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进入6月下旬，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美联储）第一次宣布加息75个基点，美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即美国股市指数已持续下跌超过一周，开始进入了美国股市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四次熊市。
在受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40年来最高通胀和美联储28年来最激进货币紧缩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美国的投机商与金融从业者开始“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抛售美股”，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也从2022年1月的3.25%上涨到6月的6.13%，创下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新高。
在美国金融环境持续收紧，通货膨胀又持续攀升之际，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积极运作，现任总统拜登也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令”,要求“振兴和重建国内制造能力，促进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之后，一直被西方鼓吹的“美国制造业回流”又怎么样了呢？
美国的经济学家会委婉地说“美国制造业已经降温”，而另一些指标就会不客气地指出，所谓回流根本没有这回事。譬如全球第二大集装箱航运集团，丹麦马士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从货运情况看，几乎没有看到美国或欧洲制造商，将生产撤回其国内的迹象，而全球供应链同样也没有因为拜登当局的意志，而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不可否认，环顾特朗普、拜登执政时期的经济情势，外界总能看到一些体现“制造业回流”特征的重大事件。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生在2017年。
当时，尚未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试图邀请台湾富士康公司在美建厂，后者随即计划在美国东北部的威斯康星州斥资100亿美元，新建一家可带来1.3万本地就业，用于生产高端平板显示屏的巨型工厂。特朗普随即称该项目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但富士康公司在斥资6000万美元买下地皮之后就暂缓推进了项目，其理由也很简单：美国的生产成本高。到2021年4月，随着美国基本完成其政权更替，富士康也正式放弃在当地建设大型工厂的计划，这起风波虎头蛇尾的结局，也暗示着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命运。
毕竟，生产成本是决定世界各大国安排制造业加工基地的最优先考虑，资本也在考虑生产成本时选择相对最优化的配置。这使得美国在“全球化”产业链启动之际，就很难一面转移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面保留相对高端的管理与技术人员。此后的发展必然会事与愿违。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本运作的影响下，很多美国企业就在全球化产业链过程中，逐渐用世界各地的低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工程师与财务管理人员取代本土的一套系统，只留下被资本掏空的空壳，以及少量市场销售及财务分析人员。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美国波音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在控股资本团队引导下出售其飞机制造厂，解雇大批工程师，并把飞机部件制造厂等单位分布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在全球“外包”即可完成工作，并节约成本之际，美国本土是否还需要“制造业”其意义就不言自明。
当然，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拜登继承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后，美国等国还是挣扎了一番：如果不能把供应链搬离此前的中国等地，那么搬到距离自身更近的区域是否可行呢？在2022年3月，号称“末日博士”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已在其发出的“滞胀信号”中批评了风险。
鲁比尼认为，在一些国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和疫情给供应链带来的重创，导致制造业更多地从新兴市场转移到发达经济体，或者回归到本国政治、经济联盟的同盟国中。这句话明确指代了拜登的“美国供应链行政令”。
鲁比尼认为，美国的决策会导致生产被错误地分配到成本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并最终诱发滞涨。而今，全球经济环境也的确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当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将因此进入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抬升的“滞胀”环境之中时，或许供应链或者制造业回流，也在全面衰退的风险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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