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私精液到输出子宫：泰国“亚洲代孕王国”的兴衰变迁史……

泰王国驻广州领事馆发布了一则十分奇特的“公告”。

公告的内容，是警告在华的泰国女性公民“远离代孕产业”——

通知里头是这么写的：

近期泰国驻穗领事馆接到广州公安局通报，称广州警方抓获了4名涉嫌违法受雇代孕的泰国人。

对此，领事馆想提醒在中国境内的泰国公民，在中国代孕是违法行为，希望所有泰国公民不要以身试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商业代孕涉嫌“拐卖妇女、儿童” 罪，涉案者有可能将被处5年以上监禁，情节严重者或将面临死刑以及罚款。

至于发布代孕相关信息，以及联系代孕的中介也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被处3年以上监禁，甚至终生监禁，并处以相应罚款。

特此通知

这则不算太起眼的“通告”，为人们揭开了一个“跨国商业代孕”地下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也让大家记起了一些关于泰国的“古早记忆”。

那一个，泰国仍然被称为“亚洲子宫”的，并不算太遥远的时代。

原来，那个我们以为早已成为往事的一切，到今天，仍在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

“代孕三大案”：

被突然终结的“亚洲子宫”

许多人都还记得，泰国曾经——确切地说是在2015年之前——被世人称为“亚洲子宫”。

之所以叫“亚洲子宫”，当然指的就是“商业代孕”。

较为先进的生殖健康医疗产业、低廉的价格、数量庞大的“代孕母亲”、便捷的出入境管理和模糊松懈的法律管制——这一系列的“先天优势”，曾经让泰国成为了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商用子宫”。

在此前，泰国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去“管理”甚至“定义”商业代孕。

毕竟，一个连妇女本身都可以摆在芭提雅海滩的“爱情超市”上公开兜售的国度，当时还没有这个闲心去做那样高端而烧脑的立法。

十月怀胎，获得几十万泰铢的报酬，无论是在泰国贫困妇女的眼中，医疗机构的眼中，还是政府官员的眼中，都是一场你情我愿，皆大欢喜的生意。

经过30年的发展，到了2014年，商业代孕在泰国成为了一项远近闻名的“标志性产业”。

每年，商业代孕为泰国带来40亿泰铢的收入。

来自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中日韩的客户，源源不断地来到泰国购买商业代孕服务。

中国客户处于某种奇葩的心态，喜欢将中国籍代孕母亲送到泰国来接受代孕手术，怀孕后再返回中国生产。

欧美客户则没那么麻烦，直接向泰国母亲提供精卵（男同性恋伴侣则只需要一半），然后等待泰国代孕母亲分娩之后，将婴儿送出泰国。

然而，将“人类”本身作为商品，迟早会闹出乱子。

2014年，“甘米案”、“重田案”、“卡门案”等三宗涉及商业代孕的“惊天大案”接连发生，引爆泰国舆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泰国代孕产业的巨大争论。

泰国政府订立新法规，开展全国整顿，如火如荼的泰国“商业代孕黄金时代”，突然间敲响了丧钟。

先来回顾一下，“代孕三大案”是怎么回事吧。

最早的一宗，是“甘米案”。

2013年底，一对澳大利亚夫妻委托泰国女子帕塔拉蒙代孕生子。

不幸的是，在怀孕四个月时，龙凤胎中的男婴被确诊为唐氏综合症（先天痴呆）。澳洲夫妇要求她堕胎，帕塔拉蒙却以“有违宗教信仰”是理由拒绝堕胎，并表示“她自己会照顾甘米”。

到了2014年7月，帕塔拉蒙生下一对龙凤胎。

孩子出生后，澳洲夫妻“冷血抛弃”了患病的男婴甘米，只带走了正常的女婴，并给了帕塔拉蒙一笔钱。

很快，帕塔拉蒙向媒体曝光此事，并哭诉自己“无力抚养小甘米”，请求公众对她伸出援助之手。

消息传出，澳大利亚和泰国两国都炸了锅。

人们对冷血的澳洲夫妇大加挞伐，同时对帕塔拉蒙大加赞赏，帕塔拉蒙抱着甘米的照片，传遍世界，一时之间她完全被塑造成了“感动澳洲”的道德楷模，“为代孕宝宝奉献青春”的人间圣母。

最终，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澳大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纷纷出面，给予“唐氏宝宝”和泰籍孕母帕塔拉蒙澳大利亚国籍，并由政府津贴承担母女二人的生活费用。同时，澳大利亚和泰国民众在网上众筹，为帕塔拉蒙筹集了巨额的捐款。

