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莫大于救主，英法联军攻入京城，曾国藩拥兵12万，为何见死不救

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

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应该是非常迂腐，皇命重于泰山的人。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来是功莫大于救主，皇帝的命大如天，1860年当大清王朝的首都即将沦陷的时刻，咸丰帝下令各地派军勤王，要求曾国藩派3000精兵前往北京勤王，可曾国藩手握12万精锐的湘军，却连这3000名士兵都不愿意派。反而跟咸丰帝进行了讨价还价，这是为什么呢？

“苦命”的咸丰：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年2月25日），大清道光皇帝驾崩，年仅20岁的皇四子奕詝继位，即咸丰帝。咸丰帝，是清王朝的第九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有实权的皇帝。

不过咸丰的命的确“很苦”，尽管老爹道光省吃俭用，连吃个鸡蛋都觉得贵，但是国库的存银还是犹如流水一般减少，留给儿子的已经是一具身躯残破的大清王朝。

就在咸丰继位的第二年，洪秀全在金田起兵，一路摧枯拉朽打到了南京城。大清王朝正式编制的军队有两种，一是八旗军、二是绿营，八旗兵早在康熙在位时期就已经没落，平定三藩之乱还是靠着绿营才完成，而此时的绿营兵也是不堪大用。

咸丰帝镇压太平军两支最精锐的野战军：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江南大营绿营。

江南大营绿营的士兵都是从全国各地的绿营中挑选素质相对较好的官兵组建的，最初集结在南京城外的孝陵卫。

尽管号称精锐，但是1858年重建的江南大营在美国来华传教士的眼中，这根本就不是一支军队，“形同市集，吃喝玩乐，大烟娼赌俱全”，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

1860年5月，李秀成与洪仁轩以“围魏救赵”之策，先向杭州虚晃一枪，引诱江南大营向杭州分兵救援，然后回师天京第二次摧毁了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被歼灭，这意味着大清王朝在中原地区再也没有直接听命于自己的野战军了，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的团练武装镇压太平军，按照曾国藩“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一步一步来的做法。毕竟蒙古骑兵还需要留在北方拱卫京师，因为此时的北方也不安宁。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英国的“洋货”在中国根本没有销售市场，这让英国认为是通商口岸太少，需要深入中国内地。所以当英法两国同沙俄打完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有了充足的兵力用于东方战场。

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后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进来。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兵临南京城下就可以逼迫清朝签署了《南京条约》。可此时南京已经是太平天国的天京，英法联军只好继续北上。

1859年6月，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由于英法联军的轻敌，以为还是一年前的大沽口，结果联军13艘战舰，4沉6伤，1200多名联军士兵死伤过半。

惨败的消息传回欧洲，英法两国政府愤怒了，叫嚣“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

闻及胜利，咸丰帝并没有高兴太久，因为英法联军很快又回来了。

救，还是不救？

1860年8月1日，1.8万名英法军队再次抵达大沽口外，前敌统帅僧格林沁认为敌军善水战而不善陆战，所以死守大沽而放弃了北塘防务。结果联军探明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在北塘未遇到任何抵抗就登陆了。8月14日，塘沽失陷。21日，大沽失陷。24日，天津失陷。大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两百年从未有过的危险，值此时刻，咸丰帝向全国下达了勤王的诏令，而远在祁门的曾国藩也接到了勤王圣旨。

在江南大营即将溃败之际，咸丰帝还是对曾国藩存有偏见，不愿委以重任，但是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最终咸丰帝还是把两江总督这个职位交给了曾国藩。4月21日，“署理两江总督”，6月24日，“实授两江总督”，7月皖南军务也归曾国藩督办，并让他赶紧去救苏州、常州。

“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

江南大营的毁灭，并没让湘军大营的官兵们对自己的同僚有丝毫同情，反而是幸灾乐祸，毕竟死道友不死贫道。

但接了咸丰任命的曾国藩，却坚决反对从安庆撤围，因为他认为自古以来平江南，都必须占据上游，形成高屋建瓴之势，安庆之兵关系皖北战场，更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基础所在。在他看来“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就是大局，只要大局是有利的就不应该在乎那些小节，这也是为什么湘军在局部战场常吃败仗，但是在整个战役的大局上却占据了有利态势。

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得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成功就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

1860年8月，陈玉成发动了第二次西征，再次来个围魏救赵调开安庆当面之敌，面对武汉只有3000老弱残兵，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曾国藩撤兵回援，但是遭到了曾国藩拒绝，气得差点吐血。曾国藩就一条，只求破安庆，其他一概不管，用自己“结硬寨，打呆仗”的笨办法，只要再坚持一两个月，安庆就可以破城了。

