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关于京剧《虹霓关》

关于京剧《虹霓关》

吴小如

偶从2008年第4期《书屋》杂志上读到一篇署名蒋蓝的随笔，题为《从霓虹关到斯德哥尔摩》。其中谈到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虹霓关》。我从文章内容发现作者大约根本没有在京剧舞台上看过这出戏，因此对剧情和剧中人的叙述分析都有错误。本文不想对蒋文论点有所评述，只想谈谈京剧《虹霓关》的剧本和演出情况，属于考证性质。蒋文是从《黄裳散文选集》中《芥川的话》一文引发的，所谈主要针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看了梅兰芳演出《虹霓关》后对此戏的评价，并涉及黄裳先生本人的观点。由于蒋蓝对剧情及剧本渊源引述有误，所以他批评黄裳先生的论点完全无法令人同意。我以为这样的做法是很不慎重的。

首先，这出戏的剧目是《虹霓关》，不像作者题目和文中所称的《霓虹关》。“虹”是早晨或黄昏雨后初晴日光通过水气折射出的七色彩带光圈，古人误认为是动物，故写作从“虫”、“工”声的“虹”。“霓”是在“虹”的外围有时出现的另一光圈（七色彩带排列顺序与“虹”相反，颜色比“虹”暗淡），古人也写作“蜺”，并认为雄的是“虹”，雌的是“霓（蜺）”。蒋文说此戏原名“红泥关”（这是由于从前艺人文化水平关系讹写而成），并说有钞本又名“黄土关”（此钞本我未见过，不敢置评。但蒋文所说的内容均见于陶君起先生的《京剧剧目初探》中，可见也是从第二手资料钞来的）。既然讹作“红泥”，则必非“霓虹”可知。现在城市中的“霓虹灯”或作“霓红灯”，乃是根据英文neon音译而成，与古汉语中的“虹”、“霓”完全是两码事。

其次，蒋文认为京戏《虹霓关》源出今人陈荫荣讲述的评书《兴唐传》和单田芳讲述的评书《隋唐演义》，因果似亦倒置。盖明末清初出现的《隋唐演义》和清代前期出现的《说唐全传》两种文本，其中并无“虹霓关”故事，显见戏曲另有所本。陈、单二位的评书文本是当代产物，我怀疑其中有关《虹霓关》的故事乃是根据戏曲情节后加上去的。至于京剧中女主角只标“东方氏”（故剧名又名《东方夫人》），无名字；其夫为镇守虹霓关的主将，由武二花扮演，在剧中是被王伯当射死的，名“辛文礼”，不姓“新”。

然后再谈京剧头二本《虹霓关》舞台演出实况。姑以梅派演出本为依据（其实此戏渊源甚早，并非梅派独有，今不详论），头本以东方氏为主角，由刀马旦应工，梅先生演出即自扮东方氏。头本演到东方氏生擒王伯当为止，中间有秦琼等人过场戏，还有一场由虹霓关一个小武官（小花脸扮演）穿白孝服手拿哭丧棒出来插科打诨，目的在于给旦角留出换装的时间，然后进入二本。

二本的主角由东方氏改为丫环。这个丫环在头本中本由花旦应工，是配角；及王瑶卿、梅兰芳等创造出花衫这一中间性质的行当，又给丫环加上了一段二六转流水唱段，于是变成主角。梅先生在二本中即改演丫环，东方氏由二旦（亦称贴旦）扮演，过去归姚玉芙配演，梅氏晚年改由张蝶芬配演。一般只演到王伯当假意许婚，不带洞房，全剧即结束。丫环在唱词中说明她明知东方氏不该恋色忘仇，且认为主妇居心狠毒，但还是顺水推舟，向王伯当劝降。可见剧作者封建意识还是很浓厚的。

毛世来从富连成出科后，自挑大梁以旦角挂头牌演主角，曾演过头二本《虹霓关》，有“洞房”一场，毛世来扮东方氏一人到底。这里有个重要情节，即王伯当许婚为虚情假意，并发誓言，说自己如有二心，将来被乱箭射死（后来王伯当保李密降唐，李密复叛，王与李果然在“断密涧”被唐军乱箭射死，应了誓言）。“洞房”一场，东方氏亡夫辛文礼显魂，王伯当大义凛然，谴责东方氏不报夫仇，反与己成婚，终于将东方氏杀死。东方氏见到亡夫，有撺帐子、翻抢背等扑跌功夫，一般没有武功的旦角是无法表演的。如观众看过“洞房”一场，只会感到惊险恐怖，绝无蒋文所说“飘飘欲仙”的感受。后来毛世来找到一出更冷的传统戏《十二红》，此戏既有色情表演，同样有撺帐子、摔锞子等扑跌功夫，便把《虹霓关》搁置起来了。

此戏二本的东方氏并无大段唱工。陈德霖曾由文士孙某撰词，陈自编唱腔，于东方氏出场时加唱八句西皮慢板，并由高亭公司录有两张唱片（事在1925年，由孙佐臣操琴）。但并未在舞台上正式演出过。据《京剧剧目初探》，不少地方剧种均有《虹霓关》这一剧目，看来京剧也是从地方戏的老剧种移植过来的。

