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怎么选出来的？

全世界很多博物馆都有一两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藏品，是人们参观博物馆必看的展品。藏品成为“镇馆之宝”，最重要的是公众对它的认可。

法国卢浮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荷兰国家博物馆伦勃朗的《夜巡》，荷兰海牙皇家美术馆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德国柏林新博物馆中《埃及王后纳芙蒂蒂的头像》，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霸王龙骨骼，菲律宾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鳄鱼标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商代的后母戊方鼎，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南省博物馆的汉代马王堆T形帛画，都是公认的镇馆之宝。

也有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机构，大英博物馆这样世界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虽然藏品数量巨多，很多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说不出哪件藏品是代表该馆的镇馆之宝。因此，镇馆之宝只是民间的说法，很难确定统一的标准。

从一座博物馆几十万、上百万的藏品中找出一件镇馆之宝，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一难在形成共识，其二难在是否能够“镇得住”。形成共识是最难的，镇得住与镇不住只是相对而言。

所谓“镇馆之宝”，必须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稀缺性、重要性、不可替代性，必须能够表现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最大、最小；最高、最矮；最长、最短；最重、最轻；等等。

唯一性是比较容易确认镇馆之宝的标准之一，比如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大的恐龙、最大的鳄鱼，等等，都是同类藏品或其他博物馆难以企及的。独特性是镇馆之宝的基本要求，稀缺性往往表现在材质方面，重要性往往关联着历史和艺术的学术性。不可替代性是佐证历史或说明艺术成就重要性的重要证据。

艺术博物馆收藏着灿若繁星的历代画家作品，能够成为镇馆之宝的那一定是最为突出的。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尽管它没有《最后的晚餐》那样巨大的幅面，也没有严密而复杂的内在结构以及经典的题材内容，可是，如果没有《蒙娜·丽莎》，达·芬奇会黯然失色，卢浮宫也辉煌不再。仅仅是《蒙娜·丽莎》那神秘的微笑，就有无数专家研究和阐释过，还有蒙娜·丽莎的身世、达·芬奇密码，都是达·芬奇的其他作品所没有的。

荷兰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伦勃朗1642年36岁时创作的《夜巡》，是伦勃朗一生所画500余幅作品中最特别、最重要的一幅。该画以舞台剧的方式表现了阿姆斯特丹城射手连队成员的群像，射手们各自出钱请伦勃朗创作。可是，完成之后射手们却不满意，因为每个人在画面中的大小、位置、光线明暗等不尽相同。

由此他们发动市民不择手段地攻击伦勃朗，闹得整个阿姆斯特丹沸沸扬扬，最终酬金也由5250荷兰盾削减到1600荷兰盾，最为严重的是此后很少有人来找伦勃朗画集体肖像，画商们也疏远了伦勃朗，使得这位伟大的荷兰画家63岁时在贫病中去世。该画一直被荷兰王室所收藏，直到19世纪荷兰国家博物馆成立后成为该馆的藏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方鼎以832.84千克的重量成为中国青铜器之王。它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为防止方鼎落入当时侵华日军的手中又被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6月，当时安阳政府的一位陈参议劝说藏家把方鼎上交政府，重新出土后运到南京，并于1948年首次在南京展出。

1949年，方鼎拟运台湾而先期抵达上海，因为飞机舱门宽度不够而不能上飞机，又回到南京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由此可见，围绕着镇馆之宝，通常都有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和传世过程，它们自身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而研究的新发现又更加丰富了镇馆之宝的内容。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基本上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不能移动的，也有相应的国家法律规定它们不能出国、不能出馆。如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中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中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都是钉在墙上的，什么时候去看都在那里。

而中国，很多镇馆之宝都在国家公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中，不仅是限制出境，就是离开自己所属的馆都非易事。它们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的主要展厅中，从展出空间的规划、展出方式的设计，展柜的安排等，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这个国家或博物馆的骄傲，它们并不是通过网络海选或讨论协商所产生的，也没有博物馆的公示，它们往往是社会的约定俗成。它们是在博物馆发展历史过程中，在人们对于历史和艺术的认识发展中逐渐产生的。因此，这种聚焦的历史过程，是镇馆之宝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