省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基本上可以满足两熟的要求。鄂西北处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北缘，自西北流向东南的汉江及其支流堵河、南河、汇湾河、官渡河、唐白河、清河、滚河，呈树枝状水系分布，汇集在襄樊地区，适于灌溉事业的开展。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汉代所筑六门堰，刘宋时曾予重修：“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世祖遣（刘）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又有木里沟，又称木渠，“在（宜城）县东。《水经》：‘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是也。楚时于宜城东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汉南郡太守王宠又凿之，引蛮水灌田，谓之木里沟，径宜城东而东北入沔，谓之木里水口，灌田七百顷。宋时陈表臣复修之，起水门四十六，通旧陂四十有九。治平中县令朱紘修复木渠，溉田至六千余顷。淳熙八年襄阳守臣郭杲言：‘木渠在中庐县界，拥漹水东流四十五里入宜城县，岁久湮塞，乞行修治。’十年诏疏襄阳木渠，以渠旁地为屯田，给民耕种。”此外还有规模更大的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亦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宋至和二年宜城令孙永治长渠。绍兴三十二年王彻言：‘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三千顷，今湮废。请以时修复。’”顾祖禹曾考证曰：“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今长渠是也。（郦）道元谓溉田三千余顷，盖水出西山诸谷，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也。”故史称：“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历史上屡见在当地驻军屯田而大获成功者。如西晋与孙吴相持时，“羊祜镇襄阳，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又广事屯田，预为储蓄。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杜预继祜之后，遵其成算，遂安坐而弋吴矣”，顾祖禹因此称“襄阳遂为灭吴之本”。东晋庾亮谋复中原，亦上疏朝廷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襄阳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并遣诸军罗布江沔。比及数年，戎士习练，乘衅齐进，以临河洛。”刘宋元嘉五年（428），张邵出任雍州刺史，“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创田数千顷，公私充给”。

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宋杰 著，记号Mark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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