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承晋：从苹果公司加速去中国化说起

牟承晋 昆仑策研究院

这两年，苹果公司已经将35家中国供应商，先后踢出了供应链。最新又决定，手机的前摄将不再从中国采购，而选择的替代供应商的价格，是中国产品的三倍。苹果公司正在将在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和印度。

国内业界分析，苹果加速去中国化并非无的放矢，一方面是控制成本；另一方面是从长远考虑，尽量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日本经济新闻5月27日发表文章，题为“重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由日本生产苹果手机，如何？”文章披露，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3日的会谈中， “重要议题是安全保障和经济”，“提出了高科技研究以及考虑地缘政治风险的供应链合作”。文章认为，“苹果方面也有可能已感到分散基地的必要性，那就是经济安全保障。对美国政府来说，在供应链和最终产品的组装上过度依赖中国成为烦恼的原因。”

文章所说“经济安全保障”，显然不是指苹果公司的成本算账，不是成本控制的安全，而是地缘政治的安全，是不能“过度依赖”中国的所谓“安全”。

文章说，“如果以日本政府提供4,000亿日元补贴吸引的台积电（TSMC）选择的日本九州熊本县为中心，画出半径1,000公里的圆，同心圆之中除了东京之外，还会包括首尔和上海。如果扩大至1,500公里，札幌、台北、高雄和北京也将进入圈内，将涵盖东亚的主要城市。”“这逐渐让人感觉熊本或许位于亚洲高科技产业的正中心。”

文章阐述，通过“熊本同心圆”观察，中国的上海和江苏省昆山、河南省郑州和广东省深圳这4个城市，负责美国苹果产品组装的鸿海与和硕联合科技等拥有工厂，生产在全世界销售的智能手机“iPhone”的大部分。“日本比中国更靠近美国”，“存在可以缩短供应链的优势”。文章显然认为这正是日本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文章提出，在高科技产业，竞争力“与企业和国家投向半导体及软件的金额的累计规模成正比例”这一倾向非常明显。“苹果公司和中国具有长达20年的紧密关系。应超越这一点，向苹果公司提供工厂完全自动化技术和零部件产业汇聚等日本特有的自主方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概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为（三个词）：即“投资、结盟、竞争力（invest, align, compete）”。布林肯说：

“我们将投资于我们在国内的实力基础——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创新、我们的民主。

我们将使我们的努力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网络保持一致，为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事业而行动。

利用这两个关键资产，我们将与中国竞争，以捍卫我们的利益，建立我们对未来的愿景。”

可以认为，布林肯宣讲的对华政策“投资、结盟、竞争力”三个词的方针，是对日本产经新闻“地缘政治安全竞争力”的明确诠释，也是对苹果公司等美国企业与中国“脱钩”的清晰解读。正因为此，日本的相关政策、言论和行动，不但“激进”而且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受美国的牵制和影响，德国对华投资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据报道，德国经济部首次拒绝了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投资担保申请。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称，决定选择适当的时候停止德企在中国的投资。媒体认为，德国与中国“有利可图的伙伴关系走向尽头”，“贸易政策以人权为先”。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专家邱实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投资、结盟、竞争力”三个词的方针中，核心是价值观与利益的权衡，具体表现为制定和服从“规则”，亦即重塑“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秩序”。鉴于，美国“价值观”的不可调和性（及其潜在的煽动性），“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是威慑和遏制的关键和有效手段；进而，“三个词”方针或可以解释为：捧杀（战术欺骗）、群殴（战略转移）、棒杀（技术措施）的“三管齐下”。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混合”战争从特朗普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对“美国优先”的政策和者甚寡；而拜登的“美国回来了”的政策欲盖弥彰，更加蛊惑人心，已经逐步建立和扩大所谓“志同道合”的“制华”、“御华”、“排华”联盟，正在形成新的国际化“威慑”格局，或被认为契合《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有必要参考和探究在数字化时代“威慑”的新定义和新内涵，其中包含对传统的“资本是逐利的”认识作重要改变。即，“资本逐利”不仅是追逐单纯的资金和资产利润，更是要强劲地追求政治竞争力，追求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优胜、优先、优裕、优权。

创新是一种对潜在和未来竞争力的追求，是对传统和过往赋予新的外延和内涵、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的理想追求、科学追求以及超出既往、更加广泛厚重的利益追求。

单纯重视外延、形式和现象的光彩夺目，容易钻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圈子，最终可能落个劳命伤财、沽名钓誉、得不偿失。一味琢磨内涵、内容和本质的是非曲折，难免钻进牛角尖，一意孤行、犯险冒进、进退失据，最终撞得头破血流。

例如，过分强调开源软件的公开性、公平性、对等性，长期盲目地以为“开源就是好东西”。自1994年我国全功能接入因特网以来，大量理论与实践的科研成果证实，开源软件的已知和未知安全隐患长期存在，难以解决；依托和依赖开源软件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如在沙滩上垒墙、建房、栽花种树，不得不面临“平时被控、战时被瘫”的巨大风险。

开源软件（至少）包含架构、逻辑、代码三个要素。实际上，“架构”和“逻辑”往往并不开放、未必开源。开源软件在我国国内长期广泛地流行（包括“马甲”），“免费”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从而折射出一个无可回避的本质性问题：缺乏知识更新、关键技术研发和正交综合测评的能力。许多人错误地认为，IT仅仅是编代码的技术。

由于中小企业要生存、大企业要盈利，要求软件企业自查自纠安全漏洞（事实上属于供应链的风险和问题）很不现实，既不可行，也不可能，力（“利”）不从心。这也深刻地说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创造新世界，只能从改造旧意识、旧事物、旧习惯、旧规则开始。

毋庸置疑，在激烈的竞争（和威慑战略）环境中，软件企业“唯利是图”的路将会越走越窄，“利”越来越少，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只能是“换道超车”，或者“创新超车”，绝不可能是“弯道超车”，既无老路可走（被堵死或被切断），更无现成的捷径可走。我国的网信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必须从概念和理念开始，自省、自立、自主、自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