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 李晏用镜头热爱戏剧三十年

1999年6月6日，小剧场戏剧《恋爱的犀牛》（编剧：廖一梅；导演：孟京辉）

1996年2月，小剧场戏剧《棋人》 。编剧：过士行；导演：林兆华；主演：贾宏声。北京人艺小剧场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小剧场，《棋人》也是李晏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拍的第一部剧

李晏

1964年生于山东烟台。自幼热爱戏剧，1983年起连考五年戏剧学院未果。1989年到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摄影专业。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开始关注实验戏剧导演牟森，从此成为话剧圈最重要的摄影师。他不仅为实验戏剧拍摄，还拍摄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大戏。三十多年间，发表图片一万余幅、文章近百万字。著有《当戏已成往事》。

谁是李晏？

没有人比黄磊这段话

说得更准确——

关于李晏，其实可说的很多。他算是个传奇人物，几乎在戏剧圈无人不知。他热爱戏剧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戏剧人和爱好者，他是狂热，甚至比狂热还要极端，他是疯了，请接受这种描述，因为他真的是。他几乎用相机记录了近三十年整个中国戏剧发展状况，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有戏剧活动及事件发生的地址，无论是中戏三年级的习作，还是一台彼得·布鲁克的大戏，他都在。甚至他还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参演了经典名剧《暗恋桃花源》，并且一演就是十年四百余场，虽然他的台词只有六句。总之，李晏是个传奇，他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历程中的“活化石”，他的镜头所记录的一切，未来可以称之为“历史”。

我不一定拍得最好

我只是坚持得够久

北青报：先问个特常识的问题，戏剧摄影和别的摄影它不同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拍剧照，最后是您被称为“中国戏剧摄影第一人”？是您拍的时间够长、持续跟随的原因吧？

李晏：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抓瞬间。只是跟其他摄影相比，它的不可预知性更强一些。除非你是之前看过好几遍，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剧中人的表情、情绪、灯光是怎么个变化。你要是来不及反应，就会错过一些。像现在用数码相机还好一些，一个你可以看回放，再一个你感光度可以调到很高。以前胶片的时候就没这个便利条件，之前民用胶卷一般都是到400度，400度拍各种东西已经足够了，但对于舞台摄影来讲肯定不够。以前我采取过的办法是，我把它当800度用，甚至更高，1250什么的，然后在冲卷的时候增加时间。这样能解决感光度的问题，但是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它的颗粒会增大，反差会加大，这样的话就不太有利于表现一些细节。

北青报：读您的《当戏已成往事》，写到导演田沁鑫第一次看您拍的剧照说“啊，拍这么好”，剧照拍得好和不好，关键在哪儿？

李晏：我觉得最朴素的一个标准就是别人喜不喜欢。要是不喜欢，你自认技术再过硬、拍得再美，可能也只是没有灵魂的一张照片。

北青报：那由一个很热爱戏剧的人来拍，和一个没那么热爱的人来拍，区别会在哪儿？

李晏：我觉得我不一定是拍得最好的，我现在之所以经常会有机会展示作品，是因为我坚持的时间够久，把这做成一个事件了。我认识的很多摄影师，像王晓溪、卢北峰他们也都拍过很多剧照。但他们拍这个是工作关系，可能这段时间负责舞台剧的报道，他就拍得比较多一些；等他不负责这一块内容了，可能他即使想拍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呢，因为一直处于一个业余的状态，工作跟这个没关系，也不属于任何剧团。然后本职工作时间又比较有保证，所以我能有大量的业余时间来拍。我其实一直是个业余爱好者。

北青报：您在新华社是做什么？

李晏：我在图书馆，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我1982年高中毕业就去了新华社，其实那个时候同学们都挺羡慕我，说你这也没考上大学，但这工作真不错。我也是觉得就这么下去吧，因为我们那儿有个新闻学院，将来通过新闻学院获得一个文凭，以后也有发展的机会。但我那时候就着了魔似的，非要考戏剧学院。

