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2页。
共同的对话基础导致了英格兰人对含蓄表达（understatement）的重视。爱默生说：“英格兰人说话留七分，躲开最高级形容词，闭口不说恭维话，而且他们声称：在法语中一个人不撒谎就无法讲话。”或如莫罗阿（Maurois）的观察：“如果你是世界网球冠军，你就说：‘是啊，我网球打得不太坏。’如果你独自驾一只小船横渡了大西洋，你就说：‘我作点儿划船运动。’”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尤其鄙视说话夸张，满口恭维，滥用华丽辞藻。
英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反讽（irony），以及比反讽更热辣的形式——讽刺（satire）。从乔叟，到莎士比亚、蒲柏和斯威夫特，再到奥斯汀、王尔德和沙利文，英格兰的许多伟大作家都是此中高手。帕克斯曼描述道，在艾伦·班尼特的剧作《故国》（Alan Bennett, The Old Country）中，一名叛国间谍是这样思考英格兰的：“我们是在反讽中孕育的人，我们从子宫游进了反讽——反讽是羊水；它是银海；它是他们僧侣般的事业的水泊，冲走了罪孽、目的和责任。打趣却又不打趣，介意却又不介意，认真却又不认真。”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中小学教育有很大一部分花费在学习如何掌握反讽和讽刺这两种修辞艺术和文学技巧上。大部分英式幽默的关键是玩语言游戏，说反话，向对方传达隐蔽的信息。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发现，反讽式的幽默是英格兰今日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习惯于不说出心里的真意；反讽、自嘲、含蓄、拐弯抹角、语焉不详、佯装礼貌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本性，是做英格兰人的要素之一。这种独特的头脑构造是从小培养的，我们的儿童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一般已经掌握了迂回吹牛的艺术，也已经有能力自嘲地吹奏喇叭了。”
反讽要想奏效，听众必须能够读懂言下之意，也就是能够分享一个话音的隐蔽而间接的含义。英格兰文化中有太多共同的价值观和话题可以分享，这使得反讽和讽刺能够风靡全国。
反讽的第二个背景因素是权力平等和不平等此起彼伏。最明显的例子是政治生活。18世纪是英格兰反讽和讽刺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德莱顿（Dryden）、蒲柏、《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等等。最近几十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欧国家，因为那里的政治体系受到了某种掌控，明明有太多现象值得批评，却不允许公开批评。同样，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hypocrisy）和言不由衷也为王尔德、萧伯纳等人的反讽敞开了大门。人们不得不迂回地攻击政敌和社会权势。
许多反讽和讽刺玩的是一种礼貌礼仪的喜剧。当然这不是英格兰的独家把戏，法国也充满了反讽，其中翘楚是莫里哀、拉辛伏尔泰的作品，然而奇怪的是，法国的讽刺有一种不同的风味。有时它更痴迷于宫廷生活，也更尖酸刻薄，英格兰的反讽和讽刺可以非常恶毒，不过一般却并不恶毒，如简·奥斯汀那样，更像是猫儿似的抚弄。它的最佳境界是，某种隐藏的含义蓦然击中了听者或读者，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们也不能确定究竟是有一枚真炸弹还是一枚想象的炸弹。
幽默很可能是英格兰人最重要的文化特点，这个事实是一种广泛的语境，其中反讽占据了格外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不打算赘述，仅从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就此问题的长篇论述中摘录一个文段：“英格兰人对幽默并不拥有一种全球垄断，然而他们的独到之处是，幽默在英格兰日常生活和文化中无处不在，其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实际上，英格兰人的每一场对话和每一次社交互动都至少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揶揄、戏弄、反讽、俏皮话、嘲笑、双关语、讽刺、含蓄表达、幽默的自嘲、挖苦、对华而不实的讥诮，或者纯粹的胡说八道……当他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就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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