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这个“是”不仅仅是

只要是知识，不管哪个学科，名词都是最重要的基石，不能很好地理解、掌握学科最基本的名词，就相当于用了残次的建筑材料，学科大厦将极为不牢靠，不仅建筑起来费时费力，还很容易坍塌。
——坤鹏论

在开始新的对话录学习前，坤鹏论将针对《理想国》的学习分享一些相关的心得、收获等。

首先要分享的是理型论，它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一块重要基石，虽然后期的柏拉图也批判了自己的这个理论，比如：《巴门尼德篇》，而且后期的他也不再特别倡导理型，但是，如果不将其搞明白，必然会造成在理解柏拉图哲学的过程中无法把握其体系脉络，从而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

在讨论理型论本身前，坤鹏论认为，最最有必要的是，先来透彻地理解西方的“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应该算是我对于著名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王太庆相关文章的读后感。

正是这位大师的文章，多次为坤鹏论答疑解惑，解的基本都是根源性的疑问，所收获的则常常是那种一通百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深处的畅快。

感恩！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的文章比较咬文嚼字，比之前的内容更枯燥，但是，只要是知识，不管哪个学科，名词都是最重要的基石，不能很好地理解、掌握学科最基本的名词，就相当于用了残次的建筑材料，学科大厦将极为不牢靠，不仅建筑起来费时费力，还很容易坍塌。

一、思想的基点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突然被抛到了一个陌生世界，我们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将是什么？

一定是：这是哪里？

这个问题也相当于：这是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时，不就像上面这种情况吗！

当我们睁开双眼，发现周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满脑子都是“这是什么”。

于是，我们用尽自己所能，去看、去听、去闻、去摸，甚至去啃咬，就是想知道它们是什么。

而且，从婴儿到儿童这个阶段，我们基本都是在如饥似渴地寻找各种“这是什么”的答案，同时，“这是什么”的“这”基本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

可以说，正是因为知道了众多最基本的“这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才有了思考的基点，或者说，它们是思考的基本能量。

思想要有所思，所思的可以是现实的事物，也可以是概括的或抽象的东西，但是后者只是前者的概括和抽象，离开了前者就无法设想后者。

一个人可以浮想联翩，太虚神游，但是所有浮想又有哪一个不是源于实在事物呢！

完全脱离实在的思想者只能是疯子。

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还是集中的、提高了思想的哲学，都是如此。

也就是说，任何哲学都要以实在为基点，就算你信奉的是四大皆空，这“空”也得从“四大”说起。

当然，世间万事成物形形色色，不管是谁，都会闪现过“世界最初、第一个事物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等最原始的疑问，只是绝大多数人认为琢磨这些问题是吃饱了撑的，马上将其丢在脑后，只有哲学家才会认真地研究它们。

二、西方的“是”不仅仅是

对于人类思想基点的实在，中国人用“有”表示，西方人则用“是”表示。

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最根源性的区别所在。

所以，学习西方哲学最基本的关键就在于：

理解和掌握“是”这个字词的含义。

这关系到对全部西方哲学的理解正确与否。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苏格拉底前的那些古希腊哲学家，他们的理论其实都是“是论”，也就是说，“是”是什么，“是”是如何形成的，最初的“是”是什么等等。

而柏拉图则在前人“是论”，特别是巴门尼德的“是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他的理型论，也就是“是者”是什么（即“所是”），他认为“是者”是理型，因此，从本质上讲，理型论也是“是论”。

首先，让我们对西方的“是”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做个全面了解。

西方的“是”作为一个动词的原始意义是“起积极作用”或“有能力”；

在这个原始的“是”上加上主语，就表示“谁在起作用”或“谁有能力”；

再加上宾语，则表示“起什么作用”或“怎样起作用”或“有什么能力”；

如果“是”和时间、空间联结，就成了“在何时何地起作用”。

所以，和汉语相对照，西方人说的“是”有以下三个意义：

第一，广义的“起作用”，相当于我们传统哲学中的范畴“有”；

例句：There is a book（有一本书）

第二，判断中的系词，相当于我们的系词“是”；

例句：This is a book（这是一本书）

第三，用于时间、空间的动词，相当于汉语的动词“在”或“存在”。

例句：That book is in my bag（那本书在我书包里）

要注意，西方人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在”这个动词，说在何时何地的时候，用的还是“是”，比如：“我在北京”就说成“I am in Beijing”。