同僚求援可以拒绝，皇帝的圣旨也可以拒绝吗？

8月25日夜，正在祁门指挥战斗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十万火急的命令，由于大沽前线危机，命令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三千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对于北京的局势曾国藩并非不知道，大沽口并非牢不可破，这可是北京的门户所在，皇帝亲自命令派兵勤王，这说明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刻，甚至北京城都危在旦夕，历史上京城被攻破的王朝比比皆是，很多王朝首都被攻破国家也就灭亡了。

那么救还是不救呢？

曾国藩向来以忠诚自命，现在来了皇命，自己肯定要毫不犹豫地执行。

但是这次曾国藩犹豫了。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平定太平天国，比北上勤王重要多了。

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起兵平定太平天国的口号有二，一是”卫道“，二是“救民”。

”卫道“，是因为太平天国毁弃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学说，改信洋教——拜上帝教，这在曾国藩看来这简直是背弃人伦。

如果太平天国胜利了，他们这些儒家文人以及整个儒学都没什么好下场，因此”卫道“才是第一位的。

皇帝不重要？当然不是，只是在曾国藩看来英法这些“夷人”不过是想要一些钱财罢了，中国地大物博，损失一点钱财不会有什么事。

早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就说：“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敦不以为上策哉。”

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到了此时，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是早晚的事，对于清廷来说只有议和一条路，虽然只命令自己抽调3000人，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是3000人改变不了战场上的大局，三是自己的安庆之围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此时抽调3000兵对安庆来说可就不一样了。所以曾国藩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但是这毕竟是皇帝的命令，“君父”正处在危难之中，公然抗命还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卫道”？所以他厚着脸皮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

值此时刻，幕僚李鸿章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拖”。

8月1日，英法联军就已经到了大沽口外，这时候估计早就破城了，再拖了十天半个月说不定北京城就已经被攻占了，这时朝廷肯定要议和了，到时候自然就不需要湘军北上了。

于是收到咸丰圣谕的十天后的9月6日，曾国藩才慢吞吞地回复了一道奏折。

奏折怎么说的？大意就是，鲍超人生地不熟，而且品级又低，指挥作战能力有限，不如派曾国藩自己或者湖北巡抚胡林翼带兵前往勤王。

从祁门到北京来回几千公里，在那个没有高铁和飞机的年代，来回几趟大半年都拖过去了，到时候北方肯定大局已定。

蒙古骑兵的最后绝唱：

咸丰帝收到曾国藩的奏折时是一副什么表情？绝对是想杀了曾国藩的心都有了，但是此时的咸丰已经顾不上砍曾国藩的头了，因为英法联军已经逼近了北京城。

天津失守后，咸丰帝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那就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

天津失守后，僧格林沁就率兵退守到通州、八里桥一带。9月18日，蒙古骑兵不敌联军的先头部队，退守八里桥，这是通往北京的最后屏障。

9月21日凌晨7时，战斗正式打响，1.7万名蒙古骑兵采用了集团冲锋的古老战术向英法联军阵地发起了冲击，根据法军总司令蒙托邦的记载，“清军骑兵成密集队形驰骋而来，直到离法军前沿阵地仅50米，这一切全无声息，听不到任何指挥号令，这场面却是令人吃惊和紧张”。

法军的一个中尉也说：“炮弹和子弹都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

但是在英法联军长达数个小时的炮火攻击，对于清军来说，绝对是炮火猛烈了。加上遭到持续不断地排枪射击，蒙古骑兵连英法军队的边都没碰到就牺牲了。

尽管蒙古骑兵作战英勇，这让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但是血肉之躯终究敌不过敌人的火枪火炮。战至中午，清军在损失1200人之后，终于顶不住了。

在这场蒙古骑兵最后的绝唱中，英法军队只阵亡了5人，伤47人，这说明了一件事，腐朽的封建军队根本无法同现代化的军队相抗衡，相对于欧洲，中国军队的落后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武器一方面。

这么低的伤亡，让法国议员质疑拿破仑三世给予蒙托邦“八里桥伯爵”、参议员、5万法郎年金的赏赐是否太多了，因为这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

八里桥之战结束，咸丰帝第二天就仓惶“北狩”。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料，英法联军冲进了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又以焚毁紫禁城为威胁，迫使清朝答应了英法两国的全部要求，10月24日、25日，分别同英法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曾国藩的湘军终于不用前往北京勤王了。

排除了一切外界干扰，曾国藩继续围困安庆，自1860年4月，曾国藩挖长壕围城，到1861年9月，经过17个月的围困，安庆城内粮草断绝，树叶草根都被吃尽，最终被攻克。

望着犹如人间地狱的安庆城，曾国藩立即向咸丰帝报喜，不过咸丰帝显然已经无法看到了。

因为咸丰帝已经在8月22日龙驭上宾了。

曾国藩，尽管被视为最后一个圣人，但却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代表，他想维护的只是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而已。对内严酷，号称“曾剃头”，但是对外却十分软弱，一副得过且过的思想，从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对洋人的处处妥协处理方式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