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59年，由于吴信泉怀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诚之心，毫不隐讳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报经总政治部批准，大会小会反复批判他，历时两个多月。
这是吴信泉和俞惠如第一次品尝到党内斗争的残酷。
在这段时间里，吴信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失眠和头痛病都犯了起来，体重一下子掉了10 多斤。
俞惠如看着心疼，心中愤愤不平。在那“一边倒”的形势下，根本不许你讲真话，只有讲假话才能过关，这对一向实事求是、从未讲过一句假话的吴信泉来说，是何等痛苦的抉择。在逆境之中，吴信泉非常镇静，没有说半句违心话。
俞惠如坚信讲真话没有错，她在精神上支持丈夫，在生活上照顾丈夫，每当吴信泉出门接受批斗时，俞惠如嘱咐他“保重，心要想宽些，保持平常心态”。
批斗结束回家，她上前迎接，打热水给他洗脸、洗脚，说：“你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党和人民会还你公道，时间会还你清白，历史会还你清白。”
俞惠如的话很灵验。1962 年 4 月 29 日，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下达文件，宣布给吴信泉平反。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信泉和其他炮兵司令部首长一样，挨批挨整，戴着高帽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或戴着高帽“游大院”，即在机关大院内“游斗”。吴信泉很倔，造反派叫他低头，他不低，批斗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扒下来，回家就让俞惠如给他缝上，俞惠如劝他不要缝了，他不干，坚持要俞惠如给他缝上，他说：“他们没有权力扒掉我的领章和帽徽，我又没有被开除军籍。”
当时，吴信泉在内心深处对“文化大革命”是有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在他的头脑中始终是清楚的，那就是不管形势如何瞬息万变，都要始终坚持做党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和党内生活的原则，不做不该做的事，不讲不该讲的话，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俞惠如同意丈夫的观点，支持丈夫的作法，安慰丈夫说：“他们今日斗这个，明日斗那个，天天打打杀杀，我相信他们长不了！”
造反派见吴信泉批斗之后回到家里，与俞惠如仍然亲亲热热，认为俞惠如对吴信泉划不清界限，于是，批斗吴信泉时，也把俞惠如抓去陪斗。造反派喊口号“打倒吴信泉！”大家都举手跟着喊，俞惠如不喊，也不举手。造反派问她：“为何不举手？”
俞惠如强硬地回答说：“他没有错，我了解他。”
造反派头头大声吼：“你敢对抗运动，叫你灭亡！”
于是造反派宣布对俞惠如 4 条处理决定：一、撤职查办；二、停止党籍；三、停止发薪金，每月发 20元生活费；四、半日劳动，半日反省。俞惠如不服，造反派说她“抗拒”。第二天早上，批判俞惠如的广播响彻炮兵机关大院，给她扣上“反党集团黑干将”、“牛鬼蛇神”等帽子，说她冒充“三八式”、“三反中查出的大贪污犯”、“王光美式的人物”。
大喇叭广播里，把俞惠如骂得真是狗血淋头，一无是处。
“拿处分来压我，我能服吗 ?”那天晚上，俞惠如写完日记，实在忍不住了，也顾不得吴信泉犯病，大哭了一场。
吴信泉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惠如，你是受我的牵连而挨批斗的，你没有错，要坚强，不要被他们狐假虎威、外强中干所吓倒。我从一个放牛娃走到今天，这是党的培养，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你也是一样，13 岁就任五河女子宣传队队长 ,16 岁参加八路军，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们都问心无愧。在这场运动中，我们要经得起党的考验。今后我们还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
吴信泉的安慰和鼓励使俞惠如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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