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之战：司马迁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

秦朝末年，在刘邦、项羽奋力推翻秦朝之际，在北方大草原上发生了一场巨变，冒顿发动政变，射杀了父亲头曼单于，成为匈奴新一代单于。随后，冒顿掀起了一场可怕的侵略狂潮，先后击败北方各大势力，第一次统一了大草原。

南方的楚汉争霸中，刘邦击败项羽，成为了华夏共主，建立了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汉朝。

冒顿的匈奴代表游牧文明，刘邦的汉朝代表农耕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难以调和，注定会发生冲突，而汉匈之战也拉开了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2000余年的战争序幕。那么，汉朝与匈奴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班固《汉书》倾向于主战，司马光《资治通鉴》倾向于主和，那么司马迁《史记》倾向于主战还是主和？

汉匈之战始于刘邦时代，在汉武帝之前，汉朝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奉行的是防御战略，汉武帝上台之后，汉匈形势出现了巨大改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连战连捷，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开始，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在卫青、霍去病等攻打下，汉朝连战连捷，匈奴连战连败。公元前111年，赵破奴担任匈河将军，攻打匈奴直到匈河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让赵破奴无功而返之余，更彰显了汉朝的辉煌，为武帝时期的汉匈之战上半场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第二阶段是连战连败，上半场结束之后，汉匈展开了六年和谈，最终汉武帝再次攻打匈奴，从公元前103年浚稽山之战开始，到公元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结束。下半场战争中，赵破奴、李广利等人一败再败，甚至李广利后来深入漠北导致全军覆没，让匈奴重新掌控了漠北。

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写作于公元前104年，大约至公元前90年结束，因此司马迁是全程亲眼目睹汉匈之战的胜与败。那么，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对汉匈之战持有什么态度？

关于司马迁对匈奴的态度，《匈奴列传》是重要的篇章，客观描述了匈奴的历史，认为匈奴是夏人后裔，但这篇文章的最后，司马迁对匈奴“是战是和”的态度比较隐晦。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这段总结的大意是，孔子著《春秋》时，对鲁隐公、鲁定公记载得较多，但对鲁定公、鲁衰公记载的却比较隐晦，原因在于后者与孔子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有一定的忌讳（或许与此原因相同，司马迁也没有直接对汉匈之战表态），且他们也没什么炫目的功绩。如今很多人想要获得一定权势，错误的不考虑汉匈实际情况，天子根据他们的言论来做决策，所以“建功不深”。帝尧虽贤，但不能依靠自己完成大业，得到大禹之后才让九州咸宁。因此，要想发扬光大圣王的传统，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司马迁罕见地重复“唯在择任将相哉”，说明他认为如何处理汉匈关系，与天子选择的将相有关，但该选择主战的将相，还是选择主和的将相，他也没有明说。当然，这是司马迁不便直接批评天子，而将责任推给大臣，就像他批评王翦不能辅佐秦始皇行德政一样。

显然，从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他既无“主战”思想，又无“主和”思想，态度比较模糊。但结合孔子著《春秋》，以及批评时人“不参彼己”、不考虑汉匈实际情况（而导致汉匈之战下半场接连惨败）来看，司马迁在写《匈奴列传》时，似乎更倾向于“主和”的思想。

汉武帝晚年，攻打匈奴一败再败，导致国内经济崩溃，汉帝国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夕，再继续下去就会像当年的秦王朝一样，因此迫不得已之下，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轮台诏》，承认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可以说，如果不是后来的昭宣之治为西汉续命，汉武帝可能就是西汉的罪人，乃至是亡国之君。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司马迁反思下半场的汉匈之战时，产生了一定的“主和”思想，其实也实属正常；如果汉军继续连战连捷，司马迁可能未必会这么想，《史记》中记载了一则惨败之前的事迹可以说明。

在汉军凌厉的攻势下，匈奴连战连败，主动向汉朝求和亲时，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酷吏列传》里记载博士狄山主张和亲，认为和亲虽然屈辱，但用钱与和亲能换来和平，能让天下太平、百姓幸福，这是大好事，而反观当下长期的战争，导致百姓穷苦、国内经济崩溃，还不如和亲实惠。

于是，汉武帝问狄山：“我派你去治理一郡，可以挡住匈奴吗？”狄山说：“不能。”武帝问：“那一县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那一鄣（边塞要地之寨）呢？”狄山害怕，就回答说：“能。”之后，武帝派狄山去治理一个边塞上的鄣，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来犯，把狄山的头斩了。最后，司马迁补充了一句说：“自是以后，群臣震慑。”

这是汉朝“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一次交锋，最终汉武帝以实际行动证明，汉匈之间当时很难和平，被斩首的狄山就是明证。

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司马迁主和，或许就没有必要如此详细地记载这一段事迹，可以用春秋笔法——“武帝派狄山守边”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偏偏详细记载了主和派的糗事，无疑说明他不太认同主和派，似乎又更倾向于主战派。

既非“主战”，又非“主和”，那么司马迁会是骑墙派吗？其实司马迁的态度很简单，就是他批评后期主战派时用的四个字——“不参彼此”，反过来也就是要“参彼此”。

自刘邦起，匈奴不断犯边，不仅让汉朝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白登之围与和亲政策，也让汉朝无比屈辱，因此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策，司马迁并不反对。在取得上半场辉煌胜利后，应该“参彼此”，因为汉朝消耗了大量实力，国内本该进入休养生息阶段，对匈奴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未必一定是强硬的军事攻打，但很多权贵为了个人利益，不断怂恿或附和汉武帝继续出兵攻打匈奴，以至于导致下半场的一系列惨败，和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崩溃。

说到底，司马迁不反对战争，也不反对和亲，问题的关键在于“参彼此”，根据汉匈实际情况来决定是战是和。所以，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批评当时主战权贵，却又在《酷吏列传》中隐晦地批评了主和狄山。

更为重要的是，汉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之后是“昭宣之治”，前者给汉武帝积累了物质基础，后者抚平了汉匈之战的创伤，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汉匈之战是一场值得褒扬的胜利。但如果没有“昭宣之治”，汉武帝可能就是一个亡国之君，犹如后世的隋炀帝。

班固在写《汉书》时，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了汉武帝的胜利，所以给予汉武帝高度评价。但司马迁看不到后面的“昭宣之治”，面对凋敝的民生、无数的流民，他不知道汉帝国将走向何方，将有何结局，所以很难给汉匈之战一个正面的褒奖，只能留下“唯在择任将相”与“参彼此”的反思。

与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是，司马光时代不仅重文轻武，而且他还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王韶拓地千里，后来还要将王韶打下的地盘“还给”西夏，因此他痛批汉武帝穷兵黩武，更倾向于与匈奴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