连考五年戏剧学院

人生是自己的选择

北青报：听说了，您1983年起就考戏剧学院，连考了五年，怎么就那么难呢？

李晏：我那时候傻，特别轴，我不懂得人家招的是学生，你只要是能把艺考这关过了就行，关键你的高考文化分得够。我老觉得我的专业成绩不行，然后就拼命看专业书。看的那书，后来有机会跟中戏的老师聊天，他们说研究生都未必能看到这些书，你看它干吗，我们又不是招老师。我就特傻，拼命准备专业课，文化课反而给忽略了。最后两年我知道这个了，倒是也参加了一个高考补习班，但一个是撂了那么多年了，再一个，后来觉得再考也没意思了，也不是特别上心。而且去上高考补习班的人家都是小孩儿，我都比人大好多岁，也不太好意思。

北青报：您那会儿想考的是导演系？

李晏：主要是考文学系。文学系、导演系，就这两个。因为我不会画画，没法考舞美系，然后身高不够，不能考表演系。后来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因为文学系、导演系那时候不是每年都招生，有时候为了更多一些成功率，只要是能考的我都报。所以我还考过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和表演系，也都没考上。其实主要是文化分不够，我每年都有一个学校会通过专业考试，不光是中戏，上戏我考过两次，中国戏曲学院考过一次，然后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各考过一次。

北青报：这么执着，那舞台是什么东西这么吸引您呢？

李晏：我一开始是喜欢文学，上高中的时候立志想当作家。后来有机会看了、知道了戏剧以后，感觉戏剧比文学诗歌更有表现力。我对电影也感兴趣，但是觉得戏剧它那种特质，就是现场性、一次性这些不可预知的东西，都比电影更有魅力。

我在第一年参加完中戏考试之后看了一部剧，其实是这部剧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就是徐晓钟老师导的《培尔·金特》。之前对易卜生的了解，都是因为他的《玩偶之家》，对这部剧完全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那个剧是易卜生晚年写的，他把他的一生借培尔那个人物进行了一个回顾，所以非常深刻，也非常博大。就是因为看这部剧，我一下子真正爱上了戏剧。以前想干这一行可能还有点出于一些虚荣心什么的，但看这个剧我第一次真正被深深打动。我是在现场看了两遍，电视上又看了一遍，就特别着迷。然后就决定第二年继续考，一年又一年，接着一直考到1987年。

我觉得这个跟人的性格有关。我的性格特点，比如不喜欢变化，坚持一件事要有始有终，它们造就了我。后边也是很多事情都证明了，比如我会谈一场旷日持久的恋爱，然后我开过一个小破酒吧，从第一个月就开始赔钱，一直赔到最后一个月。我居然坚持5年把它给开完了，就因为我当时签了5年的协议，一分钱没挣，还赔了好几万。

北青报：那部《培尔·金特》我没看过，它那么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儿？

李晏：很多，培尔一生起伏跌宕的那种生活，索尔维格的台词——“我的一生与你无关，是我自己的选择”，还有小鬼那句话——“咱们人生的下个十字路口再见”。这些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可能也正是最后落到这些上的时候，把我打动了。当时据说有一个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连看了一个星期，每次演出完都要打出个横幅，上面写着“人生的下个十字路口再见”。

1993年前后一个月时间里

认识了牟森和孟京辉

北青报：那后来您与戏剧又是在哪一个十字路口相遇的呢？

李晏：1989年我去学摄影，1992年毕业。然后1993年，特别巧的机会，在那一年前后一个月时间里认识了牟森和孟京辉。

最早是有一个搞平面设计的朋友旺忘望，我在他们家看吴文光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在里面看到了牟森。然后我就想，“怎么还有像牟森这样的人呢，这么搞戏剧？”以前跟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戏剧就像电影一样，得有龙标啊，得制片厂拍，个人怎么还能搞戏剧呢？

