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观照下的成都“水城”历史浅探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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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都历史上河湖水系相当完整，城内水网交织，舟桥众多，人们亲水而居。成都城与水的格局经历了两江绕城、两江抱城到江环城中。近现代以来，成都城区内部分河渠湖池消失，而与水有关的历史地名，历经千百年，依然活跃在现代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由此，结合文献资料，可知成都“水城”的历史风貌和水环境的变迁。

地名；水环境；历史；成都

引 言

2000多年前，都江堰建成之后，岷江之水在成都平原上延伸出许许多多支渠，构织起清水荡濛的水网。1100多年前，杜甫在《宿府》诗中称成都为“江城”。历史上，不少文人学者都将成都与江南水乡类比，视为“水城”。

近现代以来，成都部分河渠、湖池消失，水城风貌已不可觅。成都是否如古人所言，是一个河渠纵横、舟桥众多、人水相亲的水城呢？水城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其实景已不可考，不过，与水系有关的桥梁、街巷、政区等地名很多得以保留。它们见证了成都城市的发展变迁，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内涵。本文试图通过地名，结合文献资料，探析成都“水城”的历史风貌和水环境的变迁。

一、地名的主要性能

地名的主要性能是指地名所具有的主要性质和功能。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体赋予的专有名称。按最常用的地理属性，可分为自然地理实体名和人文地理实体名。前者是自然存在的地理实体名，包括山名、水名，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等地形区名；后者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形成的地名，包括行政区域名、人工建筑名、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等。

地名具有定位和指示的作用。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自命名之日起即具备自然与文化的胎记，随人类活动而积聚丰富内涵，拥有社会性、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

地名的命名、演变始终与社会有关。地名由少数人称说到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公认，要经过一定的传播和筛选过程。它来源于社会，也服务于社会。例如，位于老成都西门外的茶店子，清末民初成灌公路尚未通车时，一刘姓人家在此搭棚卖水，因而得名，后来逐渐形成集市。1939年，成都县县长陈子路为使自己历史留名，不顾士绅及群众反对，将茶店子改名为子路场，但群众不承认“官定”场名，“茶店子”的称呼沿用至今，并用于社区、客运站和地铁站名，广为人知。

地名反映不同地域的特点，带有地域性。例如，中原地区农村习称的“赶集”，四川盆地的人们谓之“赶场”。因此，在鲁西南、豫东北和皖西北地区，以“集”为通名的地名很多，在四川盆地以“场”多见。

地名蕴藏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语言、地理环境的某些内在规律，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关方面的真实记载。例如，成都历史上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在城市内形成分工不同的商圈和街道，如金丝街、银丝街、铜丝街、打金街、打铜街、珠市街、棉花街、纱帽街、暑袜街、磨坊街、染房街、烟袋巷、灯笼巷、豆腐街、锣锅巷、羊市街、草市街，等等。此类街名的存在，不仅反映了成都历史上的商贸情况，还说明城市生活乡村化。

在地理环境方面，地名可以反映水文情况、矿藏分布、植被分布与变化、城镇范围和地区归属等。例如，珠江三角洲一带，水网密布，河汊纵横，素称“鱼米之乡”。那些纵横的小河汊，当地人称为“涌”。反映在地图上，带“涌”的地名很多。“圳”，系田畔小水，或是小溪、河溪，也多用作地名。深圳，即因本市与九龙、新界间有一条颇深的小河得名。

因此，地名是人类历史的化石，是民族文化的镜像，为后人进行历史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成都城与水的格局演变

成都西面和北面为群山环抱，山高谷深， 因处于东南季风的迎风坡，在地形的抬升作用下，降水十分充沛。 其上发源了大大小小几十条河流，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岷江和沱江即源出其中。 成都平原历史上丛林密布，湖沼遍野，一到夏季降雨季节，河水暴涨，水患相当严重，故有“泽国”之称。 唐朝岑参《石犀》诗云： “江水初荡谲，蜀人几为鱼。 ”

4000多年前，成都平原上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成都平原近代考古发现，大量史前城址都分布在河流故道周围。杜宇王朝以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鹃城）为都城。这是因为郫邑位于成都扇形冲积平原的中脊线上，地势较高，水患相对较少。其后的开明王朝，向东开凿排洪水道，将岷江流域的部分洪水分出，为古蜀先民定居成都创造了基本条件。

开明王朝洽蜀300余年，因洪水危害和治水的需要，古蜀国都由郫邑迁至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之后又由新都迁至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华阳）。至开明九世，成都平原的水患治理已初见成效，国都再一次由广都迁至成都。成都作为全蜀首府的地位从此固定下来。