最后我想说，如果一位作者没有见过实况演出或原始文献，便对一出戏大发议论，我以为是十分欠妥的。

2009年春写于北京

（摘自 《文汇报》）

附录：

从霓虹关到斯德哥尔摩

读《黄裳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4年9月2版），书末有《芥川的话》一篇，讲述芥川龙之介观看梅兰芳主演京剧《霓虹关》的感想。黄裳说芥川此文出自《侏儒的话》一章，我手头恰好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芥川散文集《侏儒的话》，实出自《批评学——致佐佐木茂索君》一章。芥川的文章很短，却大有深意。
戏剧有所本，是根据长篇评书《兴唐传》（据清乾隆年间话本小说《说唐》改编，又名《大隋唐》）而来的。20世纪30年代，北京评书艺人品正三在家传《隋唐》的基础上，觅得双厚坪《隋唐》的书道儿，熔煮一炉，在北京书坛上颇有代表性。陈荫荣得其师品正三所传此书，再予加工，详细讲述了《隋唐》全本，经人整理得140万字，取名《兴唐传》，于1984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隋唐英雄——程咬金、秦琼、罗成、裴元庆、杨林、单雄信、李元霸、王伯当等等，每人的形象都鲜明而挺立。尤其是程咬金，虽然也被塑造成一个莽夫，但是他又不同于杀性十足的李逵，他粗中有细，宛如清泉泻石，堪称《兴唐传》里塑造得十分完美的英雄。但是贾家楼聚义时排名第六的王伯当呢？就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说唐》中，王伯当具有“一踩几头翘”的机滑，兼有神射绝技，属于瓦岗寨一员不可或缺的勇将，最后跟李密叛唐，被万箭穿心，应了“马上摔死英雄汉，河中淹死会水人”的惯例。但在评书中，王伯当被赋予了过多的粉墨，面目十分模糊。没有什么神箭，王伯当只是有万福不当之勇，号称“拼命勇三郎”。王伯当超越武功的神来之笔，是霓红关收妻一役。陈荫荣的《兴唐传》和单田芳的《隋唐演义》对这一伦理矛盾处理得大不相同。《兴唐传》中的霓虹关的女将是新文礼的妹妹新月娥，向王伯当求亲。其间，新文礼夫妇自刎身亡。王伯当觉得新月娥是以一己之私而忘了手足亲情，狠毒妇人心，因此在取关时，新月娥为了爱情，飞奔上马连武器都没带就开城门去迎接他的单方情人，可是王伯当一枪就将新月娥刺于马下，展现了铁血英雄的血性一面。但在《隋唐演义》里，女将的名字改成了东方玉梅，成为了新文礼的妻子。因为新文礼为人残忍，平时总是虐待东方氏，所以新文礼战死后，东方夫人报仇之心并不太重。经程咬金辍合，王伯当娶东方氏，最终以大团圆而告终。
但戏剧里的求爱与求欢，就复杂多了。“虹霓”原作“红泥”，清抄本有《黄土关》，东方氏名赛金，为东方煌之妹。东方氏美艳逼人，她蛮靴窄袖，枪马绝伦，誓欲为夫报仇，血刃王伯党，以泄此恨。始与瓦岗诸将遇战，不数合瓦岗将皆败北而退，继而见王伯党至，其部下偏裨牙卒，无不咬牙切齿，格外奋勇，以助夫人威。咸以为夫人此际，一见仇人之面，“夫人甫启齿问罪，即一阵眼花缭乱，手震颜沩頳，娇躯险些从马上坠下，继而复四目向观：我这里觑个出神，他那里也瞧个饱，按兵不动，弄得两下里的兵丁都惊诧不定，并且惊诧了一阵，也都个个看呆。”东方氏的凛冽杀气立刻化为一见钟情，表示只要对方愿意投降，就以身相许，并把虹霓关拱手交给瓦岗寨。这是一个爱情高于一切的选择。洞房花烛夜的那晚，东方氏的前夫显灵，大红的喜帐变成了哀悼的白幕。但经过东方氏一番奇怪而坚贞的言辞，阴魂退却，东方氏与王伯当于烛影摇红中飘飘欲仙。据说，剧情引人之处，是在于东方氏勇于冲破礼教的行为。问题是，如此爱上杀夫仇敌的极端女权的美满爱情，体现了怎样的人性呢？
芥川龙之介回避了这个人性之问，而着迷于“不是男人猎获了女人，而是女人猎获了男人”的中国道德谱系，并例举出了除《霓虹关》以外的《董家山》《辕门斩子》《双锁山》《马上缘》等等，烈女们对自己婚姻的“霸王硬上弓”，也展现了巾帼伦理的另一面。对此，芥川没有下任何结论，他只是引了一句胡适对他讲的话：“除了《四进士》之外，我否定整个京剧的价值。”可是芥川认为：“这些京剧很有哲学，哲学家胡适面对这个价值，是否多少能够缓解他的雷霆之怒呢？”这个反问寒光一闪，立即隐没在自由主义的和煦春风里了。倒是黄裳先生直接谈出了自己的观点：“《霓虹关》触犯的封建规条是双重的，不仅表现在‘女人捉男人’上，这女人还是个身穿热孝的寡妇，她一下子就‘背叛’了亲夫，投入‘敌人’的怀抱里去了。这样的作品在过去京戏舞台上可以幸存，并能盛行，想想也是有点稀奇的。”黄裳先生此文写于1982年，二十多年来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追问。
东方氏没有走上潘金莲的自救之路，丈夫殒命于战事，但杀死丈夫的仇敌却亮出了更为犀利的武器：美姿容、好风仪，不但立即让复仇的血液平息，而且在平息的波涛上翻卷起爱意的涟漪。这就意味着，王伯当具有“沉默的塞壬”一般的威力——比歌声更为可怕的，是她们的沉默。如果说这一切变化都可以在传统人性里找到解释，那么，当亡夫显灵破坏婚庆场面时，容光焕发的东方氏那一番奇怪而坚贞的言辞，却是最大的亮点。据说，解放后，此戏多不演《洞房》一场。因为在逻辑上实在找不到自洽的办法。