我就特别好奇，跟老旺说我想认识这个人。正好那时候牟森在排《彼岸》，我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跑去了。当时他们正好在装剧场，说剧场其实就是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一间大教室，比普通的教室要大一些、高一些。这么着就认识了，晚上一块喝酒，说起来他们需要报纸，牟森说“不行就明天找个废品收购站去买一点”。我就问：“你们要多少报纸？”他说“越多越好”，我说“我给你解决”。当时我工作的阅览室有好多报纸，正好还有一批没来得及处理。那时候有“面的”，第二天我就弄了一“面的”报纸给他送去了。然后他们就贴得一屋子上面下边全都是报纸。

我是第一次看这种剧。之前我看过一部牟森的剧，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就那个《大神布朗》，尤金·奥尼尔写的。虽然没怎么太看懂，但那好歹还是个传统样式，也是那种正正规规的镜框式的舞台。《彼岸》这个吧，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而且不是在一个剧场里头，就乱七八糟的，我都看懵了。然后我拍的剧照也是奇奇怪怪的，都不是我以前拍的那种风格。这些照片牟森还挺喜欢，他就让我多印一些，只要有记者采访，他就用我的照片，然后我这个照片就用在报纸上了。

我以前发表的照片都是社会新闻什么的，这个剧照也能发表啊？想想我之前考了那么多年戏剧学院，最后跟戏剧一点关系没有，就落一普通观众。现在通过摄影跟戏剧有了这么一个紧密的联系，哎，觉得这事可以干。

这是7月份的事。然后8月8日是黄燎原的生日，他那个文化公司当时在北太平庄那儿有一个办公地点，就招了好多朋友在那儿聚会。在那儿我第一次碰见了孟京辉和廖一梅。没过两天，我们去美院看一个什么展览。孟京辉也去了，为给黄燎原送照片，他当时正排《阳台》，黄燎原帮他宣传。结果黄燎原一看他那些照片：“你这都什么烂照片，都不清楚，也没人物什么的。”孟京辉说他真没有，不会拍照。正好我在旁边，黄燎原说：“你下午有事吗？没事你去帮他拍点照片吧。”我就去了，这么着然后拍了一些照片。我去孟京辉那儿是第一次进排练场，我才知道一个剧是怎么排成的。这比我当年考学还好玩，因为孟京辉本身他排戏就是很随便、很自由的一种状态。

等于这俩人又把我给吸引回来了。原来想以后就好好搞摄影了，我跟戏剧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了，顶多当个观众。但这一下子，还回来得特别彻底，直接进入了制作团队。然后就一来二去，正好那两年是他们俩的创作高峰，平均一年至少要有一部甚至两部戏，像1994年牟森是《零档案》和《与艾滋有关》，孟京辉是《我爱×××》。他们就带着我进入到这个圈子里头，在这个圈子里头就会认识更多的人，像田戈兵什么的，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特别幸运

赶上了中国戏剧发展的好光景

北青报：上世纪90年代初是英才辈出的年代，您一下就遇到了两个中国实验戏剧的重要人物。

李晏：牟森更早一些，他是80年代末的时候，自己要求毕业后到西藏话剧团。他说当时就是想离所谓的“主流”——主流社会、主流文化越远越好。结果到那儿发现根本不行，什么也干不了。话剧团的人恨不能一个月只出现一次，就为了领工资，也不练功，更不排戏。他觉得在那儿一点意义也没有。折腾几次之后，彻底跑回来，认识了蒋樾，然后认识了温普林，开始自己搞戏剧，《犀牛》《士兵的故事》什么的，结果没人没钱没枪的，最后就是到处笼络人。然后听说有一小伙子特别热爱戏剧，就去找孟京辉，让孟京辉给他当演员，孟京辉特高兴。就这样，等于是在一块儿做事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

后来孟京辉去考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一下儿考上了。他1988年刚上学的时候，正好那一批都是不安分的小孩，郭涛、胡军、史航、柳青什么的，各个系的都有。而且从他们的上一届开始就有军训了，他们入校的第一件事就给拉到郊区去军训。因为他们中戏学生少，也就不分什么，所有的男生一拨儿女生一拨儿，所以他们飞快地就打成一片了。等回到学校的时候，这些人已经都成了好哥们儿了。这校园又小，所以就是一有什么事谁嚷嚷一嗓子，其他人呼啦呼啦都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搞了好多事儿，还搞过小戏剧节，每个人都有作品，孟京辉自己的是《等待戈多》。