有些人开始怀疑，帕塔拉蒙之所以坚持生下甘米，就是为了获得澳大利亚的国籍和捐助，而进行的一场“长线操作”。

但不管怎么说，整件事情，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

第二个案件，也是最著名的一妆奇案：重田光时案。

这个案件更有名的名称是——“日本男子代孕13子案”。此案一度成为世界级热闻，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事件过去不算久，大家估计都能有点印象。

2014年8月，泰国政府接到报案，发现一栋公寓楼里生活着13名由保姆照看的婴儿。他们的父亲居然全都是同一个人——24岁的日本青年富商，重田光时。

一开始，泰国警察以为这日本人在拐卖人口。

最后调查发现，日本人原来真的就是想多要几个孩子，于是通过代孕，在泰国生下了13个孩子，还有两名代孕母亲已经怀孕待产。

更猛的是，重田光时在日本已经养育了四名代孕生下的孩子，在柬埔寨还有两个代孕的子女——全部代孕儿女人数超过20人，并且还在继续。

据重田光时自称，他就是钱多，喜欢孩子，要生下1000个代孕孩子，建立一个大家族，最终达到光靠自家人就能“赢得大选”的境界。

不要说泰国警察，就连全世界都没见过这种骚操作。

泰国大怒，一度将所有婴儿扣留在泰国，不允许重田光时带回日本，并传唤重田光时到泰国出庭受审。

不过最后的结局，泰国法院还是把13名婴儿判给了他们的“日本父亲”。重田光时也对孩子们不错，在泰国、新加坡、日本都买了房子，请了保姆，照顾自己的这“一群儿女”。

“重田光时事件”之后，泰国政府终于受不了了，开始强力整顿泰国代孕产业，并在2015年7月30日通过新的《代孕法》，全面禁止商业代孕。

从那天开始，泰国境内一切商业代孕都沦为“非法”。唯一合法的代孕，仅限于“亲属之间的自愿代孕”，代孕母亲必须是“求子夫妻”的亲属，并且孩子出生后并不属于夫妻，要通过“过继”的方式合法转到求子夫妻的名下。

结果，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宗震动泰国的“卡门案”。

2015年7月，美国人戈登•莱克和他的西班牙丈夫曼努埃尔•巴莱罗，通过泰国的医疗中介机构，委托一名泰籍女子为两人诞下一名女婴。

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取了一个十分具有西班牙情调的名字——卡门。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母女平安，交款提人，眼看一切就要完美收官，让人始料未及的意外却出现了。

代孕母亲发现他们是同性恋后，居然不让他们带走宝宝。

泰国代孕母亲称，自己突然转变态度，无关这2名男子的性倾向，而只是“担心孩子和她的未来，担心她落入人贩子手中”。

这场纠纷惊动了泰国政府，泰移民局随即宣布，由于泰国已经明令禁止商业代孕行为，因此无论泰籍代孕母亲是否同意，女婴都禁止被这对西方“夫妻”带出国境。

不过，西方同性恋夫妇没有放弃，而是躲在泰国的秘密地点，聘请律师打官司。并且在网上开展了“感人肺腑”的舆论攻势，又是网络直播，又是痛哭流涕，很快便逆转了舆论风向，得到了全球十几万网友的联署支持，呼吁泰国政府“让卡门回家”。

也有些分析认为，泰国代孕母亲之所以“临时变卦”，是为了效仿“甘米事件”想要母凭子贵鸡犬升天，或者——单纯只是想要加钱。

最后，2016年4月，泰国终审法院判决——孩子归美国父亲。

经过“泰国代孕三大案”的洗礼，泰国开始严格执法，重点打击，严厉惩处境内的代孕机构。

按理说，从那时起，泰国在理论上正式脱离了“亚洲子宫”的时代。

东南亚地区的代孕产业链，也开始向老挝、柬埔寨转移。

然而，泰国的“海外商业代孕”时代，却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转入地下：

泰国“亚洲子宫”的新时代变体

2017年4月，泰国发生了一桩，非常奇特的“新闻”。

当时，泰国海关发现一名叫做倪迪农的男子，频繁来往于泰国、老挝两国，并且每次都带着一大罐制冷液氮。

终于，当年4月27日，泰国海关将此人扣押——结果发现他夹带的“走私货”居然是精液！

一个泰国人，受日本人的雇佣，将中国人的精液，从泰国走私的老挝……

你说，这是要干什么鬼？

很快，真相查明。

原来泰国人走私的，是来到泰国购买代孕服务的中国人的精液——由于泰国已经禁止商业代孕，因此泰国诊所，在接到了中国客户的订单，以及“原料”之后，又偷偷背着中国客户，把精液走私到老挝，将代孕业务转移外包到了老挝，在老挝进行代孕手术，再将怀孕的泰国或者老挝女子带到中国境内分娩。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泰国“代孕天堂”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跨国代孕产业链”。