在西方哲学翻译中，对于“是”，较早时候一般译为“有”，现在则常译为“存在”，但是，不管“有”还是“存在”，都不能涵盖上面的三个意义。

对于译为“存在”，王太庆认为，其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存在”的含义和时间、空间密不可分，比较受限，就像不能把food译为馒头，因为馒头虽然是food，但food却不等于馒头；

二是，存在”这个词不能明确地表明“本体”而非“属性”，比如：“人存在”、“鬼不存在”，就是指属性而非本体；

三是，“存在”没有“是”的含义，而“是”的意义偏偏是西方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也是异于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

显然，汉语中没有一个具有“有”、“是”、“在”三个意义合一的词语，更早的时候，对于这种不可译的外国词语通常会采用音译的办法，比如：般若、逻辑等。

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因为字面没有汉语的意义，所以从根本上消除了望文生义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的缺点是，难理解和不习惯。

据此，以王太庆为代表的翻译家认为，因为“有”和“存在”太容易引起不恰当的联想，所以还是译为“是”更为合适，对于“起作用”、“能够”这样中文“是”没有的意思，则可以通过加以说明来克服。

那么，如果选择“是”的话，一些经典的西方哲理就要有所改变了。

比如：巴门尼德的哲学理论就不是“存在论”，而是“是论”。

他那著名的“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则要改成：

它是，它不能不是；

它不是，它必定不是。

这里的“它”泛指研究的对象，“是”指“起作用”，“它是”的意思为“起作用的”，即“是者”，“它不是”为“不起作用的”，即“不是者”；同时，“是”还兼为系词“是”和“存在”的基础，而不单是系词“是”和“存在”。

而接着的“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也不能说出的”也得改为：“不是者是你既不认识，也不能说出的。”

巴门尼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是”是想不通的，如自相矛盾；“是”是想得通的，如是者不能不是，所以，“能被思维”和“能是”是一回事，这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

换句话说：可以言说、可以思维的必定是，反过来，不可言说、不可思维的就必定不是，这就是著名的思是同一或思是合一，只有这样才会有真理，“思”是被思想。

思是同一中的逻辑是，如果“不是”，就是不起作用，自然也就不会有对其的言说或表现，那么也就寻找不到思想，因此，在“是者”之外，思想是无物，也将是无物。

让我们再用黑格尔那奇妙的语言理解一下：“思想产生它自身，被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思想；思想与被思想的‘是’是同一的，因为在‘是’之外，在这伟大的肯定之外，思想是无物。”

所以，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因为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

后来，智者派由此推出：“一切真理，没有错误；因为错误是‘不是’，‘不是’是不可思议的。”

再比如：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也要改成：

我思，故我是。

也就是说，我思想了所以我在起作用，我是本体。

如果用“在”，也就是存在，则是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结的，但是，笛卡尔的原文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三、柏拉图发展出理型论

可以看出，巴门尼德的出发点是肯定“它是”，即“那个起作用的”、“那个是的”、“是者”，否定“它不是”，即“那个不起作用的”、“那个不是的”、“不是者”，认为，“它是”是唯一认识真理的途径，他强调理性、否定感觉，肯定“是者”是一个。

但是，对于“是者是什么”的问题，巴门尼德并没有直接回答，从残篇和古代记述看，他只说到“是者”不生不灭、不动、完整、不可分等。

而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的学说的基础之上给出了他的“是者是什么”的解答，也就是理型论，是者就是理型。

他将“理型界”和“事物界”分开，认为事物分沾着理型，属于事物界的人凭着分沾理型可以逐渐靠拢理型，这就是灵魂的回忆。

后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批评了自己的理型论，并找出了失败的原因。

接着，他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也批评了理型论。

该理论最大的毛病在于：理型与事物的分离以及理型与理型的分离，柏拉图在意识到问题所在后，在《智者篇》中进而论证了种的联合，指出各个理型通过自者而相通，从而解决了分离的问题。

另外，饱含神秘主义色彩的理型论，是和一神论者意气相投的，所以，成了许多后世一神论者试图表达一神概念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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