这个逻辑如果有的话，就是所谓的爱情。问题是，东方氏的一见钟情，就必定能产生了爱情吗？王伯当乃手下败将，顺其虎须，保全小命，但老天还追加了一个金元宝，获得了女人的满腔痴情，并为组织上夺得了久攻不破的霓虹关。一场身体革命的戏剧，就这样热烈上演了。
如果所谓的爱情至上论可以成立，证据倒是可以联想的。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130个小时之后，以歹徒放弃而结束。几个月后，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匪显露出连绵的怜悯，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心理学者想要了解这份感情的成分，是否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
学者指出，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斯德哥尔摩情结”——
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但是，作为东方氏人质的王伯当，彻底颠覆了这个纸上算式。他才是真正的胜券在握者，他的大本营——瓦岗寨却并未受到劫持人质者的任何要挟。反过来看，东方氏无疑已经成为了情欲的人质，她依次交出了复仇之火、身体、情欲和地盘，并成功抵挡住了亡夫阴魂的威胁；王伯当虚拟出来的强硬，一点一滴（绝对不能一口应允）地松软，处于对方思想工作的不懈蚕食，并在女方一步一步交出所有底牌后，昔日的英雄铁血，终于以联姻的名义而土崩瓦解。无情未必真豪杰，在这一强弱联合的组合当中，强者东方氏是以弱者的袅娜身影进入历史叙事的，败者王伯当却昂首挺胸地步入了色、智、勇三位一体的殿堂，成为了男人们的样板工程。
这就意味着，传统男权文化哺育出来的情（性）妄想，偏偏要加诸于貌美如花的女性，让她背负起简直不堪负载的道德重量，来匡扶男权秩序的建筑大梁，使得庙堂中人以及大量的观众，获得了空前的新伦理快感。这样的心态，在《聊斋志异》里同样大量存在，那些自荐枕席、出钱置地、委曲求全、亲自洒扫、不图回报、只求真情交流的狐媚女子，不但成为了小男人们仇恨社会、图谋不轨的安抚剂，而且也让他们的形而下之欲得到了合理排泄。这样的男权版神话，以女性樱桃之口来娓娓道来，既获得了更广大人民的首肯，又暗合了男权情欲逻辑，更推卸掉了不是自己喊出“万‘善’*为首”的责任。然后，他们对着孔庙，隔着衮衮华服打了一串响屁……
把《霓虹关》的主角与“斯德哥尔摩情结”比较一番，还可以发现，西方人忒老实，只知道就事论事，全不如浸在传统文化里的文化人，可以让女人铁肩担道义，委以重任，去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这种虚构出来的感情交易，无以名之，姑且叫“男权文化的意*情结”，实为国粹之主力军。
我写此文，丝毫没有鄙视梅兰芳先生的意思。早年，鲁迅先生话中带刺地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1934年11月，鲁迅化名“张沛”在《中华时报•动向》上又发表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文章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亡……在鲁迅此文写作前后，《虹霓关》上演率较高，以至于次年梅赴苏联演出，爱森斯坦邀请他拍摄一段有声电影，选定就是《虹霓关》里东方氏和王伯党对枪那一场。从这些情况分析起来，鲁迅、胡适反感京剧，似乎也可以从《霓虹关》之类题材里，联想出一些缘由。
黄裳先生以为，“指导着《霓虹关》里东方氏行动的思想，就决不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而是当时的一种‘异端’。”黄先生真是老先生啊，当真是异端么？异端就是危险思想。再看看芥川是怎么说的：“所谓危险思想，就是把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真是妙哉。想当年，诗人布罗茨基以带血的流亡之路，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的天堑小道，再看看近年中国作家们急吼吼地进军斯德哥尔摩的踉跄步伐吧，也许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把自己整容成三位一体的王伯当，就不愁前路无知己了。

——《书屋》200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