泰国和中国，都禁止在境内进行代孕手术，但却没有规定“代孕女子不能在境内分娩”。

这就像中国人在缅甸、越南、澳门赌场里赌博一样，绕开了法律的监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从2010年以前开始，中国代孕产业便已经将“工厂”转移到境外。

客户只需在中国境内与代孕机构签订一份“医疗咨询”的合同，支付1万元人民币的定金。之后客户便和中国籍代孕母亲（中国客户偏好中国孕母）飞去泰国，在签订正式合同之后开始手术，并在等到代孕母亲初步确定怀孕后飞回国内。

在中国国内，代孕母亲通常会用客户的名字在私立医院挂号，方便在婴儿的出生证明上直接登记客户的名字，便于日后报户口。

一次成功，公司可从一次代孕服务赚取约15万元的利润，代孕母亲可以赚到15万元的佣金，其余则由这条生产线上的泰国诊所、保姆，生产的医院分享。

泰国在2015年禁止商业代孕之后，“代孕手术”的基地转移到柬埔寨和老挝。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愿意当“代孕母亲”的中国青年女子，越来越难找。加上代孕在中国受到严厉打击，因此有些中国女子拿了定金就消失，代孕机构也没办法。

最后，“跨国代孕业”在新环境下，又进化出了一种终极形态。

“境外受孕，国内待产”——

近年来，越南女子、泰国女子，在中国境外通过手术受孕，然后直接来到中国境内的“月子中心”长期待产。

东南亚女子经过了体检、签订了合同之后，来到中国充当代孕母亲。注册语言课程，拿到可在中国停留一年的留学生签证。

她们会获得一笔20万元人民币的“代孕佣金”，以及每月3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住在公寓里，有保姆照顾饮食起居，每天休息、看电视、锻炼、偶尔接受“客户”的探视——直到在中国境内分娩。

2019年4月，中国警方开始对这种代孕机构进行专项清理。中国东部各省许多持“留学签证”的东南亚女子被警方查获遣返。

一旦遭到遣返，代孕母亲在“禁止代孕”的国家生下的孩子，就很难在中国登记户口。

于是，这些代孕母亲，往往只能终止妊娠。

这就是泰国驻广州领事馆发布的《切勿涉足代孕通告》，背后故事的起源。

对于“代孕是否违背人伦”，这个话题太大，老汉在这里不做评论。

子宫里的东西，或许未必不能成为商品。

美国三州、俄罗斯、乌克兰有成熟合法的代孕，并且代孕母亲基本不会遇到什么伦理责难，反而会得到一种“送子观音”式的道德光环。

但是，这种“商品”毕竟还不是一般的物件，毫厘的偏差，便是毕生的噩梦。

如今，中国，泰国已经禁止商业代孕，柬埔寨在2016年之后也立法禁止商业代孕，参与代孕会被控以贩卖人口的重罪。

欧盟各国，也完全禁止商业代孕。美国少数州允许代孕，但价格昂贵；俄罗斯和乌克兰，逐渐成为全球的代孕中心。

唯有老挝，尚无明确立法，但老挝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技术水准和服务质量”如何，不得而知。

对于中国人，即便在合法代孕国家进行代孕，在国内登记户口时，也会遇到种种麻烦。

代孕，依旧是一条充满风险和艰难的道路。

即便不考虑以上那些因素，这门生意也经不起任何的意外。

如果孩子有先天疾病呢？

如果孩子的代孕母亲，突然变卦呢？（毕竟对于大多数的国家而言，‘生者为母’还是一个难以撼动的法律原则）

如果代孕母亲被捕，孩子被限制出境呢？

如果孩子长大后，遇见亲生父母，甚至被要求承担赡养义务呢？

如果你的冒险，成为了下一个“卡门”、下一个“甘米”，你的余生该如何面对自己当初的抉择？

还是，你以为自己也是重田光时，可以兜底一切风险和意外？

不孕不育，或者同性婚姻者，想要一个孩子——这种想法与渴望，我没有资格去批判。

但是，老汉自己，并不推荐他们去寻求代孕。

子宫不是银行，在另一个人的子宫里将一个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余生孤注一掷，并非什么安全可靠的选择。就算你能买断一个子宫，也承包不了变化莫测的命运。

想要孩子的人，如果不愿自己生，那么还是去领养一个吧。

毕竟，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是“情分”，最靠不住的东西则是“血缘”。

假如你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孩子从哪一个女人的子宫里出生，那么又为何，要执着于那个孩子血管里，是否流淌着你的基因呢？

与其投身一段有进无退的赌局，不如为人间，化解一些木已成舟的痛苦，为孤独的孩子，奉献一次有家可归的渴望——

也许会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