我就特别遗憾，早知道我就跟这帮人一块儿玩了，我何必去考什么戏剧学院，浪费那么多年青春。当然了，也不能说浪费，虽说后来我的摄影经过系统的学习，技术和设备都提高了，但是最重要的仍然还是在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当年读过那么多书，看过很多戏，我对戏剧多少有点了解，然后也正是因为这个，当我拍剧照的时候，一下子可能会比别人显得好一点。单纯从技术上来讲，我并不是最好的，只是因为我懂一点，所以我可能能预料到戏剧高潮的出现，那些一瞬间的迸发，我能抓取到，我有预感。

我以前讲座的时候一直会说两句话，一个，“并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我坚持的时间够久”；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是特别幸运，我赶上一个好时候。正好我开始关注戏剧的时候，中国戏剧迎来了它的发展。我在剧场里头看的第一部正式的剧，大概是1977年吧，叫《枫树湾》。之后是1979年，因为我有节目单，那是我收藏的第一张节目单，是北京人艺的《王昭君》。在那之前我还看过《救救她》，徐松子演的那个，大概也是1978年前后。然后一直到1983年我考戏剧学院的时候，其实之前我已经看过不少戏。

下一本书

将写新一代年轻戏剧人

北青报：那您那些照片，都是在什么时候拍的呢？现在不是正式演出都不让拍吗，一般都是在排练的时候？

李晏：以前早期的时候还没这个要求。那时候拿相机的人也少，尤其北京人又特别热情，甚至有的说：“你要不要跟我换个座位？我这座位好。”哪像现在，你这一有动静，旁边马上瞪你。现在大家自我保护意识也强了，“我这也是花钱来看戏的，凭什么要受你影响？”现在基本上，能在彩排的时候拍我就在彩排的时候拍，再一个，现在的设备可以做到完全无声，这样就会对观众的影响也非常小。

北青报：那像最早那会儿，您也不像人家有个报社记者身份什么的，那怎么进剧场去拍呢？

李晏：我就买票看戏啊。

北青报：哦，在看的过程中拍。

李晏：所以我早期的照片特别少，有一些，质量也不太好。我书里头用到了一些，但是做展览的话，那个太次的你根本就拿不出来呀。你像姜文他们毕业大戏1984年的，我还用那种小傻瓜相机，在舞台底下怎么拍呀。有好几次座位特别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鸟人》，我买票的时候只有二楼最后一排，你想想那即便是拿长焦镜头调它，一个是它那个角度就不对，它是个俯的镜，而且那个也太远，我那时候镜头顶多也就200毫米，这个距离只能拍个全景。所以老的那个《鸟人》我就是几个全景，中近景都没有。还有一次就是《洋麻将》，我记得特清楚，我是在二楼的侧面，你想想就两个人的戏，他们也不怎么动，都坐在桌子那儿。我就感觉离得特别远。

大多数情况下我还都是买稍微靠前一点的。我也没有别的消费，对生活要求也不是特别高，我的收入主要就用在这些上了，买书、看戏、看电影。我都收藏节目单，而且习惯把票根贴在节目单上。所以，我不仅能知道我是在哪儿看的，而且我能跟照片的角度都对上。

从1993年7月份认识牟森和孟京辉以后，我拍的剧照才一下子多起来了。那个时候因为相机不普及，所以一般我给他们拍了以后，他们也就用我的照片。我这人又不多事，完了还免费给他们加印照片，当然他们高兴了。所以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发表的全都是剧照。

北青报：您那本书《当戏已成往事》内容是写到哪年来着？

李晏：我写到2006年。从1982年开始，写了24年。我想攒攒劲再写下一本。第二本就是写新一代的年轻人，从最早的顾雷、邵泽辉、赵淼这些。因为我又特别幸运赶上了看着他们成长起来。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