（一）两江绕城

秦惠王二十一年（前316年），秦灭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公元前311年，秦相张仪和郡守张若按秦都咸阳建制兴筑成都城。成都建城史即从此开始，几千年来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秦时成都城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蜀郡守治所位于此；西为少城，是成都县治所在和铁官、盐官、市官等商业机构所在地。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蜀郡守李冰主持建都江堰。都江堰将岷江水分成两条：一条沿原先河道流入长江，称为外江；一条经凿开的山体引入成都平原，称为内江。这样，既能分洪减灾，又可灌溉通航。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州治大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由此可知，当时有两条江从成都城西南流过，江上建有７座桥。“两江”即郫江、检江（后又称流江），分别是今锦江府河和南河的前身。

西汉扬雄《蜀都赋》进一步描绘了两江与城的格局：“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珥”是耳环，一边一个；“市”，指商贸市场。意为两江像对称的耳环一样，从城西南市场两侧并流而过。其中，郫江距城近，又称内江；检江距城稍远，又称外江。

郫江和检江，均由都江堰而来，流经今郫都、温江，在成都城外大致呈平行状态，从城西南向东南，形成两江绕城的格局。之后，两江继续向南至今彭山，与岷江干流汇合，最终流入长江。

秦、汉以来，成都大城少城都未扩展，虽常有修葺，均属培补性质。城西南因运输和用水之便，逐渐成为交通枢纽及物资集散之地，在两江之间发展成为南市和西市。直至唐代，两江绕城的格局没有大的变迁。

（二）两江抱城

唐代中叶，成都人口增加。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元年（742年），成都共有16万余户人家，居全国城市第三。中唐以来，特别是玄宗避难成都后，在东郊建设规模宏伟的大慈寺，东郊逐渐繁荣。

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韦皋，在万里桥南开设新南市，街道四通八达，人户稠密，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谓：“开拓通衢，水之南岸，人逾万户。”成都城已经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

晚唐时期，南方南诏军两次进都。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记》：“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战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河池泥汁，澄而饮之。

为加强军事防御，拓展城区面积，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主持修建了外城。外城大体呈方形，周长25里，如罗裙样环绕旧城，故称“罗城”。同时，在城西北修筑縻枣堰（今九里堤），将南流的郫江改道，使其折而向东，绕城北垣和东垣，南下至城东南角合江亭处，与检江汇合，形成又宽又深的护城河。改道后的郫江当时称清远江。

自此，成都城北、城东、城南三面滨江，城西依垣挖堑，引水为濠，既筑起一道城防线，又增添了一道新的城市景观。成都城与水的格局自秦以来的两江绕城，一变而为两江抱城，并持续1100多年。以后各代，成都城虽经多次修筑，但布局并无大的变化。

20世纪以来，成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向四周扩张，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两江环抱的城区成为城市中心，成都城与水的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形成江环城中的新景观。

三、成都地名与水环境

千百年来，成都的地名口口相传，或见诸文字，成为彰显地域品格特殊信息、承载乡土记忆的历史文化遗产。

2014年10月1日，《成都市地名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历史地名”是指1949年10月1日前形成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地名，应予以保护与传承。2017年２月，《成都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发布，共收录成都历史地名1007处，其中街巷类历史地名732处、建筑类历史地名120处、名胜古迹类历史地名32处、山水形胜类历史地名33处、政区（区片）类历史地名90处。

在33处山水形胜类历史地名中，以“江”为通名的有３处，以“河”为通名的有11处，以“池”为通名的有９处，以“溪”为通名的有２处，以“堰”为通名的１处，以“沱”为通名的１处。

在120处建筑类历史地名中，以“桥”为通名的有73处，以“码头”为通名的有７处，以“渡”为通名的有１处。

在732处街巷类历史地名中，以桥梁水系命名的有62处。

从以上可以看出，成都历史地名中，与水系有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地名历史悠久，最早的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最晚的出现在100多年前。尽管它们所表称的江、河、池、桥等，不少已经湮灭，但因地名具有纪实性和稳定性，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城与水的关系，看到成都水环境的历史变迁。

（一）与水系有关的主要地名

１.河流

（１）锦江。锦江是成都市区的主要河流，分为府河段和南河段。府河的前身是郫江，起于郵都区团结镇石堤堰洞子口，绕城北、城东而流，止于彭山县江口镇，全长973公里。南河古称检江、锦江，起于送仙桥，绕城西、城南而流，在合江亭与府河汇流，全长5.6公里。锦江的齡与西贼盛的蜀锦业有关，因在江中濯锦，故称“濯锦江”。

锦江历史上河道宽，水量大，船只可达东南沿海。唐朝诗人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即是当时锦江的真实写照。明清之时，受成都经济地位下降和水量减弱影响，锦江水运逐渐萧条。

锦江为成都的宜居生活与良好城市形象奠定了基础，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河道淤积、生产生活排污等，锦江水质渐渐变坏。有一首打油诗这样说：“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水质变坏，70年代鱼奸绝代，80年代洗马桶盖。”府河与南河甚至被称为“腐烂河”。

1992年，成都开始启动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历时５年完成，获联合国人居奖。“府南河”当时只是工程名称，后賴叫越响，大规代“锦江”之势。如果“锦江”之名因现代治水工程被人为湮没，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也将随之冲淡。2005年，府南河被正名为锦江。为便于表述具体方位，府河与南河分别被称为锦江府河、锦江南河。

（２）沙河。沙河古称升仙水，为自然河流，起于今金牛区洞子口，自北而东，至东南中环内侧汇入锦江。“沙河”之称始自元、明两代。时至今曰，沙河与锦江府河、南河是流经成都市区的主要河道，被称为成都“三河”。

（３）金河。金河位于城中，流经商贸繁荣和百姓聚居区域，穿城斜出状如衣襟，故本名“襟河”。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由四川节度使白敏中主持开凿，斜贯成都东西两侧，沟通两江，城内外水系开始成网。北宋天禧年间，王觌任成都知府，将其分为四沟，散于居民夹街之中，城内水道更为密布。20世纪70年代初，因建人防工程，金河被填平。

（４）御河。明代修筑皇城时，为駐皇城安全，同时也为便于就近取土筑城，便挖了一条环绕皇城的城壕。城壕连接水系后，外通金河，内通摩诃池，故名御河。20世纪70年代初被填埋。

此外，在山水形胜类历史地名中，解玉溪、绳溪河已湮没，清水河、江安河、摸底河、肖家河、饮马河等，至今仍奔流不息。

２.湖池

古代成都，城内外湖池众多，既有天然形成的，也有人工挖掘的。千百年间，旧的湖池游塞填平，新的湖池开辟更名，绝大多数已湮没无闻。留下较多文献资料的，有万岁池和摩诃池。

万岁池始建于秦代成都城的兴建。当时筑垣取土后，一个个大坑遂成湖池，兼具蓄水、泄洪、生活用水、景观美化等功能。《华阳国志》记载：“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

宋代的万岁池水面很大。《宋史·王刚中传》载：“成都万岁池广袤十里，溉三乡田，岁久淤淀，刚中集三乡夫共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粧。”万岁池湮没后，其具体位置现已不可考。

摩河池位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附近，始于隋朝，为修建子城，取土城中，蓄水而成，总面积约500亩。据唐代卢求《成都记》，“摩诃”意谓此池广大有龙。蜀永平五年（915年），前蜀皇帝王建修建新皇宫时，将摩诃池纳入宫苑，后扩建皇宫，环池修筑宫殿、亭台楼阁。作为游览胜地，摩诃池久负盛名，李白、杜甫、陆游等都曾作诗吟咏。明清时期，摩诃池逐渐被填占，至1914年则被全部填平作为演武场。近年的考古发掘，已经确定摩诃池的东、西边界。

历史上，成都城区池塘众多。《成都光绪三十年城区图》上清晰显示，当时的半边桥、龙王庙旁边都有河流，一些沿河地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池塘。后来人口增多，池塘尽被填平占用，现今只能从街道名称上见其概况。如王家塘，原为王姓家族聚居，有池瞎三口；大塘坎，原本有大约10亩莲藕池塘。其他如白家塘、墨池、方池、洗马池、上莲池、中莲池、下莲池、高笋塘等，由其名皆可推知，其地曾经池水盈盈，或人家聚居，或种莲栽笋，等等。

３.桥梁

河流多，桥自然就多。傅崇炬在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中说：“城内之桥，有无形者，有有形者。无形者，平铺街市中，人不易觉。有形者，横跨流水上，尽人皆知。古桥甚多，废不可考。”据其统计，当时成都城内外有名可考的桥有192座，大大小小，平桥拱桥、铁、石、竹、木，不一而足。

除了河流，为排泄雨水和积水，城内还兴建了通向城外的排水大沟。沟的数量、走向、长短、深浅在各个时代不完全一致。为便于行人通行，这些沟上建有简易或永久性桥梁，如青龙桥、玉带桥、状元桥、双庆桥、桂王桥、落虹桥、双凤桥等，即傅崇炬所谓“无形者”。这些桥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街名可供人们了解过去市区沟渠的分布。

成都现存古桥很少，但以“桥”为通名的则不少。在120处建筑类历史地名中，以桥命名的有73处。在街巷类历史地名中，以桥命名的有48处。其中，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负盛名的当属万里桥、九眼桥和驷马桥。

万里桥位于成都市老南门，又名老南门大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该桥由此得名。万里桥曾是成都的一个重要码头，酒楼客栈众多，人群熙来攘往，为热闹繁华之地。1995年，因交通发展需要，屡经兴废的万里桥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大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大桥。

九眼桥最初修建于明朝，位于锦江府河与南河交汇处，为９孔石拱桥，故名。九眼桥是锦江上最大的一座石拱桥，桥的南北设有米市、柴市、盐市等，两岸有水陆码头，为川江重要物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1988年，九眼桥上游不远处的一环路上架起新桥，老桥于1992年被拆除。

驷马桥坐落在成都城北２公里处，本名升仙桥。相传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第二次北上长安行至该桥时，在桥柱上题“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后相如果官授中郎将等职，乘驷马高车荣归，此桥因而得名，现桥已不存在。

（二）历史上的水城风貌

都江堰引水入成都后，郫江和检江流经城西北时，又各自分为若干支流，如摸底河、犀角河、沙河，以及已经消失的金河、解玉溪等等。这些支流再分为若干细支，由此形成了发达的水系。正是这些丰富的河流水系，造就了古代成都的水城风貌。

傅崇炬在《成都通览》中说：“四川虽属山国，而成都实为泽国，因江河贯通，水利溥及也。水源皆发于岷山，或资灌溉，或利舟楫”；“（成都）东西相距340里，南北相距275里，中数百万顷之平畴，数十带之江河流域，罗列贯串，与江浙之形势同一比例，在秦时所以有陆海之称也。”他认为，同江浙一样，成都堪为水乡。

早在唐代，杜甫在《宿府》诗中，直接称成都为“江城”（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他不仅看到“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而且自己所在的村子就是“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所住草堂更是“舍南舍北皆春水”（《客至》）。“江城”可谓实至名归。

历史上，不少人把成都的水乡景致与江南类比。

后蜀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留下近百首《宫词》。她描述了摩诃池的极致美景：“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去碧波中。”

南宋名臣、文学家范成大曾任职成都，他在《吴船录》中说：“自侍郎堤（今九里堤）西朽秦岷山道中，流渠汤汤，声震四野，新秧勃然郁茂。”“至郫县······郫邑屋极盛，家家有流水修竹。”在城内合江亭一带，他看到“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

直到近代，沿河筑屋、傍水而居，小桥流水，舟楫往来，依然是成都的一大特色。

给老成都人留下美好记忆的金河，从西到东穿城而过，河上桥梁众多，沿岸每隔一段建有台阶，供停靠船只、上下客人、搬运货物等。“穿城数武复渡桥，扁舟轻棹疑江南”，足见当时水城盛况。

金河上的青石桥，曾是市中心的一个主要码头。每天清晨，运送粮食、蔬菜等日用品的小船，来来往往，在青石桥形成了成都市中心最兴旺的早市。因取水方便，金河边的一条街上还聚集过几十家染房，生意兴隆。20世纪40年代以后，金河水量减小、河道淤塞，不能行船，水乡人家的景逛观逐渐消失。

此外，像历史地名中的柴码头、盐码头、烟码头，皆位于锦江府河沿岸，从其名字即可知道，它们以柴、盐、烟等商品漕运而兴，码头附近即是柴市、盐市、烟市。所有这些，构成了古代成都城的日常生活图景。成都“水城”的由来于此可见。

结 语

成都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历史上河湖水系相当完整，城内水道交织成网，舟桥众多，人们亲水而居。近现代以来，成都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占地不断扩大，城区内大量河池沟渠消失，或局部断流，加之水污染等问题，历史上的“水城”美誉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与水有关的历史地名，历经千百年，依然活跃在现代生活中，显示出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

无论古今，水都是影响城市形态和功能的重要自然环境因素。一个城市少了水，就少了灵气，城市的生态、文化、休闲与情趣也相应失色。在建设公园城市的背景下，成都已经新建不少湖泊、湿地，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成都应进一步加强以水为脉的城水关系，将全市河流、湖泊等贯通起来，通过水水相连，复兴活水成都景象，再造当代水城风光，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文化品位，强化城市形象特色。

来源：《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 第5期

作者：冯凌宇

选稿：甄艺涵

编辑：邹怡思

校对：王 茜

审定：袁 云

责编：刘优华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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